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杨 何玉萍 康旭丽 赵丽敏 高 珊*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西安，710038）
据资料统计，我国育龄夫妇不孕不育发病率已达15%，且呈现逐年升高趋势［1-2］。辅助生殖技术为不孕不育夫妇带来了福音，但由于治疗过程漫长、费用高、治疗中涉及多种侵入性操作，且面临助孕失败、并发症等问题，患者常存在明显心理负担，易出现抑郁焦虑等情绪困扰，降低生活质量，对助孕结局产生一定影响［3-4］。分析患者抑郁焦虑有关因素将有助于早期确定负性情绪严重者的潜在特征，采取针对性预防干预，保障心理健康与助孕效果。家庭是个体最重要社会支持来源，家庭功能高低可对个体心理状况产生直接影响［5-6］。病耻感是个体因患病遭受不公平待遇或歧视而形成的内在耻辱体验，可影响患者生活满意度、情绪状态、治疗态度［7-8］。但关于首次辅助生殖患者抑郁焦虑情绪与家庭功能、病耻感的关系目前尚不明确。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控制混杂因素后明确首次辅助生殖患者抑郁焦虑情绪与家庭功能、病耻感的关系，探讨抑郁焦虑情绪对助孕结局的影响，为制定心理干预对策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22年10月－2023年10月在本院首次接受辅助生殖助孕的162例患者。纳入标准：①因女方因素造成的不孕；②首次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接受长方案治疗；③卵巢储备功能正常；④意识清晰，具有一定文字阅读与语言交流能力；⑤对本研究知情，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精神疾病或正接受心理干预；②合并人格障碍、智力障碍；③合并妊娠并发症；④合并严重躯体疾病、恶性肿瘤；⑤近半年经历丧亲、意外事故等重大应激性生活事件。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0120220585）。
1.2 调查工具
查阅文献并结合专家意见后自制编制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居住地、是否独生女、文化程度、工作情况、家庭月收入、不孕类型、不孕年限、流产史等。抑郁自评量表（SDS）［9-10］、焦虑自评量表（SAS）［11-12］分别用于评估抑郁、焦虑症状，均包含20个条目（1～4分4点计分法），总得分乘1.25转换成标准分，当SDS≥53分判定有抑郁症状，SAS≥50分判定有焦虑症状。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APGAR）［13］评估家庭功能，包含5个条目（0～2分3点计分法），总分＜7分判定为家庭功能不良。不孕症患者羞辱感量表（ISS）［14］评估病耻感，包含家庭的羞辱、周围人群的羞辱、自我贬损、社会退缩4个维度，27个条目（1～5分5点计分法），总分27～135分，分值与病耻感呈正相关。
1.3 助孕结局调查
统计患者临床妊娠情况，在胚胎移植后2周检查晨尿或血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阳性提示生化妊娠；移植后4周阴道超声检查发现孕囊、胎芽胎心搏动，判断为成功临床妊娠。
1.4 调查方法
由2位经规范培训的研究人员于患者进入治疗周期第1天行现场调查，向患者说明本研究目的、意义、调查内容、问卷填写方法、保密原则等信息取得同意后，发放问卷匿名调查，由患者独立填写，填写完毕后当场收回。
1.5 统计学方法
通过SPSS 26.0处理数据。呈正态分布定量资料以(X±s)表示，成组t检验；定性资料以（%）表示，χ2检验；等级定性资料行Mann-Whitney U检验；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调整混杂因素明确家庭功能、病耻感与首次辅助生殖助孕患者抑郁焦虑症状的关系；应用方差膨胀因子评价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患者基线资料、家庭功能、病耻感情况
本次共发放问卷162份，回收有效问卷152份，有效率93.8%。152例助孕患者年龄（33.0±5.2）岁(25～42岁)，居住地以城镇居多（80.9%），26.3%为独生女,文化程度以本科以下居多（52.6%），工作情况以在职居多（75.0%），家庭人均月收入多为5000～10000元（48.7%），不孕类型多为继发不孕（59.2%），不孕（3.3±1.4）年(1～8年)，34.2%有流产史；APGAR评分7.68±0.82分，ISS评分70.44±16.13分。
2.2 患者抑郁焦虑发生率及单因素分析
152例助孕患者抑郁检出率为30.9%（47/152），SDS评分43.71±8.53分，轻度抑郁33例、中度抑郁10例、重度抑郁4例；焦虑检出率为38.8%（59/152），SAS评分47.94±9.05分，其中轻度焦虑41例、中度焦虑12例、重度焦虑6例。患者年龄、居住地、文化程度、不孕年限、流产史、APGAR、ISS评分与抑郁症发生有关，居住地、家庭月收入、不孕年限、流产史、APGAR、ISS评分与焦虑发生有关（均P＜0.05）。见表1。
