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赵瑞1 白鹏倩1* 白鹏兴2 王 沛1
1.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西安，710038）；
2.陕西省人民医院
不孕症是育龄夫妇常见的不良生殖健康事件之一，我国有10%~15%的夫妇遭受不孕症的困扰，且有增长趋势［1-2］。夫妻支持应对是指伴侣双方在面对共同压力事件时作出的反应与决策，也是维持个人与双方身心健康、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3］。不孕症是夫妻共同压力事件，但受传统观念影响，夫妻婚后长时间未能生育往往使女方承受比男方更大的社会、家庭压力，尤其是高龄不孕妇女普遍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心理压力［4］。心理困顿感是指个体在心理上想摆脱压力或威胁，但因自身暂时没有足够的能力脱离而处于被困的感觉或心理状态［5］。不孕症的诊断与治疗均给女性带来难以逃避的困扰，这种困扰不同于绝望，而是个体有脱离想法但无能为力的困顿感，不仅影响夫妻关系与生活质量，甚至可能导致女性心理健康问题、社交障碍等［6］。目前，夫妻支持应对相关研究多用于妇科癌症方面，国内围绕不孕症女性困顿感、夫妻支持应对相关研究尚较少，心理困顿感与生活质量、夫妻支持应对的关系鲜见报道。本研究调查分析了高龄不孕女性的心理困顿感、生活质量现状及与夫妻支持应对的关系，为该群体的心理健康及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方便抽样法抽样本院生殖中心2023年1－12月诊断的高龄不孕症女性。共纳入212名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高龄女性不孕症的临床诊断标准，即年龄>35岁，无避孕性生活≥12个月而未孕［7］；②认知能力、阅读理解能力正常，能够独立完成本次调查；③自愿参与本研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近1年有重大心理创伤经历；②既往精神疾病史或正在接受抗精神病治疗；③合并严重疾病，如恶性肿瘤等。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学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调查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团队自行编制的高龄不孕症妇女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表，问卷主要涉及不孕妇女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职业状态（在职、无业或待业）、不孕年限、不孕类型（原发或继发性）、家庭年收入等。②心理困顿感评估：困顿感量表（ES）［8-9］评估心理困顿感，量表包括外部困顿感（10条）与内部困顿感（6条）2个维度共计16个条目，每个条目由“从不”至“总是”以0~4分Likert 5级评价，总分0~64分，0~21分为轻度困顿感，21~42分为中度困顿感，>42分为严重困顿感。量表信效度良好，总量表Cronbach α 系数0.92［10］。③生活质量评估：采用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学会（ESHRE）与美国生殖医学协会（ASRM）研发的生育生活质量量表（Ferti-QOL）［11］进行评价，包括核心模块（情感反应6项、身心关系6项、婚姻关系6项、社会关系6项）与可选治疗模块（环境6项、耐受性4项）2个维度共计34个项目，每项按0~4分Likert 5级评价，总分0~136分，<45分为较差，45~90分为中等，>90分为良好。量表信效度良好，总量表Cronbach α 系数0.940［12］。④夫妻支持应对量表（DCI）［13-14］：内容包括积极应对维度（压力沟通8项、共同应对5项、相互支持应对10项、代办应对即授权应对4项）、消极应对（8项）、应对质量（2项）6个维度。应对质量维度不计入总分，全量表共计37个条目，每个条目按“极少”至“非常频繁”按1~5分Likert 5级评价，总分范围35~175分，<111分为较差，111~145分为中等，>145分为较高。量表信效度量表，Cronbach α 系数0.52~0.80。
1.2.2 资料收集 符合入组条件的受试者发放问卷现场填写，研究人员采用统一指导语介绍语介绍调查目的、内容、问卷涵义及填写方法，要求受试者独立填写问卷，当场收回问卷并核查填写完整性。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两组比较行t检验，多组比较行F分析；相关性行Pearson分析，影响因素采用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分析
