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宋所谓“元祐更化”以降，直至今日，所有反感王安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似乎都众口一词地说：王氏在推行变法的过程中排斥异己，钳制人言，极力打压反对新法的士大夫。近读赵冬梅教授的《法度与人心》（中信出版社，2021）与《大宋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便读到赵教授对王安石“钳制人言”的批判：
开边受挫之后的宋神宗开始接受王安石的主张，把内政暂时放到了第一位，加大了排斥、打击异己分子的力度，力图扫清新法推行路上的所有障碍。……（熙宁五年）正月，京城开始设置“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开封变成了一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城市。那些自以为置身事外、洞若观火的政治观察家，也都闭紧了嘴巴，哪怕在自己家里——隔墙有耳，言者获罪。（《大宋之变》P288）
对批评者，王安石和神宗的打击是毫不容情的。为了平息反对的声音，首都设置了“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开封变成了一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城市。北宋政治进入“危辱时代”。（《法度与人心》P354）
赵教授两部著作都提到王安石与宋神宗在京城设置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这里的逻卒，指隶属于皇城司的巡卒。王安石究竟有没有鼓动宋神宗置“逻卒”监视谤议时政者，是一个需要考辨的问题。若有，则不但王安石“打击异己分子”的罪名可坐实，而且“开封变成了一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城市”、“北宋政治进入‘危辱时代’”之论也可成立；若没有，则上述推论恐怕失之武断。
多部南宋文献都有王安石变法期间设置逻卒伺察谤议的记载，如陈均《九朝编年备要》载：“熙宁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逻卒。皇城卒七十人、开封府散从官数十人，巡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载：“熙宁五年正月，置京城逻卒，察谤议时政者，罪之。此商鞅议令之罚，而安石亦为之。”《备要》只说熙宁五年春置京城逻卒，并未明确指出是王安石所置；《讲义》却言之凿凿称此乃“安石为之”。
元人修《宋史》，也沿袭《备要》的说法：“置京城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查赵冬梅《大宋之变》的注释，可知赵教授的引文即援引自《宋史》，不过读赵教授文意，显然她认为置京城逻卒者即为王安石与宋神宗（王安石排在神宗前面，或不是无意，而是视王氏为置逻卒的“罪魁祸首”），或者说，是宋神宗接受了王安石打击异己分子的主张，才设置逻卒“察谤议时政者”，这可能是采信了吕中《讲义》之说。
但我们辨析王安石置逻卒一事，不可止步于《讲义》与《备要》。我们需要考究《讲义》与《备要》的相关记载来源于何处。窃以为，对“置京城逻卒”叙事的溯源，可先查阅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因为“长编”的体例决定了它的编撰特点是宁繁毋简、事无巨细、有闻必录、述而不作，使用的材料多是原始记录，对文人笔记的引用比较审慎，史料价值极高。而且，李焘的个人立场倾向于保守派，他不可能会偏袒王安石。
那么李焘有没有记录“置京城逻卒”之事？也有。《长编》卷二百二十九载：“是月（熙宁五年五月），命皇城司卒七千余人巡察京城，谤议时政者收罪之。”这里的皇城司卒，即是《讲义》《备要》《宋史》所记的逻卒，两者是同义的。但《长编》使用的动词是“命”，《讲义》《备要》《宋史》则用了“置”，赵冬梅教授也延用《宋史》的说法，说是“设置”。“命”与“置”的涵义是大不一样的，“置”意味着逻卒是神宗朝创设的，宋神宗与王安石是始作俑者。但实际上，宋初已有皇城司这一机构，也很早就配置了逻卒，其职责就是伺探情报。《长编》用“命”，无疑更为准确。这一细微而关键的差异，赵教授似乎未察。
更重要的是，《长编》在记录“命皇城司卒七千余人巡察京城”一事时，还特别注明：“此据司马光日记，系（熙宁）五年正月末事，今附见此，更详考之。”李焘毕竟是史学大家，有着史家的审慎，注明了信源是司马光，并提出应该“更详考之”，因为司马光的日记并不是原始资料，且缺乏旁证，所以只能“附见此”，尚不可全信。
查《温公日记》，果然熙宁五年正月条记有：“是月，命皇城司卒七千余人巡察京城，谤议时政者收罪之。”不过，这里司马光并未明言是王安石派遣了皇城司逻卒。到了熙宁七年四月，因神宗下诏求言，司马光上札子攻击新法，便毫不客气地将矛头直指“执政之臣”（即王安石），称执政之臣“独任己意，恶人攻难。群臣有与之同者，则擢用不次；与之异者，则祸辱随之。……又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牓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
