图：Johann Gottfried Herder***哲学是否会变成彻底私人性的？或许它本来就是私人的。语言不是私人的，但是思想和有关生活的体验是。***我想，所谓“如果真想清楚了，就能讲明白”的真正意思在于：如果思想足够清晰，语言也就容易传达其含义。但这句话的含义预设了语言和思想的同一。深刻且独特的思想，其微妙之处恰恰是既定语言用法总难以触及的地方。最深刻的思想，应该是这样的：话讲得很清楚，但总剩下某种尚待发掘的线索，也就是话所讲不透的东西。***尼采的模型：（1）音乐有生理-心理（文化）的效果，催吐剂给肠胃、身体带来了更直接的效果，这些都意味着，生命/身体本身有其“理性（身体的大理性）”，这些理性给出了关于身体符号-事件的阐释，“Pathos als Realität”。（2）语言使人际交流成为可能，并塑造了对自己、对彼此的意识，以共同的语言来相互交流，其前提是：使得那些至多只是彼此相似的身体符号-阐释被视为彼此等同者、跃到生命理性之“上”的“意识理性”。（3）这样的意识理性也在相互的承诺中要求真理，乃至将意识中所把握的视作真理，并要求行为符合这一真理认识、配套以自主的而非随意的行动，这也就意味着，有某种冲动以意识理性之名主宰着行动。***我们根本就不是在用语言思考！我们只是在用语言主动地把思维调动起来，然后将思考的东西传达出来，传达给自己（意识）的同时也传达给他人。首先是刺激—图像。为什么我们不能设想一下，我们的思考实际上是基于这些图像的呢？乃至对于心盲症者，他们用更隐秘的图像。***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了这一点：语言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而不是思想内在的、固有的工具——更不是感受所固有的工具。但是，语言确实是能够改变思想，这种改变（过程），我认为是这样的：类比球拍运动的发展史。难道球拍决定了运动员的手势、步伐各种各样的身体移动吗？当然不是，而且，球拍的使用技术是可以发展的，比如我们熟悉的乒乓球。球拍并没有决定技术本身【语言也不决定思想本身】，但是，技术的铸就和发展确实是利用了球拍。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天才哲学家并不熟悉哲学史，或者说不熟悉哲学家们的（通用）语言，但依然能够走得很远，甚至更远。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是，使用语言的时候涉及到什么机制，这种机制如何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产生变化（是否有些准-规律，甚至规律），如果没有语言，这种机制的运作是什么样的——比如，一个没有心盲症者，不断运动和变换的图像，形成了某种朴素的推理机制。类比-同一化-推理：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几乎无法让我们感受到类比（类比始终是属于图像的）了，一旦我们严格对待语言，为了“最”有效的交流，我们得保证“同一化”的彻底，这样每一步就走得无比准确，让所有人在原则上都能够理解同一套语言/说法。***一切都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揭示，揭开这一层面纱，还会有，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认为，尤其是，为什么有这样的直觉。不管是物理学给出的描述，还是，尤其是，我们对人造事物的理解，没有任何解释就是彻底自明的了，貌似思到了又猜破了这层意图，也总是觉察到：不够，远远不够。事后来看，也确实是挖掘不尽，总有千般“更深的”解释。肤浅粗俗的东西倒像是额外产生的垃圾，比如华丽的辞藻和天马行空的解释分析，本质上都是垃圾。任何深邃的、无穷的宝库，能够从中获得多少，完全取决于我能走多远。为什么它们如此深邃，这似乎是我们不能知晓的，我们只能凭借有限的探索和“深邃”的直觉——这个直觉本身也是深邃的——去“发现”深邃。 ***并不是语言是否符合它所讨论的对象、事情，因为在讨论这个的是人，是感受或思想着的人，所以，是语言所表达的思想是否符合这些事物。那么，语言是不是做好了传达的工作，这涉及到第一层“符合”，语言是否符合思想，然后，这一点却取决于交流之间的人，说话者把话说出来，但说出的语词-声音自身是没有意义、没有想法的，需要听话的人读取，也就是说，听话者把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思想，从说话者所使用的语言中读取出来。语言本身不存在符合与否的问题，思想本身也没有自己与自己是否符合的问题。终归是，我们思考着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一方面被认为是不取决于思想活动的存在，有其自身，而另一方面，它们出现在思想里，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出现、被表象、被理解。