2.3 助孕患者抑郁焦虑症状多因素分析
分别将助孕患者是否出现抑郁、焦虑作为因变量，表1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指标为自变量，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共线性分析显示，APGAR与ISS评分之间的方差膨胀因子为13.268，容忍度为0.071，提示两者存在显著共线性。故将APGAR与ISS评分分别引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中，调整抑郁混杂影响因素（年龄、居住地、文化程度、不孕年限、流产史）、焦虑混杂影响因素（居住地、家庭月收入、不孕年限、流产史）后，高APGAR评分为助孕患者抑郁、焦虑的独立保护因素，高ISS评分为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2。
2.4 助孕结局
存在抑郁焦虑症状患者助孕临床妊娠率低于无抑郁焦虑患者（P＜0.05）。见表3。
3 讨论
本研究调查的首次辅助生殖助孕患者抑郁、焦虑检出率分别为30.9%、38.8%，与汪在华等［15］研究结果类似；平均分高于中国健康标准水平［16］。首次辅助生殖助孕患者承受着治疗、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压力，心理状态更易受到影响，产生明显抑郁焦虑问题。
本研究将APGAR与ISS评分分别引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中，调整了抑郁、焦虑混杂影响因素后发现，APGAR评分高为首次辅助生殖助孕患者抑郁、焦虑的独立保护因素，ISS评分高为独立危险因素。家庭功能越好助孕患者抑郁、焦虑发生风险越低。Kang等［17］研究证实，家庭韧性是准备首次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心理困扰的保护因素；Lei等［18］研究显示，家庭适应能力越高女性不孕相关压力越低。我国传统文化中女性承担着生育重任，不孕症社会污名化严重，不利于患者寻求外部帮助，家庭支持对减轻其心理负担尤为关键。家庭功能良好患者家庭连接紧密，适应性、合作度与成长度高，可由家庭中得到充分关心与支持，共同积极面对不孕事件与治疗问题，共同探讨解决方案，做出正确决策，利于减轻因不孕事件与治疗不确定性带来的心理压力，增强心理能量及适应性，抵制社会偏见，从而抑郁、焦虑症状发生率更低［19］。但有研究［20］显示，与正常孕龄女性相比，不孕症女性存在家庭功能不足与缺失的问题。建议医护人员应对首次辅助生殖助孕患者进行系统家庭干预，建立家庭支持小组，以家庭为单位采取专业信息支持与心理教育，引导家庭成员转变世俗观念与错误认知，科学认识不孕症与辅助生殖技术，积极应对不孕事件与治疗问题，加强正面支持、理解，使患者感受到来自家庭的关爱、呵护，达到改善患者家庭功能及心理健康状况的目的。
病耻感越强首次辅助生殖助孕患者抑郁、焦虑发生可能性越高。Yilmaz等［21］研究证实，病耻感与不孕妇女抑郁水平正相关，对抑郁症发生有影响。Yokota等［22］研究报道，病耻感高的接受不孕治疗女性会将不孕事件与治疗措施评估为威胁，应用自责或发泄等应对策略，显示出更高压力反应，是出现抑郁焦虑的预测指标。一项纳入17项研究的定性研究综合分析发现，来自家庭与社区成员的病耻感是造成不孕症女性心理困扰的危险因素［23］。病耻感高的不孕女性存在更消极自我认知，常出现强烈自责、自我贬低心理，应用自我封闭、边缘化等形式回避社交，情绪难以宣泄，孤独感严重，抑郁焦虑发生风险更高［24-25］。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孕症社会污名化严重，导致不孕症女性出现不同程度病耻感，影响患者社会功能、情绪状态及家庭和谐。医护人员应引导接受首次辅助生殖助孕患者袒露内心情感，采取针对性健康教育，纠正错误观念，引导其建立正确生育观与健康信念，缓解病耻感；提供正念疗法、认知干预等积心理疗法帮助患者关注当下，积极应对不孕事件，减少自我贬损与自责，从负面情绪中抽离，减轻病耻感；鼓励患者间相互交流，构建病友交流平台，引导形成相互支持的环境，降低病耻感。
本研究还显示，存在抑郁焦虑症状首次辅助生殖助孕患者临床妊娠率降低，对助孕结局产生不利影响，与Maroufizadeh等［26］研究报道相符。抑郁焦虑可由心理神经-免疫-内分泌影响母胎界面免疫稳态与内分泌平衡，不利于围着床期囊胚孵化、滋养层侵袭、蜕膜组织重塑与血管形成，导致临床妊娠率降低［27］。提示，加强对首次辅助生殖助孕患者心理干预不仅关系到其生活质量，且对改善助孕结局的重要意义。
综上，首次辅助生殖患者易出现抑郁焦虑症状，可对助孕结局造成不良影响；通过系统家庭及心理干预可能是改善患者抑郁焦虑状况的一项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