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斗争，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愿提又不得不提的一件事，由于这看起来会像“内斗”，因此许多人不愿提这件事，可有时候这又是一件躲不过避不开的事情。
有的问题我们仍要思考一下：路线斗争是什么？为什么要路线斗争？我们要怎样的路线斗争？在此，我以一个亲身经历者的身份，辅之以《武启全集》《明远回忆录》《明远回忆录2》等材料，简单回忆2018—2021年“武启总指挥时代”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里的三次路线斗争，希望能够给予大家一个参考。
我所定义的路线斗争，以“在危及组织与行动的路线的情况下于同一阵线内采取的斗争”为标准，所以对于部分个人问题的批评不算，对于某些不仅没有实践而且对抗争没有任何正面效果的骑墙派投机主义的斗争（比如某“蜂巢思想”家，详见旧文《什么是“真正的精英”以及他们如何欺世盗名——批学生中的“蜂巢思想”》）也不算。
第一次路线斗争：运动会事件，与“温和理性派”的斗争
“温和理性派”是2018—2019年活跃的一个学生松散群体，在早期，他们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一度长期掌握校内学生抗争的主导权，这一群体多由尖子班学生组成，兼具“老师眼里的好学生”与“同学们心中的领袖”两大形象，主要代表人物有灯笼、李星。具体的信息详见《什么是“温和理性派”以及他们在抗争中的表现》一文，在此不赘述。
我们与温和理性派有过两次斗争，第一次斗争是2018年的运动会事件，另一次是2019年的远征温县一中。
在运动会事件中，面对运动会的取消，温和理性派是以请愿运动发起者的身份登台的，我们也与他们联合了起来，一同为运动会的恢复而奔走，那时候的盛况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可谓是“班班有代表，处处喊请愿”，然而在实践中，温和理性派却一点一点滑向了“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的一面，这一过程有三个关键节点。
第一节点是人数问题，请愿团最初人数有十人，遍布尖子、重点、普通等各班级，在一开始与年级主任请愿时，主任说“别那么多人来，搞得和文革时期闹运动一样”，温和理性派的领导层立刻听进了这个建议，猛削人数，最终决定前往找校长请愿的只安排四人，原定是灯笼、李星、武启与一名女同学，行动决定在年级统一的自习时间发起，但武启早就因之前食堂问题崭露头角遭到了班主任重点监管，自习时班主任亲自到班里看住武启，而到了行动时，那名女同学突然不知所踪，只有灯笼和李星两人硬着头皮上，结局自然是一败涂地。在火力还不充足的情况下，为了考虑“不得罪人”，竟然先自行削弱人手和火力，这就是严重的投降倾向。
第二节点是木雨参战与否的问题，在行动发起前一晚，武启自知情况不妙，找到灯笼提出让自己的老战友木雨代替自己出战，遭到灯笼一口咬死否决“他那个人，暴脾气，思想极端，一定不能让他去，我们只是请愿，是和校长心平气和谈话。”最能打硬仗的木雨遭到了雪藏，而到了行动前的中午，武启在尖子班苦苦求各位“进步英明”的温和理性派人士代替自己参战，却只见到某些口若悬河的嘴皮子大师一听说要让他上立刻失魂落魄“别，别搞我”以及其他人毫不在乎的“你这人怎么这样”然后便继续嘻嘻哈哈的闹剧。这一情况足以反映这些“温和理性派”的先生们对此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在乎，对待请愿运动，既没有科学家的严谨，也没有艺术家的热情，反倒是把自己胡闹儿戏的投机嘴脸暴露的一览无余。
第三节点是面对真相是否应该公之于众的问题。在知晓运动会是校长亲自决定取消后，灯笼下要求不准泄露真相，面对武启的质问，也漠不关心：“为什么要把真相说出去呢？反正取消就取消了，把事情闹大对谁都不好，还是要给校长一个面子。”然而，当时一直疯传一个谣言“是新来的副校长取消了运动会”，如果说，前面两个节点的举动还能理解为指挥经验不多和个人偏见导致的决策失误，那么面对真相瞒而不报，任由谣言继续伤害无关者，任由学生们沉浸在错误的对立与无谓的愤怒中，自己选择揣着明白装糊涂，置身于外冷眼旁观，这种态度，已经标志着他完全选择了精致利己的立场，彻底堕落为与校方一同欺骗愚弄学生的帮凶。
如此背叛行为使得武启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怒，立刻采取反制措施针锋相对，粉碎灯笼的消息封锁：武启立刻联系木雨，披露了全部真相，痛批灯笼的方针，讨论后宣告与其路线决裂，随后两人在班级和宿舍内传播事情真相，并且在“网络阵地战”时期将事情真相公之于众，终于挂起了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自此，基本形成了武启以“威慑之剑”与校方达成战略平衡的格局，而灯笼此人，早已在运动会事件后被抛弃遗忘了。
第二次路线斗争：远征温县一中，与“温和理性派”的斗争
在温县一中事件中，我方曾积极通过互联网以远征的形式采取对学生的援助，这一时期李星也处在队伍之中。
与灯笼比起来，李星是极具戏剧性与复杂的形象：他不像灯笼那样是恶意的投降主义，在灯笼要求不许透露真相后，仍然在和武启的交谈中表示“这种东西说出去我是没什么怕的，只是不知道他的考量到底是什么”，也曾为队伍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武启对他曾评价很高，认为是“理性的化身”，除此之外的评价是“善良过头”了，到了挨了打也不反抗的地步。