符合不可能出现在后者的情况——讨论所谓康德式现象界内的真理，完全沦为了心灵内在形式的自我观察（尤其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喜欢这么说），这根本就跟“真理”无关，完全背离了我们对“真理”概念应有的规定；既然这样的对象已经在思想活动之中，我们已经很难辨明这些呈现的形式究竟哪个是对象自身带来的、哪个是思想自己的织造（对象）方式，这里讨论真理既毫无由头，也就毫无意义，根本“用”不上。只有思想明确将自己所思考的对象自身视作不取决于思想的存在时，它才会怀疑，自己对思想对象的思想也即这些对象在思想中的呈现（Erscheinungen）究竟是不是对象本身就有的。“绿色”和“红色”在非色盲的人类群体中是通用的“货币”，我们可以有意义地讨论这个东西是红的、绿的，根本不需要区分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也就是说，不使用颜色这种日常语言，使用光学的科学语言，那在色盲那里也能通用，或者我们想象那些没有颜色表征但能够理解物理学和数学的存在，我们用红、绿的语言是无法跟他们沟通的，但是，我们可以用科学语言跟他们沟通）；但是，为什么对象本身不能是红的、绿的呢？只是因为有红绿色盲的存在、有无法表征颜色的可能性，只是因为我们能够非常合理地分开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对象本身就不能是红的吗？当然不是！我更倾向于这样的想法：对象带来了一些“东西”，但我们无法直接或间接认识它们，相反，它们以另一种方式被我们意识到，因为我们终归只能在关于对象的认识结果当中意识到：有不取决于思想的那些东西存在；它们最终会现实地反映在所谓的知识进步这一过程中：我们连续不断的现实活动也不断改变着我们关于事物的认识。当然，这里还有另一种扯蛋猜想，这也是可能的：思想自己给自己制造了各种各样的结果，即便它终归认识不到它自己就是发明了这一切的幕后推手，它一方面让自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理解了对象，另一方面又让自己（终归还是）把握不到对象本身，即便对象本身就是思想所制造的，也就是康德无法接受的“思想自己给自己提供质料”，这样的话，世界就是一个思想的幻象游戏。***哲学但看起来一点都不哲学的计划：主要针对虚无主义的疗法。首先是散步。散步能保持持续的、平和的生理刺激，腿部的适当肌肉疲劳，这能很有效地缓解虚无主义的生理症状。这一典型症状就是：感受不到（坚实的、相信其有价值的）目标，持续不断地寻求刺激，就算刺激并不能让人愉悦。远离人群（可以零星有人，但不能有人群）到自然风光尚佳的地方，能够让感官得到净化（其敏锐性甚至还能得以提升），就像机械表内部的零部件得到干净声波的清洗。然后是，研究文学作品（戏剧、小说等等），要一边在脑中扮演其中的角色，没有后者，是不可能理解（感受）这部作品的。也许还有一种适当可以放宽外部条件的“思”，学会让心境中不断闪动的影像慢下来，要能使之明晰，这个时候让思绪奔涌是不行的，因为思绪奔涌恰恰意味着大脑生理的活跃，现在要做的正是“冷”和“静”，要让心灵变成镜子——这也是为什么最好要远离人群的自然、再不济就是去少人的公园；有时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对待处理任何困扰自己的问题。这些工作的要点都在于自然净化，用自然的方式来让饱和但过于斑驳的冲动得到纯净升华。 ***一个形而上学的猜想：如果“真”是本然固有的（存在状态？），完全是形而上学的“状态”，而非命题与现实或命题与命题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能不能如此玄思：我们的知觉、信念、命题判断、乃至（体系或系统化的）理论都是这一本然固有者的显现方式。就像把斯宾诺莎的实体当作这样的真，而它在我们的心灵中展现自身，而且，这样的展现注定是不完满的，所以，我们才会困惑我们的思想到底能不能是真的，并最终免不了要拿思想跟它所关涉的实在来比对，也免不了意识到，这简直就是在拿两个根本不能相比的东西在比对：一个是思想，而另一个就是“那”。***一个真诚的人只讲真话而不讲假话，但是，这样的说法显然不能被严格当作：真诚的人所讲的就是“真”话。讲真话只能在副词加动词的意义上被理解，而不能在名词的意义上理解。那么，这肯定要涉及到说话者的心理学，而不是真理的形而上学。对此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这个人相信所说的话是真的，就说自己相信的而不说自己不信的。然而，一个迷信的人，也一样相信某些说法是真的，并坚持这些说法，毫不隐瞒、欺瞒。我们当然可以把这样的迷信者称为有真诚品格的人【按照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的讨论，所谓谎言的对立面不是真理而是真诚，关键在于检验说话者所思/信是否所说，就是这一解释】，但是，我们不会将这个人、将这种态度与严格意义上的真诚、与真理有某种关系的真诚联系在一起。首先：后一种真诚者必须有另一种说法：尽管我现在相信这些是真的，但我随时准备接受对我现在这些信念的挑战和革新，我“相信”这才是对待真理应有的态度，否则我跟迷信、独断论又有什么区别呢？