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人物 | 叶圣陶诞辰130周年:俯仰君子,文艺高峰

文摘   2024-10-28 21:02   重庆  

教育家叶圣陶

诞辰130周年


忠厚君子,文艺高峰

新中国语文教育奠基人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

今天是叶圣陶先生诞辰130周年,叶圣陶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是新中国语文教育的奠基者之一。

“人无百年不灭之形,而有千年不朽之心。”叶圣陶一生追求真理,献身教育;热爱文化,传承文明。他的教育思想深入人心,文学作品流传广泛,编辑思想更是被誉为“躬耕书田,乐为他人做嫁衣”的典范。



文艺人的追求




在文艺方面,叶圣陶是一位真正的多面手,他著作等身,名作涉及文学各个门类。

1913年,18岁的叶圣陶开始创作文言小说,后来受俄国革命的激励和《新青年》的感召开始创作白话文文学作品,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19年叶圣陶在《新潮》1卷3号上发表短篇小说《这也是一个人?》,描写江南一个普通乡间女子“伊”的悲惨生活,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劳动妇女的形象。

1919年3月,叶圣陶加入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倾向于新文化、新学术的团体“新潮社”。1921年1月4日,他与周作人、朱希之、耿济之、郑振铎等12人发起,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正式成立文学研究会,这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新文学运动已经从一般的新文化运动中分离出来,形成一支独立的队伍。文学研究会收集叶圣陶在1919年2月至1921年4月间创作的20篇短篇小说,出版《隔膜》,被看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顾颉刚评价这本集子“是汇刊个人的新体小说的第一部,是很可纪念的”。茅盾也评价说:“五四时期,圣陶是最早发表小说的一人。小说集《隔膜》等数种,实为中国新小说坚固的基石。”

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被学界视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这部小说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具有深刻教育思考的教育史诗。它揭示了当时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和矛盾,反映了教育工作者在追求教育理想过程中所面临的困惑与挣扎。

叶圣陶对我国近代儿童文学的拓荒性也是有目共睹的。鲁迅评价,叶圣陶创作的童话集《稻草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稻草人》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新中国第一本为儿童而写的童话集,它突破了当时中国童话“言必称丹麦”的局限,而叶圣陶也被称为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他创作的童话《小白船》《古代英雄的石像》,至今仍在语文教材中,被孩子们传诵。他的儿童诗《小小的船》,诗句柔和温馨却具有穿透时空的强大之力:“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这是几代中国孩子学习语言的启蒙诗。

叶圣陶是一位诗人,早年写旧体诗,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从事新诗写作。1922年,叶圣陶与朱自清等人以“中国新诗社”的名义,创办了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诗》,身体力行地创作新诗并发表诗论。他与周作人、朱自清等合著的新诗集《雪朝》,于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叶圣陶早期的诗论也为新诗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他强调观察人生,潜入生命,脱离桎梏,舒展情思,至今也有很强的启发意义。新诗、旧诗皆擅长的他,形成一种独有的“清真深厚”的诗风,深得柳亚子、林宰平等名家赞赏。抗战期间,他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写下了不少旧体诗词,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普通群众,被誉为“绝唱”和抗战词史。




躬行君子,人之师表

(全文图源网络,侵删)


有人称赞叶圣陶“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以确是人之师表”,进而说到叶圣陶“谦虚而恳切”,“一以贯之”的“宽厚待人”,并写文称赞:

“叶圣陶先生待人厚,还有一次表现得更为突出,是在某一小型会上发言。大概是“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之类的大题目吧,他说,这,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批评;至于批评,别人的是非长短,他不是看不出来,可是当面指摘人的短处,他总是说不出来。这只能做到一半的作风,是对是错,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这里我只能说说自己的感觉,那是:至少是某些时候,或从某个角度看,德的力量会比力大,因为它可以使人自重,努力争取不愧于屋漏。”

叶圣陶对自己要求很严,处处反求诸己,审视并纠正自己的不足,认认真真地开展“自我批评”,有一种“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自觉,朋友们都说他是近乎“完人”的“人”。至于“当面指摘人的短处”,“他总是说不出来”,这其实是对“人”的一种宽容、尊重和信任,张中行将这种宽容、尊重和信任称之为“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叶圣陶在公开场合勇于“自我批评”,这本身就有一种示范效应,周围的同事和朋友们受到感染,也会见贤思齐,懂得如何学会自处和自重,“努力争取不愧于屋漏”。

然而,叶圣陶对人的宽容、尊重和信任,也容易让人误解,就连学者孙郁也说叶圣陶“在种种运动里能躲过劫运”是他“太忠厚,不愿意和人发生冲突”;叶圣陶这“善”,“是生存的策略”;说是“世故”,“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叶圣陶的朋友圈“乃中国读书界少有的群落”“是保留了旧文人儒风最多的一族。

