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聂华苓，于2024年10月21日在美国爱荷华家中逝世，距她100周岁生日只有三个月。生长于战乱的大时代，两次远走他乡，近百岁的聂华苓，走过了跨越两个世纪的人间图景。“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
聂华苓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翡翠猫》《失去的金铃子》《梦谷集》等。在文坛，她还被赞誉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是20世纪华人文学界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聂华苓曾这么形容自己的一生：“我是一棵大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1925年，聂华苓生在武汉。父亲聂洗是贵州省平越行政专员，聂华苓的母亲是个温良的妇女，生养了八个儿女。聂华苓在回忆录中这样描绘母亲：“一身黑缎旗袍，斜靠在珠罗纱帐镂花铜床上，看着手中的书，细声吟着《三笑姻缘》《天雨花》《笔生花》和《再生缘》。”童年聂华苓靠在她身边，仰望着她柔和的眼神，听着故事。
平静的童年并未持续太久。父亲去世，一家人失去了主心骨。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聂华苓的母亲带全家人到乡下三斗坪避难，尽管是在逃难，母亲仍希望聂华苓能有学上，于是决定把她送到湖北恩施去念中学。离开三斗坪去恩施上学，母亲不能跟了去。一路送聂华苓到镇上上船，母亲流着泪，叮嘱小心冷暖，专心读书。嘱咐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念了一句：“你舍不得妈，妈又何尝舍得你？我就靠你们以后为我扬眉吐气了。”
学校里的同学都是和聂华苓一样离家出来念书的。人人眼巴巴盼望家信。许多女孩家在日本占领区，收到一封家信，有的笑，有的哭。原本不识愁滋味的年纪，也不知道怎么排解苦闷。晚上上自习课，两个人共用一盏桐油灯，灯草悠悠闪闪。“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一个东北女孩一边做功课，一边唱起了《长城谣》。有的人趴在桌上哭，有的人跟着唱，歌里透着哭泣。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尾声，聂华苓也考入了大学，成为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学生。1948年，内战中，聂华苓大学毕业，同年开始以笔名“思远”发表了第一篇创作《变形虫》。1949年初，内战进入尾声。聂华苓只身前往北平和之前的大学校友王正路结了婚。当年6月，一家人从北平辗转到了台湾。
1949年新婚不久，聂华苓随即跟国民党逃难到台湾。聂华苓在大陆成长、求学，居住过24年，但是台湾生活的十五年却成为改变她一生最重要的关键，她说：“我亲爱的姆妈和大弟的坟茔在碧潭，我两个女儿都在台北出生、长大。”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九岁的年华都献给了台湾，更在这里开启了她文学生涯，并进而影响到整个华语文学界。
1949年，经由李中直的介绍，加入了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社，成为该社最年轻，唯一的女性成员，与胡适之、毛子水、雷震、戴杜衡、殷海光一起执行编务工作，她满怀感激地说：“二十多岁是最能吸收、最有激情的年纪，我能与他们一起工作，当时不知道有什么收益，但此后三、四十年来，我一直深受他们的影响。”
当时的台湾地区文坛盛行“八股文”，创新的文字难以发表，《自由中国》的文艺版却独树一帜，刊登了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陈之藩的《旅美小简》等作品。聂华苓在十余年间编辑了300多篇小说、剧本、散文、诗歌，追求真实与美感，拒绝口号式写作，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别具一格的风貌。
1951年，聂华苓开始写小说。第一本是中篇小说《葛藤》，小说表面上是一个爱情故事，实际上是抒写在台湾受压抑下几个人物的遭遇。第二部是短篇小说集《翡翠猫》，这些短篇主要发表在五十年代后期的《文学杂志》。聂华苓说：“我不仅是写一个人的分裂，也是写一个人在中国变难之中的分裂，和整个人类的处境：各种的恐惧，各种的逃亡。”
她在《自由中国》工作到1960年杂志停刊，彼时正值中国台湾地区白色恐怖时期，主编雷震因为杂志上刊载的文章被捕。同年9月4日，军警闯进聂华苓家，抓走住在隔壁的编辑傅正。聂华苓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当时女儿蓝蓝正在弹钢琴，在隔壁的冲突声里，她让女儿继续弹下去。“蓝蓝又继续弹下去，越弹越没劲了”。聂华苓写道：“我望着她，心里想：但愿下一代没有这种恐惧了。”尽管聂华苓未被捕，但接下来的两年，她始终处于监视之下。
