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江文史 || 龚英柏：审判日本战犯的大法官葛召棠

文摘 2024-11-25 10:18 安徽

（总686期）

审判日本战犯的大法官

葛召棠

龚英柏

金陵悲情沦陷都城血流成河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头一声枪响，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开始了。当时，对于南京普通市民来说，战争离他们似乎还很遥远。8月15日，最后一批留在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人员和日本侨民团成员开始撤离，南京政府为他们准备了特别列车，并派出40名宪兵一路随同护卫，还特意从外交部派出两人随行。就在这些日本人被中国政府“非常周全”地送出南京，当天下午2点50分，20架日军轰炸机穿过低垂的云层，在短短的40分钟内，从南京上空投下了百余枚重磅炸弹。这时距“特别列车”驶出南京还不到6个小时。

从这一天开始，日军对南京城实行了极其残酷的野蛮轰炸。机场、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广播电台、火车站、自来水厂、发电厂，甚至连市民居住密集的新街口都无一幸免。望着空中呼啸而过的日本轰炸机和城市四处升起的浓烟，南京的老百姓何曾想到，噩梦这才刚刚开始。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陷。日军分三路犹如潮水一般涌向南京，狂热的日军在几乎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直逼南京城。

12月1 日，日军下达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 12日下午6时，紫金山第二制高点被日军占领。在连续3天的激战中，这里已经成为一片焦土，山坡上布满双方阵亡士兵的尸体。此时，虽然南京卫戍军总部已经下达了撤退令，但是坚守在紫金山一号高地的教导总队官兵仍在与敌人作最后的拼杀，誓与阵地共存亡。13日凌晨，南京四周的枪炮声渐渐沉寂下去，在黑暗的火光中，日本军队蜂拥入城。在中山门城门的铁扉上，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用白漆写着“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 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南京城已悲情陷落。

随后，日军开始在这座以六朝古都著称的城市中疯狂地实施大屠杀计划。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在日军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南京审判恶魔伏法

在中国人民的奋勇抗战与国际军事力量干预下，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正式播发，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距“南京大屠杀”已经整整过去了八年。

1945年12月，中国分别在南京、广州、台湾等地组建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和丙级战犯；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签署盟军总部第一号特别通告，下令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经同盟国多边磋商，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在东京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年2月7日，中国检察官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政府认定的11名战犯名单，其中就有南京大屠杀制造者、乙级战犯谷寿夫。

1946年2月15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在南京成立，任命石美瑜为庭长，葛召棠、李元庆、叶在增、宋书同等人为法官（五人均获得国民党政府授予的上校军衔），审判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引渡和从全国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战犯（4个月后，法庭改称“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黄埔路口的励志社大礼堂，开庭公审罪大恶极的谷寿夫。上午8时整，工作人员宣布开庭规则后，五位法官及检察官、书记官依次入座，葛召棠坐在右起第二个席位上。审讯开始后，审判长石美瑜宣布提审日本战犯谷寿夫到庭，接着，两名武装宪兵押解着的谷寿夫低头着走上了受审席，面对庄严的中国法庭，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不得不脱掉大衣、礼帽，面向审判席深深一鞠躬。

（在军事法庭上，葛召棠坐在右起第二个席位上）

当天庭审开始，首先由公诉人、检察官陈光虞宣读起诉书，在这份长达1个多小时的起诉书中，中方用确凿的证据力陈谷寿夫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后由审判长和几位审判官轮流审问，翻译员分别用日、英两种语言翻译。律师不时发言代为申诉辩护。由于谷寿夫百般抵赖，加上美国辩护律师为其开脱罪责，庭审过程中，葛召棠与其他几个法官一边与他们当庭辩论，一面将搜集的照片、控诉词及刀砍的头颅等拿出来作证。在随后的庭审中，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特派记者当庭宣读“南京大屠杀目睹记”，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出庭作证。接着，国民党军队郭歧营长详陈《陷都血泪录》，哭诉战犯谷寿夫直接指使、纵兵屠杀战俘和无辜百姓，强奸、轮奸妇女，放火烧毁房屋，抢劫财物等一系列暴行；南京红十字会当庭播放谷寿夫命令部属执行烧杀淫掠“三光”政策的讲话录音；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密斯现场放映了日军屠杀中国百姓的影片。面对来自各方的控诉，谷寿夫吓得遍身颤抖，面如土色，再也无法狡辩，只得俯首认罪。当那些人证、物证一一在法庭上展示时，法庭内外不时响起阵阵哭泣声，要求惩办战犯谷寿夫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从取证到庭审，历时一年零一个月，“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最终以铁的事实裁定了谷寿夫的所有罪行，并做出如下判决：“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犯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罪，处死刑。”后面是五位法官的共同签名：“石美瑜李元庆叶在增宋书同葛召棠三月七日”。当不可一世的谷寿夫终于垂下他那罪恶的头颅时，全场听众满含热泪，热烈鼓掌。