没错，这种真诚者至少得有另一种信念，一种保持开放、相信真理并非现成和到此为止的东西，而只要有了这样的信念，这个人就不可能处于迷信的僭妄之中，就不可能只是简单地去说他信以为真、持以为真的东西，并以为这样做就是真诚了。真理，也就不可能成为被相信的东西了，甚至至多也就是不可达及而只能眺望的理想。【也正是在不说谎、只说对自己来说也被视作真东西的那些人那里，我们可以说，“真”来自社会的需求，但也正像尼采同时指出、敏锐注意到的，求真意志所求的真理，显然已经不满足于此，而是：真诚也不是真理的担保，真相本身跟认识者的态度毫无瓜葛，“已经形成习惯的错误推理中有一条是：因为某人真实和坦诚地对待我们，那么他说的就是真话。”（MA 53）那么，这样的新要求究竟是如何产生的？问题依然不在于真理本身，而在于生理-心理方面的发展，也就是得考察：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冲动？社会需求显然无法继续解释这个冲动了，它只能解释到最古早的求真态度之史前史。尼采将注意力转向了道德，因为他发现，这种新要求具有“无条件”这一道德属性。】***一个人，如果在他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为了某一件事情而感到羞愧，即便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当然是可能的，而且，只有高贵的人才会这样。但是，这却不能得出，羞愧是个人自我意识的事情，与他人-社会无关。恰恰相反。在这个时候，个人的自我意识恰恰意味着，我、我做的事情被另一个人审视了，这个人持有一些标准，我以及我做的事情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我羞愧了，只不过，这个所谓另一个人，就是我自己，尽管这个人现在就是我自己，但是，标准的内容、这个人的目光，在源头上绝对离不开他人-社会，即便我已经变成了自由的精神，摆脱了任何既定的、来自他人-社会的习俗传统，但我形成了我针对我自己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比起他人-社会的要求要高得多、难得多——这个人首先“内化”了他人-社会的意识、标准内容，并在其卓越的追求更好、更优秀的天性冲动中，得以不断升华，最终，成为了这个人自己，这个人自己审视自己，不再需要任何他人的在场、乃至隐匿的在场。一个庸常的人，只会在他人注意到的时候才羞愧，他们的自我意识“更弱”，他们所关心的标准也只是他人的标准，比如，一个偷偷抄袭了别人观点的学者在会议上被当众戳穿，他感到羞愧——他自己在抄袭的时候、在没有任何他人注意他的时候，他是根本不会羞愧的，或者说，在某些人那里，最多也就只有某种羞愧，这种羞愧不是因为自己对自己的高要求，而是因为设想到他人对自己的注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人-社会而羞愧；但很快，他的羞愧就被现实的利益考虑、被侥幸的心理压倒了。***真理的绝对“霸权”：“是吗，你说生命求欺骗、求谎言，只要让生命能活下去、活得更好，谎言或幻觉就是值得采纳的，难道这一主张本身不是真的吗？你能否认这个主张本身是真的吗？”实际上，不应该问“难道这一主张本身不是真的吗？”真理（理论）方的辩护律师之所以在这里这么问，是因为他已经把生命价值的辩护人骗进了他的话语权范围内，偷偷将自己的律师身份换成了法官身份。有意义的问法应该是：“所以呢？你能为你的主张提供什么辩护，你的证据是什么，你的说法能够解释更多的现象吗——你的解释比其他的主张更全面、更有说服力吗？”不再会有人问“真”了！也不应该问。即便有哪个不识相的哲学书呆子还在坚持：那辩护不是得看真不真吗，说服力不是在于真吗。可谁会用“这是真的吗？”来检查科学家们的工作？难道一个物理学家在讨论时，你能够对其描述和说明不管不问，逮着就问“这是真的吗？”？那简直是胡闹。【其实这也暗示，真理理论即便有个答案，也跟（具体）知识毫无关系，有一套自圆其说、胜过任何其他真理理论的真理定义，也无助于你在知识领域干些什么。我之前就有过这个说法，现在我将这个事情解释得更清楚了。】比如说，我们在具体的知识探索和操作中遵循着融贯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真的根本理解却保留着有关符合论的直觉。实用主义要将这两种合而为一，从一种相当含混的“用处”概念出发。至于紧缩论这些说法，实际上也是因为产生了一种相当有道理的直觉：真毕竟就是个语（用）词，我们更应该看看这个词往往用于哪方面、应该用于哪方面——但不幸的是，塔斯基语句一旦被认真对待，我们就不可能摆脱符合论的直觉。但是，除了符合论以外的真理理论，也许都注意到符合本身就是可望不可即、根本没有任何用处的悬设。***心理效果才是最“真实”的。比如说，面对巨大的困难，我不断告诫自己，不要自我安慰——如果要成为强者的话。但是，在这种苦涩之后，我居然有了欢快的感觉，我敏锐感觉到，这就是自我安慰的效果，尽管看来荒谬，它正是在不断的自我告诫后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