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龙1 谢文璐1 黄佳欣1 吴思昱1 刘玫亚1 刘友红1
徐 蝶1 杨 英2* 马 旭2
1. 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研究所（730000）；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学技术研究所
育龄女性可因患有各种急慢性疾病、计划生育和以调节身体机能为目的服药，并以服药状态进入备孕状态甚至妊娠。夫妻双方孕前用药会对后代健康产生长期影响（如体重、头围、神经发育和心理健康），甚至新生儿的死亡［3-4］。另外，孕前钙剂、铁剂和叶酸补充可降低妊娠高血压和不良妊娠结局发生风险［5-7］。考虑到备孕至孕期服药的连续性，孕前用药行为往往会持续到孕期。因此，孕前是促进备孕女性用药安全，降低药物相关不良妊娠结局事件发生的关键时期。荷兰、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育龄女性孕前药物暴露率达57.1%~91%［8-9］，而我国仍缺乏相关数据支撑。本研究拟基于2013－2019年参加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NFPCP）且自报服用药物的计划妊娠女性为研究对象，分析我国计划妊娠女性孕前用药特征，为孕前药物咨询与降低药物相关不良妊娠结局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NFPCP。NFPCP旨在为计划6个月内妊娠的育龄夫妇提供免费孕前健康检查、风险评估和咨询服务。育龄女性由当地的妇幼保健医院、计划生育机构或其他乡镇医疗机构招募，并经由培训的专业人员采用结构化问卷收集服务对象包括年龄、民族、体质指数（BMI）、受教育程度、户籍类型、职业、孕育史、不良妊娠结局史和用药情况等在内的信息。参照《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与控制指南》，根据BMI值分为低体重（<18.5 kg/m2）、正常（18.5~23.9 kg/m2）、超重（24~27.9 kg/m2）和肥胖（≥28 kg/m2）［10］。更多NFPCP的信息可参考《中国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设计、实施及意义》［11］。
1.2 纳入标准
本研究选取了我国2013－2019年参加NFPCP且在调查时自报服用药物的20~49岁育龄期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共纳入871 152名研究对象。
1.3 服药情况处理
研究依据《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版）》内的685种药物种类将自报服药名称解析并进行规范化处理，并获得药物类别［12］。
1.4 方法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特征描述使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研究使用构成比分析孕前用药分布状况，并报告用药各类别下词频前3位次的药物名称。研究并就不同基线特征下的研究对象的孕前用药特征进行了分析，随年龄和BMI增长各药物类别使用差异比较使用卡方趋势检验，其余不同基线特征水平药物类别使用差异比较使用卡方检验。使用R 4.0.5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采用双侧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线特征
研究对象多＜35岁（86.9%），汉族占89.8%，农村户籍者占84.2%，受教育程度高中以下者占58.2%，农民占63.8%，有不良妊娠结局史者占27.4%。见表1。
2.2 孕前用药特征分布
2013－2019年参加国家NFPCP育龄女性中，共871 152位参检对象报告服药史，占全部参检对象的2.2%。在自报服药者中，用药种类达20种，占全部用药种类的74.1%。其中最多的为维生素/矿物质类药（占64.1%）；按构成比由高到低的顺位依次是妇产科与计划生育用药（7.5%）、抗微生物药（6.8%）、激素及影响内分泌药（6.7%）、镇痛解热/抗炎/抗风湿/抗痛风药（5.4%）及中药（5.0%）。见表2。
2.3 孕前用药的基线特征分布
备孕女性孕前用药的基线特征分布见表3。结果提示，在高年龄与高BMI组中，维生素/矿物质类药的构成比较低，其余6类药的构成比较大；少数民族、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农村与农民、初产妇、无不良妊娠结局史、正常体重者维生素/矿物质类药的构成比较高，而其余6类药的构成比在拥有以上特征人群中较低。在农村户籍妇女中，职业类型与药物使用存在显著差异（P<0.001），非农民职业妇女在维生素/矿物质类药的用药构成比相对降低，而在其余6类药的用药构成比相对较高。
3 讨论
有高达2.2%的计划妊娠女性报告服用药物，且服药种类复杂，对孕前安全用药与健康咨询形成挑战。孕前健康咨询时，应关注高龄、汉族、高中以上学历、城镇户籍、除农民以外的其他职业者、经产妇、有不良妊娠结局史与超重肥胖女性服药情况，识别药物妊娠与胚胎毒性，降低药物相关不良妊娠结局事件发生风险。
维生素/矿物质类药是最主要的用药类别。其主要药物是叶酸，是预防神经管畸形的主要手段，我国已从1998年起促进妇女叶酸增补。我国育龄女性在备孕期间有服用维生素类保健品的意识，其他类别的药物使用也提示备孕期间育龄女性可能面临的健康需求。但目前已有研究发现孕期使用除维生素/矿物质类别的药物与疾病发生风险相关的证据，如降糖药物二甲双胍相较于胰岛素增加了小于胎龄儿的发生风险［14］，非甾体类抗炎药与不良妊娠结局密切相关［15］。另一方面，中草药除因本身的潜在毒性外，应同时避免忽略药物间的配伍禁忌等问题［16］。此外，尚有研究表明神经系统用药、免疫系统用药和生物制品类药物可影响妊娠［17-19］。研究对象孕前服用有潜在生殖毒性药物，其生殖毒性或可持续至孕期，增加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备孕女性药物服用潜在危害的研究，在孕前咨询中识别具有毒害作用的药物并替换为无明确危害的药物。
本研究还发现了不同人群在药物使用构成比上存在显著差异，包括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户籍类型、职业、产次、BMI以及有无不良妊娠结局史等因素。高龄、高中以上学历、肥胖均是慢性病发生的常见危险因素，在拥有以上特征备孕女性中服用相关治疗药物的构成比较高。除了特征本身为疾病危险因素，药物种类在基线特征上分布上的差异也反映了对药物相关治疗措施的可及性。如主要包含二甲双胍的激素及影响内分泌药，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研究对象社会经济状况上更为稳定，更有可能获得这类药物，这也可能是农民与农村户籍者在这类药物使用占比低的原因［20］。因此，针对药物相关的孕前健康咨询时，应关注有相关疾病危险因素暴露和药物可获得性较高者，明确可能的药物使用情况，判断其妊娠与胚胎毒性，进而降低药物相关不良妊娠结局事件发生风险。
本研究的数据源于NFPCP，尽管具有代表性，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研究对象参检时自报服用药物会有回忆偏差，收集的用药信息只有药物名称，药物分类时只能基于药名而无其他信息（如服药时间、用药剂量、所患疾病等），无法对孕前用药负担提供更细致的分析。目前，尚无孕前用药安全性数据库，而仅有妊娠期用药安全数据库，本研究仅选择使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对药物分类，以避免对结果的过度解释。同时，这一局限性凸显建立孕前用药安全性数据库的必要性。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结合更多数据源，包括医疗就诊记录和长期随访数据，更全面地关注备孕女性的用药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药物具体作用进行分类处理，为育龄期女性孕前用药安全性评估，以及生殖健康促进提供更为有效的科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