武启与李星的矛盾始于“平庸之恶”事件，凯星因误信谣言险些遭到处分，武启对传谣者不负责任甚至心怀恶意的行为表示愤慨，李星却认为不必苛责，也许这些人主观并没有恶意，不过是出于“平庸之恶”，这让爱护后辈的武启感到不满，认为这是帮加害者开脱。
在远征温县一中时，武启撰写了檄文痛斥温县一中伤害学生的恶行，李星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不够理性冷静”，武启对此的解释是“檄文需要感同身受、同仇敌忾，况且敌我力量悬殊，现在是打攻坚战的时候，牛刀杀鸡也在所不惜。”但李星并不愿意接受这个解释，只是以“行吧行吧行吧，好的没问题，支持你”仓促结束了讨论。这使得武启陷入了长时间的自我怀疑中。
但李星的如此态度，已经激怒了系国、居易、木雨、立乾、武治、凯星几人，这些人或是“第一代”的老将，在队伍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或是在新生力量中扮演重要角色，基本都是领导层，众人的不满，宣告着李星“政治生命”的完结，也代表武启与李星的友好合作关系自此结束。他的路线失去了市场，他也被排除在外，自此，“温和理性派”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对李星的定义与评价，一直以来都有着很大的争议，或是认为他和灯笼一样是投降主义、破坏队伍、路线反动；或是认为他并没有错，只是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片面强调“原则”忘记了客观实际，即使是武启本人，也一直没能下一个准确的定论，不满与愤怒、惋惜与感叹总是会左右他的判断。
对此，武启在时过境迁后，才对李星下了定论式评价：“客观行为上有跪着造反的情况，但实实在在支持抗争，也做过些有益的工作。而且尤其要注意的是，李星和灯笼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在抗争低潮的运动会事件后，他也没有低头投降，而是还有勇气表示说出真相没什么可怕的，他没有如灯笼一般在行动上投敌，堕落成为欺骗学生隐瞒真相的帮凶，虽然我们还是因为理念不同分道扬镳了，但我和李星的争论，更多是为公而争，他也许不能称同志，但他是一位好的战友、同路人，是一个思想不够顽强的好人。”
第三次路线斗争：十一月武装冲突，与崔立业投降主义的斗争
崔立业此人，是凯星、恒召的同学，曾有密切私交。也受过凯星和恒召的赞誉“思想开明的人”“立业哥是个好人啊”。原先的崔立业，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大大咧咧，不注重形象，喜欢整活儿，有点思想，在实践中有点“虚”。造化弄人，如果没有十一月武装冲突，或许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革命同路人”，无论如何到不了投降主义头子的地步。
十一月武装冲突的起因是涉黑分子对恒召的经济讹诈，导致双方一直有断断续续的交战，终于在一次战斗中，气急败坏的涉黑分子在外面搬救兵导致战况升级，恒召遭到了涉黑分子的持械围堵追击甚至跟踪，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这涉黑分子也与崔立业熟识，在如此十万火急的情况下，崔立业依然抱着“别把事情闹大”的念头，想着劝说双方各退一步，始终不肯让恒召报警，武启、凯星、明远对此大惑不解，事实上，当时只要报警，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可正是因为崔立业的阻拦，导致问题悬而未决，涉黑分子事后还反复无常的进行威胁和挑衅。
终于，事情恶化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崔立业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涉黑分子的领情，而是给视为“两头吃，在外头乱说话”并狠狠持械威胁教训了一番，崔立业遭到威胁后，防线彻底崩盘，甚至致电恒召“你低头认个错就完事了，别再搞凯星那一套什么鬼的抗争了！”十万火急的情况下，武启、凯星和明远怒斥了崔立业言行的荒谬绝伦，并立刻要求恒召报警反映情况给公安部门，后来三人更是亲自护送恒召到安全地带。而在报警并警告涉黑分子后，对方再不敢正面发起大规模冲突，十一月武装冲突就此落下帷幕。
事后，武启回忆时万分愤慨：倘若事情一开始就如他所说赶快报警，那还有后来这么多麻烦事情呢？崔立业的投降主义，不仅害得恒召卷入与涉黑分子的混战将近一个月，而且把自己也搭了进去，遭到了他“好兄弟”的一顿教训。可谓是害人害己！自此，崔立业此人也彻底边缘化，更因为在十一月武装冲突的糟心表现，几乎成为了笑柄。
总结
在三次路线斗争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路线斗争为实践带来了积极正面的效果：第一次路线斗争，与灯笼决裂并肃清其危害，加强了队伍的独立自主性；第二次路线斗争，使队伍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投身到远征以及其他考验中，锻炼起了“第二代”的新人；第三次路线斗争，肃清了崔立业的投降主义，选择与涉黑分子战斗到底，获得了十一月武装冲突的最终胜利。
总而言之，路线斗争是实践与行动中不可避免要遇到的考验，这是为了服务于实践事业，是为了探索出路、寻找真理，需要的是“有理有利有节”，正常的路线斗争，是为了让队伍更强大，是为了让实践取得胜利，而不是为斗而斗制造混乱与内讧，那只会把整个环境搞得恶臭不堪。无论如何，为了队伍的净化与事业的成功，我们仍需要路线斗争这把刀子，只有用好这把刀，我们才能旗开得胜、无坚不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