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4年致股东信中，巴菲特讲到了一个话题：「投资决策」，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巴菲特在当时是怎么判断一家公司值得买入。
我们先来看原文：
We try to price, rather than time, purchases. In our view, it is folly to forego buying shares in an outstanding business whose long-term future is predictable, because of short-term worries about an economy or a stock market that we know to be unpredictable. Why scrap an informed decision because of an uninformed guess?
我们倾向于根据价格而非时机来进行投资决策。在我们看来，因为对不可预测的经济形势或股票市场的短期担忧，而放弃买入一家长期前景可预测的优秀企业的股票，那是很愚蠢的行为。为什么要因为没有根据的臆测而放弃一个有充分依据的决策呢？
We purchased National Indemnity in 1967, See's in 1972, Buffalo News in 1977, Nebraska Furniture Mart in 1983, and Scott Fetzer in 1986 because those are the years they became available and because we thought the prices they carried were acceptable. In each case, we pondered what the business was likely to do, not what the Dow, the Fed, or the economy might do. If we see this approach as making sense in the purchase of businesses in their entirety, why should we change tack when we are purchasing small pieces of wonderful businesses in the stock market?
我们在1967年收购了国民赔偿公司，1972年收购了喜诗糖果，1977年收购了《布法罗晚报》，1983年收购了内布拉斯加家具城，1986年收购了斯科特・费策公司。这一切不是那些年份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因为它们刚好在那时出售且价格合理。
在每一次收购中，我们考虑的是这些企业本身可能的发展情况，而不是道琼斯指数、美联储或者整体经济形势可能会怎样变化。如果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在整体收购企业时是合理的，那为什么当我们在股票市场上购买那些优秀企业的少量股份时，就要改变策略呢？
Our history with American Express goes way back and, in fact, fits the pattern of my pulling current investment decisions out of past associations. In 1951, for example, GEICO shares comprised 70% of my personal portfolio and GEICO was also the first stock I sold - I was then 20 - as a security salesman (the sale was 100 shares to my Aunt Alice who, bless her, would have bought anything I suggested). Twenty-five years later, Berkshire purchased a major stake in GEICO at the time it was threatened with insolvency. In another instance, that of the Washington Post, about half of my initial investment funds came from delivering the paper in the 1940's. Three decades later Berkshire purchased a large position in the company two years after it went public. As for Coca-Cola, my first business venture - this was in the 1930's - was buying a six-pack of Coke for 25 cents and selling each bottle for 5 cents. It took only fifty years before I finally got it: The real money was in the syrup.
我们投资美国运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5年，而事实上这也符合从个人过去的公司名单中挖掘投资机会的模式。例如在1951年，当时我还是年仅20岁的股票推销员，350股GEICO保险占我个人投资组合的70%，同时它也是我第一次卖掉的股票，我将其中的100股卖给我的姑妈Alice，基本上只要是我建议的她都照单全收。25年后趁着GEICO面临倒闭的危机，伯克希尔买下其一大部分的股份。另一个例子就是华盛顿邮报。1940年代，我的初始投资资金有一半是来自派送该报纸的收入。三十年后，伯克希尔趁该公司上市两年后遭遇的危机引发的股价低档买下一大部分的股权。至于可口可乐，可以算得上是我生平从事的第一笔商业交易，1930年代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花了25美分买了半打的可乐，然后再以每罐5美分分售出去。而直到50年后，我才终于搞懂真正有赚头的还是那糖水。
My American Express history includes a couple of episodes: In the mid-1960's, just after the stock was battered by the company's infamous salad-oil scandal, we put about 40% of Buffett Partnership Ltd.'s capital into the stock - the largest investment the partnership had ever made. I should add that this commitment gave us over 5% ownership in Amex at a cost of $13 million. As I write this, we own just under 10%, which has cost us $1.36 billion. (Amex earned $12.5 million in 1964 and $1.4 billion in 1994.)
