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奴性枷锁，树自主人格
□湖北/萧涵耀
《胖子和瘦子》的故事背景是19世纪末的俄国，彼时社会动荡不安，等级森严的官僚风气猖獗一时。身携家眷的“瘦子”在火车站偶遇昔日同学“胖子”，瘦子热情地招呼，对儿时趣事如数家珍，两人交谈甚欢。然而，瘦子得知对方已升任三品文官后，竟然立马献上谄媚的嘴脸，甚至连他的妻子、儿子也一道逢迎起来。
小说不用姓名称呼二位主角，而用颇具人群分化意味的“胖子”“瘦子”代称。瘦子卑躬屈膝的奴相丑态在俄国社会并非孤例，契诃夫所抨击的是官僚制度下不顾自尊的底层官员，但他并不说教，而是以漫画笔法勾勒其前后的态度转变。瘦子的一句“大人”，在原本亲昵的老友间竖起了一道厚障壁。契诃夫笔锋指向等级森严的社会事实，同时，也戳穿了这厚障壁背后人性深处的奴隶根性。
《胖子和瘦子》的原文虽不到两千字，却生动地描绘了一张“奴相全家福”。瘦子在得知老友官职后立马换上一副“尊崇敬畏、阿谀谄媚、低首下心的丑相”；妻子也开始故作欢颜。这道社会等级的厚障壁所阻绝的不只是昔日朋辈之间的亲昵，它也影响到了下一代人。瘦子儿子原本羞涩，“躲到父亲背后去了”，但得知面前的长辈是位大官时，竟莫名地懂事达礼起来，他“并拢脚跟立正”，慌得“把制帽掉在地下了”。更显讽刺辛辣的是，瘦子一家三口不觉任何不妥，“都感到愉快的震惊”。
吹响了新文化运动号角的《新青年》杂志，曾提出新青年的六条标准：“自主而非奴隶的，进步而非保守的，进取而非退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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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速写世间有生而为奴但奋起抗争者，亦有生来自由却乐于扮作奴才者；前者让人哀其不幸，后者令人怒其不争。更讽刺的是，很多奴颜婢膝的人，一旦逮着机会欺压更弱者，便也毫不客气地做起趾高气扬的“主人”。俄国文豪契诃夫曾讽刺这种社会现状，如《变色龙》中的警察奥楚蔑洛夫，他对待一只小狗的态度会随其主人身份而“变脸”，闹出了许多荒唐的笑话；又如《胖子和瘦子》中的瘦子一家，他们得知老友升任大官后，就立马毕恭毕敬起来，要是对方身份地位卑下得多，想必他们自然会换上一副趾高气扬的嘴脸。级级倾轧的制度自然需要推翻，文化心理层面的奴才观念同样不可保留。正如《新青年》提出的新青年标准，打破奴性的枷锁，还需要“自主”的人格和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