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诸多描绘清朝历史的影视作品中，常有书生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后，即刻被皇帝任命为知县或外放地方官。但据历史事实表明，清代新科进士欲成为知县，其仕途之路往往需等待数年，甚至有部分进士终身未能实现此愿望。
传统上，古人将四大喜事并列，包括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以及金榜题名时。在当代视角下审视，唯有金榜题名对古代士子而言，方为真正意义上的喜事。原因在于，考取进士之难度极大。
据粗略统计，清朝共举行科举考试112次（包括恩科），在全国共录取进士26848名，平均每次科举约产生240名进士。从年龄分布来看，清代中举人平均年龄为31岁，而中进士者平均年龄为34岁。由此可见，“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仅为极少数士人的梦想成真。
士子们历经十年寒窗苦读，方能金榜题名，其中所承受的磨难，现代人恐难以想象。然而，一旦成功考取进士，随之而来的则是诸多荣誉与优待。朝廷会发放一定数额的银两，供新科进士在本地建立进士碑，并赐予假期，以便其返回原籍享受荣耀。
按照清代惯例，新科进士返回故乡时，通常会举行盛大的庆祝宴会，亲朋好友及同科进士亦会奉上丰厚的贺礼。同时，地方官府亦不会袖手旁观，知县等官员依照既定的官场礼节，向进士赠送相应的学礼。
以曾国藩为例，他在中进士后返回原籍时，几乎遍访湖南的各个府县，实际上是在进行一次广泛的资源获取之旅，以获得大量财物。在清代，此类行为实属常态，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尽管进士享有盛名，并具备为官的资格，但距离实际担任官职尚有相当大一段距离。
在明清两代，新科进士能够立即获得官职的仅限于一甲前三名。状元可担任修撰之职，而榜眼与探花则可担任编修，均属于翰林院的官职。至于二、三甲的进士，则需参加朝考。朝考成绩分为一、二、三等，其中一等者可继续在翰林院深造，而二等中排名靠前者亦有机会成为庶吉士。
在清代官僚体系中，二等及以下排名的官员若欲晋升，需转为候补官员，以待吏部选拔。候补制度的运作机制复杂，对于渴望迅速获得官职的新科进士而言，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
依据既定规程，京城及各省州县的官职空缺出现时，吏部方会启动铨选程序，此过程中运气成分不可或缺。若时运亨通，恰逢多个职位空缺，则候补者可能迅速获得任命；反之，若无空缺，候补者则需持续等待。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更为严峻。通常情况下，官职空缺数量有限，新科进士中除庶吉士外，大多数二、三甲进士均需竞争有限的岗位。由于竞争者众多，选拔条件自然更为严苛。在吏部进行铨选时，还需区分二甲与三甲进士，并在同等级别中依据排名进行筛选，导致最终能进入铨选程序的候补者数量寥寥无几。
关键问题在于，在选拔过程中，竞争者不仅包括新科进士，还包括往届进士、请病假的前任官员以及守孝的官员，竞争异常激烈。据估计，一个职位可能有数十甚至上百人争夺，其难度不言而喻。通过吏部选拔是否意味着可以立即实授呢？答案并不肯定。在正式上任前，还需经过一次考核，主要审查候选人的身家是否清白，以及其祖上三代是否存在财务亏空或临阵脱逃等问题。只有在排除了这些因素后，候选人才能在吏部的引导下参加引见，即皇帝的亲自面试。然而，引见通常只是一种形式，因为新科进士通常担任的都是低级官职，这一步骤往往只是走过场。
新科进士的官职主要分为两类：京官和地方官。京官中，高配者可担任各部主事，低配者则可能成为内阁中书；地方官则主要是各省的知县或学官。需要注意的是，清代新任官员都必须经历一年或三年的实习期。在京城任职的实习期被称为“行走”，而在地方任职的则称为“试俸”。
在实习期间，官员并无正式编制，须等到期满并通过各部堂官或各省督抚的考核后，才能正式上任。京官的状况相对较好，只要对人情世故稍有了解，通常能够顺利通过考核。然而，地方官的情况则大不相同。
按照惯例，进士被吏部派往地方担任知县后，不能立即上任，而需听从地方督抚的调遣。由于督抚与吏部在人事权上存在矛盾，尤其是低级官员的任命权实际上掌握在督抚手中。例如，有进士被安排担任知县，到达地方后，督抚可能不承认吏部的任命，以各种理由阻挠其上任，并安排临时任务，仅给予“署理”头衔，长期不让其转为正式官员。
据史料表明，在清代，进士欲获得正式任命为知县，通常需经历五至八年的等待期。以康熙、雍正两朝为例，进士晋升为知县的平均时长为八年，而到乾隆时期，此过程略有缩短，平均为七年。此处所述为一般情况，自然不排除有少数进士因特殊机遇而迅速获得实职，但总体而言，进士获得实缺的周期之长在清代实属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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