赵冬梅教授在《大宋之变》中也引述过司马光的这份札子，并作了生动的翻译：“（为了封住批评者的口）又偷偷派出逻卒，到市场上去，到道路上去，偷听人们的闲谈，遇有谤议新法的，立即抓起来行刑。街头挂出了榜文，悬立赏格，鼓励告发诽谤朝政的人。”（《大宋之变》P301-302）
赵教授将司马光的札子赞为“狮子吼”。但假如司马光指控不实，是不是就有点辜负赵老师的赞誉了呢？所以这里我们要探究一下司马光的这一指控是否可靠。
先说我的结论：不可靠。因为熙宁五年，司马光已经远离京城，隐居于洛阳，京城之事显然是他道听途说的。而熙宁年间，为抹黑王安石变法，反对变法之人捏造了许多谣言，朝野上下，流言满天飞。
其中一个流言版本见北宋林希的《野史》。林希与王安石大致生活同一时代，其记录神宗朝政事的《野史》今已佚失，幸好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有引述林希《野史》的记载，让我们得以一窥相关流言的面目：
林希《野史》云：初，司马光贻书王安石，阙下争传之。安石患之，凡传其书者，往往阴中以祸。民间又伪为光一书，诋安石尤甚，而其辞鄙俚。上闻之，谓左右曰：“此决非光所为。”安石盛怒曰：“此由光好传私书以买名，故致流俗亦效之，使新法沮格，异论纷然，皆光倡之。”即付狱穷治其所从得者，乃皇城使沈惟恭客孙杞所为。惟恭居常告杞时事，又语常涉乘舆，戏令杞为此书以资笑谑。狱具，法官坐惟恭等指斥乘舆流海岛，杞弃市，以深禁民间私议己者。其后，探伺者分布都下。又明年，曾孝宽以修起居注侍上，因言民间往往有怨语，不可不禁。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之狱。上度其本非邪谋，多宽释之。
按林希《野史》的记载，王安石之所以深罪孙杞，是因为孙杞冒司马光之名写了诋毁王安石的书信，导致王安石恼羞成怒，不但杀了孙杞，杀鸡儆猴，“以深禁民间私议己者”，还派“探伺者分布都下”；而且，次年因曾孝宽打小报告称“民间往往有怨语，不可不禁”，王安石又“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之狱”，而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作为是颇不以为然的，多次将那些被王氏抓起来的人释放了。这或许就是王安石“置京城逻卒，察谤议时政者”一事的文本源头。
然而，治宋史的学人都知道，林希《野史》的可信度极低，收集的多是诋毁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流言蜚语、不实传闻、抹黑材料。如沈惟恭一案，实跟王安石无关，沈惟恭是因为干请恩泽不得，心生怨恨，指使门客孙棐（林希误记为孙杞）伪造司马光的奏稿，非议时政，诅咒宋神宗：“天不祐陛下，致圣嗣不育”。沈惟恭还将伪奏稿拿出来示人，结果被閤门使李评获悉，李评报告了神宗，沈惟恭、孙棐伪造奏稿、指斥乘舆之事这才败露。而李评是王安石极讨厌的一个人，决无可能受王安石指使。相关史事，李焘《长编》有详尽记述。
林希《野史》称沈惟恭案发生后，曾孝宽“言民间往往有怨语，不可不禁”，王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之狱”，这也是不实的谣言，因为事实是，曾孝宽报告王安石的事情无关民间怨语，而是关乎军营隐秘，请见李焘《长编》记载：
先是曾孝宽为王安石言：“有军士深诋朝廷，尤以移并营房为不便，至云今连阴如此，正是造反时，或手持文书，似欲邀车驾陈诉者。”
“移并营房”是王安石新法之一，旨在通过合并军营、裁撤冗兵节省养兵成本。但这一变法触动了冗兵的既得利益，所以有一部分军士反应激烈，扬言要告御状，甚至“造反”。变法派阵营中的曾孝宽得悉传言，便报告了王安石。时为熙宁四年末或熙宁五年初。于是在熙宁五年正月的一次早朝上，身为宰相的王安石便将此事提出来讨论。
枢密使文彦博趁机打击变法：“近日朝廷多更张，人情汹汹非一。”
王安石说：“朝廷事合更张，岂可因循？如并营事，亦合如此。此辈乃敢纷纷公肆诋毁，诚无忌惮。至言欲造反，恐须深察，又恐摇动士众为患。”事关煽动士兵造反，这种事情在任何时代都会受到“深察”，我们不能因此认为王安石是在倡言打压舆论。
神宗皇帝决定查出煽动造反的主谋姓名。枢密院提议由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帅负责调查；王安石则提请委皇城司；神宗说：“不如付之开封府。”最终神宗决定由皇城司派逻卒暗中刺探兵营动向，开封府则负责审讯。
数月后，熙宁五年十一月，参知政事冯京反映说：“皇城司近差探事人多，人情颇不安。”
神宗说：“人数止如旧，探事亦不多，蓝元震（时任皇城使）又小心，缘都不敢乞取（受贿枉法），故诸司不安。”
执政团队说：“外间以为若十日不探到事即决杖，故多捃摭细碎。”外间传言，皇城司逻卒若十日探不到情报，就要被打板子，所以逻卒便四处搜罗细事、罗织罪名。
神宗说：“初无此处分。此辈本令专探军中事，若军中事但严告捕之法，亦可以防变。”强调只是让皇城司刺探军中之事。