（押往刑场的谷寿父）

谷寿夫回到狱房后，向看守所所长文瑞华哀求道：“恳请文所长解除手铐片刻，我想写首诗留给我的妻子清子女士；另外，再给我缝制一个小布袋，装上我的头发和指甲，留给我的家人。”在得到允许后，谷寿夫写下以《赠清子》为题的四句诗：“樱花开时我丧命，痛留妻室哭夫君。愿献此身化瘀积，中国不再恨日本。”

（谷寿夫被押往刑场）

1947年4月26日11时，葛召棠作为监刑法官，代表中国人民，对罪大恶极的谷寿夫验明正身后，庄严地宣读了处决命令，然后令其在死刑书上签字，并让人在他后背插上“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的斩标，押赴雨花台刑场。那一天南京城内万人空巷，人们奔走相告，无不额手称庆。谷寿夫伏法后，几位法官的卓越表现获得了世人的交口称赞。

大法官葛召棠

葛召棠(1907～1960)，名希栋，繁昌城关镇人。自幼读书用功，1930年毕业于上海政法大学，获学士学位。1933年，获民国政府司法行政部律师证书，旋即回乡，创《繁昌导报》任主笔。1937年后，相继任太和、六安、霍邱、临泉、庐江等县审判官和法院推事，因秉公执法，多次获得百姓捐赠的“万民伞”。1944年间，曾任安徽省巡回审判官。

（葛召棠图像）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成立了“首都高等法院”，院长赵琛曾是葛召棠的老师，知道他精通法律、德才兼备、仪表堂堂，重用他为法院推事兼书记官，参与并主持了对大汉奸王荫泰、殷汝耕、丁默村等8人的审判，因表现出色，后又担任公审大汉奸周佛海的总指挥。1946年2月，南京成立了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5日，葛召棠调任为上校审判官，成为主审日本战犯的五大高级法官之一。

（葛召棠陈列馆）

1949年，葛召棠拒绝赴台，带着家属定居在芜湖市环城西路22号。是年夏，参加芜湖市失业知识分子学习班学习，旋分配至皖南人民法院任民事审判员等职。1953年，调任安徽省博物馆馆员，负责古今字画鉴定和编审工作。在此期间，他对宋代柯冲窑遗址进行实地考察，采集了许多青白碎瓷片及瓷器成品带回省博物馆，经过鉴定是宋代瓷器，他写出了建国后第一个实地考察报告，为后人确立柯村宋代瓷器旧址奠定了基础，2000年7月，繁昌窑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11月，葛召棠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劳改中，由于受伤没有得到妥善治疗，1960年，52岁的葛召棠惨死在狱中，且尸骨无存。拨乱反正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原判。1995年，有关部门在柯家冲为他建立了衣冠冢。南京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至今挂有他的半身照片，陈列着他的文房四宝。

葛召棠多才多艺，琴棋书画都很精通，他的书法端庄工整、博精楷则，功力深厚。在南京名流书画展中，他的作品曾与郭沫若、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等大家同室展出，当时出版的《民国书法史》还收录了他的传略。新编《繁昌县志》介绍：“建国前一县内书法首推葛召棠。其草隶篆，无不精研。”他的诗词功底也很丰实，曾经为南京灵谷寺写过一幅嵌名对联：“灵气所钟，结为佛谛；谷声响应，遍布法音”获得人们一致称赞。同时，他还是个文物古迹鉴定专家，除发现柯冲窑外，还为省博物馆收藏与鉴定了许多文物。

后记

葛召棠先生有子女六人（三男三女），受其熏陶，三子葛文德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安徽省篆刻研究会理事、芜湖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国家高级美术师、芜湖书画院专职书法篆刻家，《葛召棠葛文德乔梓书法篆刻集》系统收集了父子二人的代表作；长子葛文泉当年在南京白下路上的“安徽中学”读书，曾随父旁听“南京审判”，近年来写了很多极具史料价值的文稿；次子葛文衡是安徽知名工艺美术师（已故）。

令人欣慰的是，以葛文泉先生、葛文德先生为代表的后人，为缅怀先父，数十年如一日，潜心收集先父的遗物及相关资料，并进行整理归类。在这些遗物中，弥足珍贵的有葛召棠先生创作的书法长卷，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上用过的铜质印章（为五大法官所使用的印章中目前仅存的一枚），二十八幅省内外书法家的纪念题字等等。这不仅是一笔物质财富，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葛文泉、葛文德先生将所有收藏物品及珍贵历史资料全部捐赠给繁昌县博物馆收藏，葛召棠先生陈列室也已于2010年12月12日正式对外开放。无疑，这也是他们缅怀先人的一种最好的形式。

