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6日，陈烨与恩师杜亚雄摄于北京景山公园10月7日上午，我突然收到导师杜亚雄教授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说恩师当天早晨在北京与世长辞了。看到这个消息我如遭雷击，呆立在钢琴旁。就在一个多月前，我还去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病房里探望他，与他相约等他病情好转要接他来杭州住一段时间。谁知那日一别，竟成了永别……1945年，杜亚雄生于陕西汉中，后来在甘肃兰州长大。他从小热爱音乐，曾代表学校参加兰州市少儿文艺比赛，并多次获奖。1959年，他考上了兰州艺术学院预科班，开始专业学习音乐。1968年，从西北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后，为了搜集和整理裕固族民歌，他毅然放弃了在兰州的工作机会，而去了条件艰苦的嘉峪关。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他克服种种困难，搜集了数百首裕固族与汉族民歌。1978年，他以第一的成绩考入南京艺术学院攻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他开始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历任该院中国音乐教研组主任、音乐学系副主任、主任等职，其间，多次出国调查研究，讲学交流。2002年，他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杜老师传奇的一生凝成了一个个镜头，不断在我的脑海中显现。回过神来，我拿起手机给远在甘肃阿克塞的民间歌手阿叁发去信息，告诉他杜老师辞世的消息。他是我们采访过的哈萨克族民歌手，与杜老师有着深厚的感情。阿叁大哥得知后泣不成声，说：“杜老师不在了！还有谁会来看我们呢？”是啊！杜老师一生热爱民族音乐，搜集、研究民族音乐，也因为民族音乐与许多民间歌手、民间乐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2021年夏天，我陪杜老师故地重游，来到了他采过风的甘肃省肃南县明花区莲花乡。裕固族民歌手钟秀玲接待了我们。她与杜老师相识于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她还没结婚，现在都已经当上奶奶了。她家住的是平房，喝的是地下水，但得知杜老师要来，特意宰了羊来招待我们，还把儿子的婚房让出来给我们住。杜老师说，现在的条件跟当年比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66年，他为搜集、记录裕固族民歌手恩情卓玛和她儿子贺俊山唱的民歌，曾来此地住了一个月。那时根本没有现在的条件。他有时候采风晚了没地方睡，就睡羊圈。羊睡里面，他睡外面。恩情卓玛被杜老师搜集裕固族民歌的诚心打动，认杜老师做了她的干儿子。我们2021年到莲花乡时，恩情卓玛已过世多年，她的后人也不在那里住了。但恩情卓玛的孙女、裕固族民歌手贺春花听说杜老师来了，二话不说就赶了70里地来见他。晚上，裕固族人用最隆重的礼仪来欢迎我们，贺春花还给我们唱了好多首裕固族民歌，直到很晚才回去。后来我了解到，许多裕固族民歌正因为当年杜老师的记录才得以留存，这些记录材料现在成了学习这些民歌的惟一渠道。在裕固族人的心里，是杜老师的研究才让裕固族的文化得以传承并为世人所知，他是裕固族民歌的伯乐，更是裕固族人的知音。在对裕固族民歌进行了十多年深入调查后，杜老师于1978年考取了南京艺术学院的研究生，目的就是为了学习系统研究民歌的方法。在高厚永教授的指导下，杜老师通过比较研究，并结合多学科知识综合分析，完成了他的硕士毕业论文《裕固族西部民歌研究》。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国内外音乐学界的广泛兴趣和重视。美国、加拿大、日本、阿根廷、匈牙利等国的报刊都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报道。杜老师还因此应邀去匈牙利科学院人类研究所访问、考察，并与匈牙利音乐学家共同研究裕固族民歌和匈牙利民歌的亲缘关系。因为杜老师的研究，中匈两国音乐学界都知道了匈牙利民歌和裕固族民歌相似的事实。1988年，匈牙利科学院音乐研究所请裕固族歌唱家阿尔昂·银杏姬斯访问匈牙利并与匈牙利歌唱家一同举办演唱会，来展示两个民族民歌间的相似之处。1989年，杜老师在匈牙利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北方民歌与匈牙利民歌的亲缘关系》。为表彰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匈牙利政府授予了他“社会主义文化勋章”。杜老师将裕固族民歌带出了中国，裕固族民歌也带着杜老师走向了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发来的悼念信息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出来，朋友圈渐渐被各个平台悼念杜老师的帖子刷屏。忽然，我看到有人发了一条杜老师以前讲十二平均律的短视频，思绪又回到了大学时光。记得那是2005年，我将杜老师刚出版不久的《中国传统乐理教程》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后，跑去向他汇报心得，并指出了其中几处印刷问题。杜老师当时还夸我读得很仔细。现在算起来，那已经是他在国内出的第三版关于“中国乐理”的书了。1985年，杜老师作为中国音乐学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突尼斯期间，看到突尼斯这样一个小国居然有本民族的乐理课本，便决定也要为我国搞一套关于传统音乐的乐理书。1995年，杜老师在对“北京大兴县长子营乡北辛庄音乐会”进行长期调查的基础上写作了我国第一本“中国乐理”——《中国民族基本乐理》。翌年音乐教育学者马东风发文称它为“中国乐理逐步走向体系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96年，这本专著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基金的奖励，基金会还邀请杜老师写一本介绍中国乐理基本内容的英文小册子。小册子写成后发表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1999年出版的《欧亚研究年鉴》上。随着对中国乐理研究的逐渐深入，杜老师决定对已出版的中国乐理进行修改，以使其更加完善。这一改就改了二十多年，光在中国内地就出了七个版本。