不过我们需要说明，熙丰变法期间，保甲法的保丁教阅、上番也属于军中之事，王安石行保甲法，本意就是想以民兵（保丁）代替一部分募兵，所以熙宁八年，保甲由隶司农寺改隶兵部，其政令则听于枢密院。正由于保甲具有军事属性，所以保丁的教阅与上番也被列入皇城司逻卒的探事范围。熙宁五年闰七月，便有开封府界的保丁“以教阅不时及买弓箭、衣着劳费，往往讪詈”，而被逻卒逮住，神宗诏“开封府鞫其事”，但王安石对神宗的做法是不太赞成的，说：“探报口语难辨之事，岂可必信？”
熙宁五年十一月御前议事时，王安石更是明确反对逻卒探事范围的扩大化。我们不妨听听王安石是怎么说的：
专令探军中事即无妨，若恃此辈（指皇城司逻卒）伺察外事，恐不免作过。孙权、曹操用法至严，动辄诛杀，然用赵逵、吕壹之徒，皆能作奸乱政。陛下宽仁，不忍诛罚，焉能保此辈不作奸？三代圣王且不论，如汉高祖、唐太宗已不肯为孙权、曹操所为，但明示好恶赏罚，使人臣皆忠信，不敢诞谩，天下事安有蔽匿不闻者？细碎事纵不闻，何损于治体？欲闻细碎事，却致此辈作奸，即所损治体不细。
以上史事李焘《长编》均有详尽记述。显然，王安石只是支持“专令（逻卒）探军中事”，而坚决反对让逻卒“伺察外事”、“闻细碎事”，可见他不可能如林希《野史》所言，“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之狱”。须知宋朝的皇城司直隶于内廷与枢密院，非中书所能指挥，况且枢密院的长官还是王安石的死对头文彦博，岂有可能听命于王安石？再者，以王安石“人言不足恤”的自负，又怎么会浪费心力去理会市井间的议论？
从另一件事也可看出王安石不赞成钳制人言——那是熙宁六年，枢密副使吴充给神宗提了一个议案：“朝廷开广言路，微至于庶人皂隶，苟有可言，皆得上闻，此至公之谊也。而比来士大夫辄以书启或家信投有位，其间排诋营救，增饰事情，嫌爱在心，言无忌惮，因缘闻达，以快私欲。虽朝廷必加审核，至蒙原察，则被诬之人亦已困辱。且排诋者既难于反坐，营救者又阴以为德，含沙射人，束缊还妇，怀阴害以中良善，托公谊以售私恩，此风浸成，实黯圣政。乞有司申严法禁，庶惩薄俗。”（见李焘《长编》）
吴充的意思是，为避免有人“言无忌惮，因缘闻达，以快私欲”，朝廷应该立法严禁士庶投书高官。神宗采纳了吴充之议，诏“中书、枢密院自今并遵立条制”。但王安石告诉神宗，没有必要设立限制言路的法禁：“尧、舜所以治人，但辨察君子小人明白，使人不敢诞谩，自不须多立法禁。”这便是王安石对人言的态度。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熙宁五年初，皇城司确实派出逻卒“探事”，但指挥皇城司的人当是神宗皇帝，或者是枢密院长官，而不可能是宰相王安石；皇城司逻卒的数目也不可能是“七千余人”，因为熙宁五年皇城司的整个编制也才三千多人（参见汪辉《两宋皇城司制度探析—以其探事职能的拓展及人员的管理为主》第二部分，河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5 年），神宗自己也说逻卒“人数止如旧，探事亦不多”，因此“七千余人”当为“七十余人”之讹；而且，朝廷对逻卒的“探事”范围也有限制：“专探军中事”，以防有将士密谋不轨，并不是“伺察外事”，尽管逻卒在实际“探事”时可能出现了“多捃摭细碎”的滥权做法，但王安石对此是明确反对的。
可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士大夫为攻击王安石及其新法，却谣称是王安石“深禁民间私议己者”，“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之狱”。这类流言从京城传到洛阳，司马光听信了，不但记入日记，而且在奏疏中将锅直接扣到王安石头上。
由于王安石变法期间反对派热衷于造谣、传谣，司马光道听途说又信以为真，南宋以降史家以讹传讹，王安石便背上了钳制人言、“置京城逻卒，察谤议时政者”的大黑锅。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不少宋史研究者也听信司马光一面之词，不作考证，也认定王安石派了皇城司逻卒，伺察于市井间，发现哪个人讪谤新法，就立即抓起来治罪。甚至进而宣称 “开封变成了一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城市，北宋政治进入‘危辱时代’”，这就未免有些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论了。
最后我想说，纵观北宋元祐以降保守派士大夫（及其追随者）对王安石与熙宁变法的叙事，不实之处甚多。出于反对变法之立场，他们不仅夸大了新法的弊端，甚至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抹黑王安石，尤其是林希的《野史》与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诚如有识之士所指出：“《邵氏闻见录》凡涉熙宁变法处，几近谤书。”（见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8，P1773）林希《野史》亦差不多如此。今天我们评价王安石及其变法，不论观点为何，首先决不可只听保守派一面之词，而应当细心辨析史料，多方求证，以成公允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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