叶圣陶广交朋友,仅从《白釆》《玉诺的诗》《胡愈之先生的长处》《回忆瞿秋白先生》《纪念杨贤江先生》《纪念侯绍裘先生》《悼丁玲》《纪念雁冰兄》等散文中,就可以看到他能和各种各样的人和谐相处,即便是个性比较怪异的诗人白采和徐玉诺,也能亲密无间,他的朋友并非只是“旧文人儒风最多的一族”。而对于工作和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叶圣陶则坚持原则,泾渭分明,敢说真话,从不沉默,憨厚刚直得连他自己也觉得是“发戆之举”。




心中装着“语文”


叶圣陶把语文教育看作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和日常工作的“必修课”,心里装的是“语文”,看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发现病语病句都会记下来,认认真真地写信予以更正或写成文章与作者共商,在他身上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奈烦”的精神,“不请自来”“见错必纠”;对于单位或个人请他审阅的书稿或文稿,他会看得更耐心,意见也提得很具体。

而在教育上,叶圣陶曾言:“我真正的教育生涯和创作生涯是从甪直开始的。”1917年至1921年,叶圣陶在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的经历,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成形时期。在这里,他自编国文教材,开启了实践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同时,为让学生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他带领学生一起挥锄破土,开辟了“生生农场”;捐款在四面厅办起了博览室和利群书店,并开设诗文、书画、英文通讯等各种学习专栏。在学校里造戏台,将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两渔夫》等课文改编成话剧,将《荆轲刺秦王》改编成戏剧,师生一起排演;开设篆刻课,教学生刻图章印记、刻竹板压书……让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里收获成长。在每学期中、学期末的“恳亲会”(即家长会)上,叶圣陶还会将学生的习作、试卷、字画、雕刻、种植的瓜豆蔬菜陈列出来,并邀请家长和社会贤达参观。

叶圣陶说,如果我当教师,绝不将我的行业叫作“教书”,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将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他在《小学教育的改造》一文中写道:“儿童在学习里便知行合一,修养时,这样的学校生活便是社会生活,而且更系统,更有价值,更有改进的精神。他们并不觉得进了一个特殊的境界,游戏依旧,工作依旧,社交依旧,却不知不觉得到了做社会中一员的经验。全社会都包含着这样的人,社会便永永改进。”




叶圣陶好文选读

读书的态度

读书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绝对信从的态度,凡是书上说的话就是天经地义。一种是批判的态度,用现实生活来检验,凡是对现实生活有益处的,取它,否则就不取。又一种是随随便便的态度,从书上学到些什么,用来装点自己,以便同人家谈闲天的时候可以应付,不致受人家讥笑,认为一窍不通。

顽固的人对于经书以及笼统的所谓古书,是抱第一种态度的。他们或许是故意或许是无心,自己抱了这种态度,还要诱导青年也抱这种态度。青年如果听从了他们,就把自己葬送在书里了。玩世的人认为无论什么事都只是逢场作戏,读书当然不是例外,所以抱的是第三种态度。世间唯有闲散消沉到无可奈何的人才会玩世;青年要在人生的大道上迈步前进,距离闲散消沉十万八千里,自然不会抱这种态度。青年应当抱而且必须抱的是第二种态度。要知道处理现实生活是目的,读书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许多手段之一。不要盲从“开卷有益”的成语,也不要相信“为读书而读书”的迂谈。要使书为你自己用,不要让你自己去做书的奴隶。这点意见虽然浅薄,对于被围在闹嚷嚷的读书声中的青年却是有用的。


我们为什么要读书

古人说“开卷有益”,好像不问什么书,你能读它总有好处,这个话应当修正。不错,书中包容的是人类的经验,但是,那经验如果是错误的、过时的,你也接受它吗?接受了错误的经验,你就上了它的当。接受了过时的经验,你就不能应付当前的生活。所以书非拣选不可。拣选那正确的,当前合用的书来读,那才“开卷有益”。所谓经验,不仅是知识方面的事情,大部分关联到实际生活,要在生活中实做的。譬如说,一本卫生书是许多人对于卫生的经验,你读了这本书,明白了,只能说你有了卫生的知识。必须你饮食起居都照着做,身体经常保持健康,那时候你才真的有了卫生的经验。

我们怀念叶圣陶先生,缅怀的不仅是他作为文学家、教育家的卓越贡献,更是他毕生致力于儿童、教育和未来的坚定追求。他用一生的实践证明,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塑造人格与精神。他的教育理念影响至今,指引着我们在教育革新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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