我个人在美国运通的投资历史包含好几段插曲，在1960年代中期，趁着该公司为色拉油丑闻遭受重创时，我们将巴菲特合伙公司40%的资金压在这只股票上，这是合伙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总计花了1,300万美元买进该公司5%的股份。
时至今日，我们在美国运通的持股将近10%，买入成本高达13.6亿美元。这变化背后，是美国运通1964年的年度净利润为1,250万美元，1994年年度净利润增加至14亿美元。
好了，我们来梳理下巴菲特上文中的这些公司，在当时，巴菲特的投资决策是不是他所说的：关注价格而非时机。
先来看巴菲特第一段中提到其收购的几家公司：
我们在1967年收购了国民赔偿公司，1972年收购了喜诗糖果，1977年收购了《布法罗晚报》，1983年收购了内布拉斯加家具城，1986年收购了斯科特・费策公司。
国民赔偿公司：1967年，正处于保险业周期低谷，国民赔偿当时的价格吸引了巴菲特，他认为公司价值明显高于收购价。当然，巴菲特对保险业的熟悉程度，让他知道此时的国民赔偿是一家价格合理的优秀公司。
喜诗糖果：1972年收购的喜诗糖果，原因是接班人无心经营。巴菲特曾在1972年的股东信中详细介绍了收购喜诗糖果带给他的意义。原文是这么说的。
“1972年1月3日，伯克希尔买下了喜诗糖果。当时卖方报价是4000万美元，但喜诗公司账上有1000万美元的闲置资金，因此真实要价可以理解为3000万美元。
“当时查理和我还不是很了解一个市场特许事业的真正价值。我们看到公司账面净资产只有700万美元后，向对方表示2500万美元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价格上限—我们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
幸运的是，卖方接受了我们的报价。……整个交易没有因为我们愚蠢地坚持2500万美元价格上限而告吹，我们好幸运。
“喜诗糖果是我们第一次购买品牌企业，这对于习惯出价50美分去购买1美元资产的我们来说，是一次艰难的跳跃。
“谢天谢地，我们幸运地收购了这家公司，它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如果没有收购喜诗的经验，我们就不会在1988年去购买可口可乐(TheCoca-Cola Company)的股票。所以，今天我们在可口可乐上赚到的110亿美元，很大部分要归功于喜诗糖果。”
布法罗晚报：1977年，巴菲特买下《布法罗晚报》的时候，这家企业正处于和《布法罗信报》的恶性竞争中。当时，巴菲特耗资3250万美元收购了这家企业，在转年的1978年，《布法罗晚报》就巨亏291万美元，且连续亏损6年，累计亏损额近1500万美元。
直到熬死了竞争对手信报后，布法罗晚报1983年大赚1935万美元，一举将巴菲特收购以来的全部亏损赚了回来，并从此变身成为一台大功率的印钞机。
内布拉斯加家具城：1983年，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及管理者B夫人觉着自己已经很老了，想变现部分股权分给不参与NFM经营的那些孩子。（也有说是为了避免后代争夺）
大多数资料记录的是巴菲特没有清点资产，也没有核查账本就同意了B夫人的报价，现场开出支票，以超过6000万美元的整体估值购买了NFM90%的股权(后来B夫人家族成员享受了约定的股权激励，伯克希尔实际是支付了5535万美元，买下了NFM80%的股权)，交易前后一共花费时间不足1小时。
之所以这么干脆地做出决定，一是巴菲特对NFM多年的跟踪，二是他信任B夫人的为人，三是他也知道这个价格已经足够划算。
斯科特・费策公司：这是一家拥有17项独立业务，年营业额约7亿美元的制造业控股集团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是旗下的世界百科全书公司(World Book )和寇比吸尘器公司(Kirby)。
在1984年4月，股价大约45美元的时候，公司管理层筹集了一笔钱，希望按照50美元/股的价格私有化公司。然而，华尔街一位名叫伊万·博斯基的大鳄很快也参与了进来，报价60美元/股收购公司。
公司管理层不想公司被伊万收购，于是使用了多种办法拒绝了伊万以及后期陆续参与进来的其他收购者。
巴菲特就是在这时候看到了机会，他主动联系公司CEO，并最终在1986年完成了收购。
在2000年的致股东信里，巴菲特这样称赞该公司及即将退休的拉尔夫：
“1985年，我们收购了斯科特-费策公司。我们不仅得到了一家优秀的企业，还得到了拉尔夫·舒伊这样一位杰出的首席执行官。那时，拉尔夫已经61岁了。对于大部分关注年龄而非能力的公司而言，拉尔夫剩余的工作时间已经不多了。而伯克希尔公司正好相反，拉尔夫继续经营斯科特-费策公司长达15年，直至2000年底退休。
在他的领导下，这家公司为伯克希尔公司贡献了10.3亿美元现金分红，而我们当初的收购价格只有2.3亿美元。我们又利用这些资金收购了其他企业，算下来，拉尔夫为伯克希尔公司贡献的价值，至少有数十亿美元。”
再来看巴菲特后面几段中提到的另外几家公司：
盖可保险：1951年，巴菲特将身家的70%买入了盖可保险。25年后趁着GEICO面临倒闭的危机，伯克希尔买下其一大部分的股份。
华盛顿邮报：1940年代，我的初始投资资金有一半是来自派送该报纸的收入。三十年后，伯克希尔趁该公司上市两年后遭遇的危机引发的股价低档买下一大部分的股权。
美国运通：在1960年代中期，趁着该公司为色拉油丑闻遭受重创时，我们将巴菲特合伙公司40%的资金压在这只股票上。
总结
我们从巴菲特自己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公司收购或者股票买入，都是在公司遭遇了一定的问题之时。确实做到了巴菲特自己说的：根据价格而非时机来进行投资决策。
但遭遇问题的公司有若干家，巴菲特为什么买的是这几家而不是其他价值毁灭的公司？
这就涉及到巴菲特的核心能力之一：如何进行企业分析。简单说，要能看得懂；未来是不是能够挣钱；管理层是不是足够靠谱。
具体，我们下一篇接着来聊：如何分析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