三年后，美国文化参赞举办了一场酒会，正是在这场酒会上，她遇见了未来的丈夫，诗人保罗·安格尔。
（图为聂华苓与保罗·安格尔）
1964年，聂华苓赴美。1967年，聂华苓与丈夫保罗·安格尔在艾奥瓦共同创立了“国际写作计划”，成为连接各地文学创作者的纽带。而今，这个计划已邀请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上千名作家前往爱荷华进行创作与交流。
（图为聂华苓和汪曾祺与国际友人）
在中国作家中，继萧乾、艾青、丁玲后，王蒙、王安忆、茹志鹃、陈白尘，汪曾祺、余光中、冯骥才、苏童、刘恒、李锐、迟子建、莫言等中国大陆当代著名作家；台湾的白先勇、郑愁予、余光中、杨牧、林怀民、蒋勋、张大春等；香港的董启章、李怡、钟玲、潘耀明等，先后来到爱荷华，通过“国际写作计划”与各国作家交流。
“这是一个缩微的世界。”访问过爱荷华的作家刘恒说，“这个计划融合了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形形色色的作家、形形色色的人，它创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交流方式。这应该是聂华苓和安格尔先生最伟大的创造和构想。”
作家迟子建曾说，是聂华苓最早为新时期中国文学中最为活跃的作家，打开了看世界的窗口。在《一个人和三个时代》一文里，迟子建回忆了当时的许多细节：“一上楼，我就闻到了浓浓的香味，她说煲了鸡汤，要为我们下接风面。她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我站在对面看着，她忽然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笑着说：‘你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我笑了。其实，她跟我想象的也一模一样！有一种丽人，在经过岁月的沧桑洗礼和美好爱情的滋润后，会呈现出一种从容淡定而又熠熠生辉的气质，她正是啊。”
作家汪曾祺在《遥寄爱荷华》一文中写道：“安格尔和聂华苓都非常好客。他们家几乎每个晚上都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
莫言的散文也记录了他去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故事，他写道：“下榻之处，那是一栋灰色的朴素的楼房，有几十个国家的数百位作家在那儿住过……我在那儿住了两周，参加了国际写作计划组织的几次活动。十几个国家的作家，大部分是来自非洲的，穿着特色鲜明的民族服装，朗诵诗歌，后来还跳起舞来。华苓老师为我组织过一个朗诵会，亲自为我担任翻译……”
1976年世界各国300多名作家联合提名聂华苓、保罗·安格尔夫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提名书说：“安格尔夫妇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在艺术史上，从没有一对夫妇这样无私地献身于一个伟大的理想。”
聂华苓的一生，是坚守本心的一生。她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心始终在祖国。她通过写作交流的方式回到祖国，谈论起中国的文学、作家，总是充满兴奋和鼓舞。她自喻为“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这棵树的枝叶虽然远在海外，但根却深深扎在祖国的土地上。
聂华苓的坚守本心，不仅体现在她对祖国的深情厚谊上，更体现在她对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上。她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旨在促进国际文学交流，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她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前来交流，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宝贵的国际视野和交流机会。
在现代社会中，日新月异的发展带来了无数诱惑和陷阱，很多人容易迷失自我，随波逐流。然而，只有坚守本心，才能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才能在永恒的时光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聂华苓一样，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守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不为外物所移，才能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更多关于聂华苓的精彩内容，请看《作文素材·高考版》2024年12辑“历史鉴”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