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参保者收入异质性的养老金结构优化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王论意，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何林（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保险研究》2024年第2期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的冲击，我国积极发展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以期对以基本养老保险为第一支柱，职业年金、企业年金为第二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形成有效补充。在多支柱养老体系下，政府层面如何决定基本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的最优配比？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因而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高收入群体更具有吸引力。如何制定兼具公平和效率的税收优惠规则？税收优惠政策如何影响到参保人的缴费决策？以上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根据Samuelson（1958）和Aaron（1960）提出的“Samuelson-Aaron”准则，在现收现付制和资金积累制养老金之间，存在唯一的最优的养老金类型，其主要取决于两者相对回报效率的大小。现有关于纳税递延政策的研究重点关注税收激励的实际效果和存在的问题。如王晓军和詹家煊（2019）认为当税收优惠水平较低时，很难激励人们的参保需求。张成松（2023）认为当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存在领取时税率使用单一等设计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低收入群体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刘华等（2021）分析了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养老保障税收优惠政策，提出我国应设置惠及不同人群的多元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

本文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将参保者的收入（边际税率）异质性纳入理论模型。具体的，构建了不同收入群体参保人的跨期消费模型，将参保人的生命周期分为工作期和退休期。在工作期，参保人有三类养老金可供选择。参保人需要在政府给定的缴费政策条件下，选择EET型养老金的最优缴费额度、最优储蓄额度，以及工作期和退休期的最优消费，以最大化终身效用。政府则需要选择PAYGO型养老金的最优缴费比率和EET型养老金的最优缴费限额，以最大化社会总福利。社会总福利不仅包括参保者的效用，还包括税收带来的效用。

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做了以下创新工作。首先，将参保人的收入异质性进行建模，并分析不同的边际税率对参保者养老金回报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了参保群体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对模型均衡的影响。其次，在社会总福利函数中加入了财政效用，即政府通过税收获得财政收入产生的效用。个人养老金以税收优惠作为发展动力之一，其设定须兼顾效率与公平，不能给政府财政产生过大负担（张成松，2023）。本文通过理论建模的方式，厘清了财政效用和参保者效用的权衡机制，比较了“提高限额”和“降低税率”两种税收优惠方式对参保人参保积极性的影响。

在模型部分，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不同收入水平参保者和政府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以探讨PAYGO养老金、EET养老金和个人储蓄的最优配比问题。我们考虑了一个世代交叠模型，其中参保者的生命周期被分为工作期和退休期。在工作期，参保人根据其收入水平被分为低收入群体（L）、中等收入群体（M）和高收入群体（H），三类群体适用的边际税率存在差异，收入越高的群体其边际税率越高。这种设置反映了现实中不同收入水平的参保者面临的不同税收负担，以及他们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时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幅度的差异。

在模型中，参保人需要在政府给定的缴费政策下，选择EET型养老金的最优缴费额度、最优储蓄额度，以及工作期和退休期的最优消费，以最大化终身效用。政府作为养老金政策的制定者，需要确定PAYGO型养老金的最优缴费比率和EET型养老金的最优缴费限额，以最大化社会总福利。社会总福利不仅包括当代年轻参保者的效用，还包括当代退休者的效用和未来参保者的效用。此外，政府还需要考虑税收带来的效用。因此，政府的最优缴费制度安排是这几类效用权衡后的最终结果。

研究发现，EET型养老金的回报效率在不同收入群体中呈现异质性，且通常高于PAYGO型养老金和个人储蓄的回报效率。因此，工作期参保人更倾向于选择EET型养老金。在给定的参数设置下，我们得出政府的最优策略是将PAYGO养老金的缴费比率设为13.00%，并将EET型养老金的缴费上限设为当期社会平均工资的24.70%。这样的缴费制度安排能够在满足当代退休者养老需求的同时，最大化社会总福利。

进一步地，我们分析了不同收入群体的参保人在最优缴费制度下的缴费行为。高收入群体倾向于顶格缴纳EET型养老金，而中等和低收入群体则选择部分缴纳EET型养老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的EET型养老金和PAYGO型养老金已经能够满足他们的财富跨期转移需求，而高收入群体则需要通过个人储蓄来进一步满足财富的跨期转移需求。在优化后的养老金缴费结构下，三类收入群体的养老金替代率均远高于警戒线水平，实现了较好的养老保障效果。这些结果为养老金制度的设计和优化提供了实证支持。

（一）收入分配结构。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增加，EET型养老金的缴纳额度上限对应的比例不断上升。同时，经平均工资调节后的社会总福利在增加。即在社会平均工资相等的前提下，中等收入人口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增加社会总福利。

（二）劳动力增长率和投资收益率。PAYGO的回报效率随着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而下降。同时，劳动力增长率影响着当前退休者和工作期参保人、未来参保人在政府决策中的比重。劳动力增长率下降对PAYGO缴费比率的影响最终取决于这两种效应叠加的结果。随着EET养老金投资收益率的增大，其相对回报率超过PAYGO，EET养老金的最优缴纳额度上限不断提高，这减轻了PAYGO养老金系统的压力。

（三）税收优惠。EET的领取税率反映了政府提供税收优惠的程度。其他条件不变时，领取税率越低，参保者享有的税收优惠越大。此外，通过提高EET的缴纳额度上限也能达到增加税收优惠程度的效果。随着EET领取税率的降低，当期EET的最优的缴纳额度上限也随之降低。这是因为政府在设置EET的缴费制度时，会综合考虑财政效用和参保者效用。为防止税收的大幅下降，需要相应调低EET的缴费额度上限。此时，EET的相对回报效率随之上升，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参保者对于EET的实际缴费额度呈上升趋势，而顶格缴纳EET的高收入参保群体的缴费则随着缴费额度上限的下降而下降。EET领取税率的变化对不同收入人群养老金替代率的影响展现出异质性。随着EET领取税率的降低，低收入人群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养老金替代率不断升高；而高收入人群的养老金替代率则是不断降低。

（四）人口寿命和退休年龄。随着退休的延迟，单期时间跨度增大，EET回报效率更高的优势进一步凸显。PAYGO型养老金的最优缴费比率呈下降趋势，而EET型养老金的缴纳额度上限则呈上升趋势。此外，各个收入群体的参保人在EET型养老金上的实际缴纳金额均随着退休的延迟而增加，且其退休后的养老金替代率也有所上升。因此，逐步延迟退休年龄，有助于减缓养老体系资金压力，提高参保人退休后的生活水平。 

（一）扩大中等收入规模有助于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应精准施策，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二）个人养老金投资收益率的上升有助于吸引更多参保群体参与个人养老金。应加强对个人养老金产品的投资管理效能，努力为参保人提供更加稳健的投资回报。（三）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措施可考虑从“提高缴费限额”和“降低领取税率”两个方面着手，在不增大政府财政负担的前提下，优化税收优惠模式。（四）构建动态的个税递延缴费额度上限上调机制。可以考虑与社会平均工资相挂钩，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逐步上调缴费额度上限，以满足养老保险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