其中有三个版本是分别为中学生、本科生和研究生量身定制的，目的是让不同学段的孩子都有适合于自己的中国乐理教材。2021年，最后一版《中国基本乐理》入选“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项目”。杜老师曾经跟我说，他还要写一个小学生也能学的版本，让娃娃们从小就能学到中国乐理。可叹他心愿未能完成，就匆匆离开了我们。在北京帮忙料理杜老师后事的师弟与我联系，说杜老师在杭州绿城育华学校工作过，让我帮忙将杜老师的讣告发给学校。在给育华学校发去消息的同时，我又想起了他在杭州投身中小学教育的那段日子。杭州绿城育华学校是杭州市惟一一所市直属的纯民办学校，下设小学、初中、高中。2014年，我请杜老师来育华学校开了两场讲座，反响很强烈。校长问我能不能请杜老师做学校的音乐教学总监，同时给在校学生上课。当时浙江音乐学院正在筹建，他们很希望杜老师去那边做特聘教授，另外他还兼着中国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工作，国内外各种研讨会、讲座也邀约不断。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杜老师传达了陈校长的邀请，没想到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自此，杜老师开启了他带着“博导”之衔投入一线中小学音乐教学的五年历程。二十多年来，全国中小学音乐教育因为提倡以审美为核心，忽视音乐实践能力的培养而引发了一系列教育问题。杜老师始终认为，中小学音乐教育要以表演为核心。他曾拿世界三大音乐教学法——奥尔夫教学法、达尔克罗兹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举例说，这三大音乐教学法之所以能如此成功，受世人推崇，正是因为他们分别强调了以“奏”“跳”“唱”为核心的音乐表演的各个方面。在三大教学法中，杜老师特别推崇匈牙利的柯达伊教学法。这不仅因为匈牙利的国情与我国相似，族源和我国有关系密切，民间音乐结构和我国传统音乐相近，还因为柯达伊的音乐教育观点和我国儒家的乐教思想相通。多年来，杜老师一直在研究柯达伊教学法，并考虑它的中国化问题。我国其实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引进了柯达伊教学法。但长期以来，我们只是借鉴了它的一些表层的教学手法，如柯尔文手势、节奏读法等，并不了解其核心理念。为了搞清柯达伊教学法的核心理念，杜老师不仅亲赴匈牙利进行实地考察，还仔细阅读了他们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音乐课本。经过研究，他发现柯达伊教学法的核心是“母语音乐教育”。“母语音乐教育”包含两层含义：一、从母语导入节奏和音高等观念，并根据母语的特征进行简单的音乐创作；二、用本民族的民歌作为国民音乐教育的主要教材。中国孩子的母语不是匈牙利语，因此，要在中国真正推行柯达伊教学法就必须从我们的母语出发将它“中国化”。杜老师接受绿城育华学校的约聘，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将他多年来在柯达伊教学法中国化中的研究成果编成音乐教材，然后通过课堂实践验证这些教材的可操作性。2016年，他将通过课堂实践检验的教材整理成12课，分12次连载于《中小学音乐教育》杂志，征求各方意见。2017年，经过数轮修改后，这套教材以《音乐的认读唱写——走进柯达伊教学法》为题，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社出版。杜老师深知要将柯达伊教学法真正中国化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因此，他不仅自己刻苦钻研，积极实践，还经常鼓励我进行具体方法层面的探索。当得知我在柯达伊教学法的启发下，发展出了一套从母语发音入手，教学生逐步掌握音高、节奏和歌唱基本技能的教学办法，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时，他非常高兴，让我详细叙述了我教学的目标、步骤与要点，并亲自撰写长文《以字行腔学习歌唱——介绍一种新的声乐教学探索》，来介绍、推广这种方法。在育华学校工作一段时间后，杜老师了解到许多在校的小学生都在接受校外音乐培训，意识到校外音乐培训也可以成为推广柯达伊教学法的一个重要渠道。他问我：“孩子们在校外学什么乐器最多？”我说：“钢琴，据说全国有几千万学钢琴的琴童。”他说：“柯达伊教学法提倡以本民族的民歌作为音乐教材，民歌可以唱，当然也可以奏。既然现在学钢琴的人多，你又有多年教学经验，我们就以中国民歌为题材搞一个钢琴教学体系，怎么样？”于是，我有幸成为杜老师的合作者，与他一起开始搭建这个体系。历时数年，我们先后编写出版了《中国民歌钢琴教程》、中国音乐学院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精品教材《中国民歌钢琴》《中国娃娃学钢琴》等钢琴教材，初步完成了从入门到进阶，从学习到考核，从基本技术到各类音乐体裁的全覆盖。后来，杜老师又陆续写作出版《西北民歌钢琴创意曲》《中国娃娃弹民歌》等不少曲集，作为这个体系的补充教材。直到今年7月，杜老师因病卧床时，还强忍身体不适，把我改完的最后一本钢琴补充教材中的60首曲子一首一首从头到尾听了好几遍，对其中的细节作最终确认。晚上，我打电话告诉妈妈杜老师辞世的消息，她听了非常难过，说：“杜老师走了，这下你有什么不懂，都没人问了。”我刚收住的眼泪又止不住地往下掉。对我来说，二十年的追随，杜老师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的太阳。每当我遇到困难或气馁时，他总能给我源源不断的能量，让我有勇气去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实现一次又一次自身的突破。不承想，太阳也会有下山的时候……泪眼蒙眬间，我翻开了杜老师的自传。他的母校西北师范大学的校训赫然入目：“知术欲圆，行旨须直。”它取自黎锦熙在1947年为《国立西北师院毕业同学录》的题词，原本有十六个字：“知术欲圆，行旨须直；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这是杜老师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他践行的准则，更是他对我们后生学子的治学要求和精神指引。不过今天，后两句却显现出了另一层意思，读罢让我特别痛心——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山川含泪，天地同悲……安息吧，杜老师！我会谨记您的教诲，沿着您指引的方向一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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