附录：

一件旧事总难忘

一个人的名字不过是大千世界里一个符号，但有的人名却承载着一种人生理念与父母最初所寄托的希望，唯有一生追求者，才显得难能可贵。

我市有一位教师，姓王名仁义，其舅舅曾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裱画师，早年为本市与周边的许多书法家都装裱过字画。受家庭环境影响，王老师自幼就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政治运动的影响下，装裱字画已无人问津，因此，许多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只得放弃专业，另谋生路。1956年，王老师的舅舅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批字画传给了他，其中有一幅落款为召棠的条幅尤为珍贵。王老师得到这些字画后，更是时常临摹，爱不释手。那时，这些字画都是“封资修”的东西，是绝对不能外扬的，否则就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然而，每当他展开那幅署名召棠的条幅时，心里就会按捺不住的暗自发问：这位召棠先生究竟是谁呢？

到了1982年，政治环境已经有所改变，一天，王老师将这帧条幅带到工艺美术厂，请裱画师许传汉老先生过目。老裱画师看过之后说，召棠可能是解放前著名的大法官葛召棠先生，他的家就在芜湖，篆刻家葛文德很可能就是他的后人。得到这条信息之后，王老师开始四处打听，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和葛文德先生取得了联系。两人见面后，当葛文德先生在条幅下款看到那方熟悉的印款时，不禁热泪盈眶，感慨万分。见葛文德先生如此动情，王仁义老师深情地说：这是你先人的遗墨，不知道即罢，知道了，就成了你心里的一份牵挂。但不管怎么说，我家两代人毕竟珍藏了几十年，确实也有难舍之情。罢！罢！罢！还是选个日子让你们父子团圆吧。

那天，葛文德先生满怀希望，趁兴而归。然而，这一等就是七年，直到1989年，一切似乎还很渺茫。但是，就在这一年，因为王业霖的出现，情况突然又有了转机。那么，王业霖是谁呢？

王业霖（1946—1998），江苏江都人，1967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1970年分配到当涂县河东中学，任中学语文教员八年；1978年调入县文化馆，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989年到芜湖市政协工作。先后担任芜湖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安徽省散文学会会员、理事。

王业霖先生是花城出版社的签约作家。他的《中国文字狱》一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不久，该书再版，并远播到海外多个国家。王业霖的文章字字珠玑，篇篇锦绣，除此，他的书法作品也是神采飘逸，功力高古。王仁义老师非常仰慕王业霖先生的学识修养，对他的书法技艺更是赞赏有加。1989年，王仁义老师拜王业霖先生为师，虚心向他学习书法技艺。此时，他又将自己珍藏多年的葛召棠书法条幅拿出来，请王业霖先生鉴赏。

（葛召棠书法作品）

这帧单条宽尺许，由五块斗方组成。其中有甲骨文、钟鼎文和蝌蚪文三种古文字；隶书两种：一临《曹全》，一临《张迁》；草书一种：临孙过庭的《书谱》。王业霖先生是位知识渊博的人，他仔细看过之后说，葛召棠先生曾经审判过日本战犯谷寿夫，是参与“南京审判”的五位法官之一。其书法作品曾与郭沫若、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等大家同室展出，他的遗墨能保存至今仍完好如初，实乃一大幸事。当王仁义老师听说葛召棠先生在“反右运动”中遭受到极不公正待遇，52岁就屈死在狱中时，痛惜之心油然而生，他再次表示一定要将这帧条幅“完璧归赵”，借以告慰一代英才的在天之灵。王业霖先生说，我与葛文德先生情同手足，你若能如此，我也该当向你致谢。

谁承想一晃又是四年过去了，转眼到了1993年的初冬，在王业霖的精心安排下，王仁义老师终于将这帧条幅慎重地交到了葛文德先生的手中。随后，王仁义老师解释道：自1956年从舅舅手中接过来，至今已有37年，个中的喜与忧，一直无人可知。1982年许诺葛家父子团圆之所以没能兑现，是因为当时还不敢忘记“阶级斗争”一词，1989年正想拿出来时，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声正紧，不免心有余悸，时有担忧。今天使他们父子相聚，就是不想辜负父母给予的“仁义”二字。

此事一经传出，世人无不为之动容。欣喜之下，王业霖挥笔写下“还珠记”一文，文末附诗两首，其中一首写道：“尧天小劫几沉沦，大雅尚余不坏身。还璧还珠还见义，相逢一笑有缘人。”就在“还珠记”发表不久，王仁义老师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去世。2007年5月，当《中国文字狱》带着淡淡的墨香面世之时，王业霖先生因病辞世已经九年了。在笔者采访过程中，每当说起这一切时，葛文德先生的悲痛已是无可言表。

作

者

简

介

龚英柏，笔名鸡毛山人。芜湖党史和地方志专家库成员、芜湖历史研究会会员、芜湖文化丛书写作组成员；

倾心芜湖文史30余年，有《小说大家张恨水的芜湖情结》《芜湖迎春坊与画家潘玉良》《近代铁矿巨头在芜湖的传奇经历》《渡江战役与芜湖地下谍报工作》等数拾篇文史钩沉散见于报刊、网络。芜湖文化丛书合著作品有《芜湖名人录踪》《芜湖古城》《红色芜湖》《芜湖历史区域变迁概要》等10种。《影像芜湖》执行总编。散文随笔集《鸡毛山夜话》由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并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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