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四渡赤水》里，有一段堪称封神的台词：红军战士在搬运一门重炮，毛主席发现后过来了解情况，随后下令“沉掉”，面对“你这是在破坏革命武器”的质疑时，毛主席的回复是“这武器正在破坏革命！沉掉，一切没用的东西通通沉掉！”
这门炮可不简单：这不仅是当时红军少有的重武器，还是1930年打长沙时缴获的，立下赫赫战功，一直以来都被红军战士们视为战友，哪怕已经没有炮弹了，大家还是出于战友的感情带着它，但即使如此，在生死关头，这位特殊的战友还是只能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了自己——毕竟，长征前期为什么会转战困难？为什么会有湘江之战这样的惨剧？就是因为一开始红军把全部家当瓶瓶罐罐，就连印钞机、印刷机都带上了，转移极度困难。
这门炮和红军长征前期带的家当一样，都是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都是革命的武器，那革命的武器为什么会破坏革命？归根到底就是一条：真理的具体性。列宁说过，即使在同一方向迈多一步，真理也会变成谬误。在攻城拔寨、保卫苏区重创蒋匪帮时，这些武器自然是革命的，但是当革命的任务是需要保留有生力量且前有拦敌后有追兵时时，革命的火炮重武器反而会成为迟滞行军的拖油瓶，不自知地成为了“破坏革命”的要素。带着跑不动，丢掉不管又会回到蒋匪帮手里变成对红军开火的帮凶，这种情况下，沉掉是唯一的出路，既能减轻负担，也不会便宜了老蒋。
但这位特殊的战友依然有一部分陪伴着红军战士们——炮镜被留了下来。为什么？因为火炮不难找，蒋介石和各路军阀的兵工厂可以大量生产，只要红军打胜了，总是能缴获得到的，炮镜则是稀罕品，是需要进口的精密仪器。丢掉，并不是全盘抛弃，只是没用的东西才会统统沉掉。
类似的案例在人民军队历史上有不少：在红四方面军最凶险的一战漫川关战役时，也是为了突围不得已把火炮、迫击炮炸掉，能精简的东西全部丢到悬崖下，固然失去了重武器，但这一战拯救了全方面军，粉碎了胡宗南“漫川关是红四方面军的坟墓”的狂言，部队西行转战三千里，来到了大巴山，以“赤化全川”的气势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也是这样的行动，晋冀鲁豫野战军虽然失去了重武器，一直到淮海战役也难以恢复，但不仅打得蒋介石“空心战术今已矣，重点进攻安在哉？”，还打出了“江汉飞传刘邓捷”的威风，威胁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脏地区。
甚至有时候，要舍弃的不只是重武器——想想解放战争时期连革命圣地延安都“让”给胡宗南了吧！固然要把延安“拱手相让”，大家情感上都无法接受，但毛主席却说：“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一个中国。”在黄河以西继续和胡宗南从容周旋、三战三捷，占领延安并没有给胡宗南带来任何好处，反而让他更加陷入被动的局面，就连美国政府在1949年的白皮书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派“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
舍弃，并不是流寇一般的逃窜出走、跑到哪里算哪里，虽然根据地有时候不得不失去，但并不代表就把自己变成浮萍一样随波逐流，而是像蒲公英一样，飞到哪里就把种子播撒到哪里。长征不就是“红色的蒲公英”吗？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走到哪里，就把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中国工农红军的政策宣传到哪里——在贵州，人民都知道“红军是干人（即贵州方言穷人）的队伍”；在彝族地区，贴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留下了彝海结盟的美谈；在藏族地区，连格达活佛这样的僧人也愿意加入中华苏维埃的政权！红军虽然失去了南方的革命老区和无数指战员，但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拥护共产党、参加红军，他们得到了更伟大的成果，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驭之，无所不可。”他认为只要掌握了一个“道”，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他的道是抽象的正义之道，但军事确实存在这么一个“道”，那就是军事思想，一种来源于军事、蕴含着科学与哲学、但不仅仅可以运用于军事的思想，是科学的军事观、军事的辩证法。只要抓住了这个“道”，就是认识到了科学的客观规律，自然便可以“以道驭之，无往不可”了。
（注：原本想详细写，但突然觉得许多观点过去的文章都提过了，便简单收尾，详情可参考我的旧文【随笔杂谈】以道驭之，无往不可——什么是军事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