本次共发放问卷212份，回收有效问卷208份，回收有效率98.1%。208例年龄（39.2±3.1）岁（35~46岁），婚龄（6.9±2.3）年（1~25年），不孕（5.1±2.4）年（1~22年）。
2.2 心理困顿感、生育生活质量与夫妻支持应对评分
本次调查的高龄不孕女性心理困顿感处于中等水平，且以外部困顿感较明显；生育生活质量以耐受性维度最低，社会关系维度最高；夫妻支持应对处于中等水平。见表1。
2.3 不同人口学背景高龄不孕女性心理困顿感评分
不同年龄、不孕年限、生育情况、家庭年收入、生育生活质量、夫妻支持应对的心理困顿感评分在不同人口学背景高龄不孕女性间有差异（P<0.05），不同文化程度、居住地、职业状况等方面差异不显著（P>0.05）。见表2。
2.4 高龄不孕女性心理困顿感、生育生活质量与夫妻支持应对的相关性
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高龄不孕女性的心理困顿感评分与生育生活质量、夫妻支持应对均呈负相关性（P<0.05），生育生活质量评分与夫妻支持应对呈正相关性（P<0.05）。见表3。
2.5 高龄不孕女性心理困顿感影响因素分析
以心理困顿感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为自变量并进行赋值，采用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40岁、不孕年限>5年、未生育、家庭收入低均是影响高龄不孕妇女的独立危险因素，中等及以上生育生活质量、夫妻支持应对均是保护性因素（均P<0.05）。见表4。
3 讨论
孕育后代是夫妻生活的重要组成与多数夫妻的自然选择，也是维系婚姻关系的重要纽带。受我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不孕症妇女往往承受着来自社会、家庭多方面的舆论与压力，甚至出现家庭不和、婚姻危机及社会歧视等现象，给不孕夫妇的心理状况及生活质量均造成明显负面影响。相关调查研究显示，有25%~60%的不孕症患者承受心理问题的困扰，且反复治疗失败、不孕年限越长，心理问题越严重［14］。
困顿感在心理生理学角度是个体处于某种厌恶的环境或状态并想要逃脱的想法或心理，但迫于自身能力不足而不得已继续处在这种被困的感觉或心理［15］。本次调查中高龄不孕女性心理困顿感总评分（33.65±5.61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李明蕊等［16］调查研究也显示，不明原因性不孕女性有中等水平的困顿感（28.50±3.74分）。这可能是由于不孕女性在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在生理、心理方面均承受着较大压力，且随着年龄增长、不孕年限增加，这种难以逃避的被困感愈加严重。本次调查分析也显示，年龄≥40岁妇女心理困顿感评分更高，且经logistic回归分析证实年龄大是影响高龄不孕症妇女心理困顿感的独立危险因素。女性在35岁后自然受孕能力逐步下降，40岁以后降速更快，故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来自生育方面的心理压力往往更重［17］。本研究还显示，不孕年限越高、未生育过的不孕女性心理困顿感相对更高，考虑为长久未获得初育的家庭对孕育下一代的期待往往较高，而随着不孕年限越久，信心逐步下降，心理困顿感也可能逐步增高。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家庭年收入也与高龄不孕症女性心理困顿感有关，家庭年收入越低心理困顿感越重。考虑为家庭经济收入偏低女性患者，在承担不孕症压力的同时还遭受一定的经济压力困扰，加之自卑、自责、敏感等心理的产生，影响夫妻沟通交流，增加心理困顿感。同时，在不孕症诊疗过程中，往往因过度担心诊疗效果、费用等，心理压力较大，更易产生心理困顿感。另外，配偶作为不孕症女性的主要精神支柱，在承担家庭经济负担的同时也遭受一定程度的生育后代精神压力，为不孕症妻子提供相应支持时往往夹杂消极情绪，也导致女方感知到的支持应对相对较差，进而导致高龄不孕妇女的心理困顿感加重［18］。
生育生活质量是不孕症患者生存状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生殖医学领域研究的热点，生育生活质量下降往往伴随着诊疗依从性下降［19］。本研究中，高龄不孕女性的生育生活质量总评分、条目均分均处于中等水平。相关调查研究也显示，高龄不孕症患者的生育生活质量普遍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下水平，认为高龄不孕患者的生育生活质量有待提高［20-21］。不孕症对女性及配偶属于共同应激源，来自配偶的积极支持有利于缓解女性不孕症压力，对夫妻双方身心健康及家庭和谐也具有积极作用。本研究中，高龄不孕症患者的夫妻支持应对总分处于中等水平。胡舒楠等［22］报道也显示，不孕症女性存在夫妻支持应对不足现象。本文相关性分析显示，生育生活质量、夫妻支持应对均与高龄不孕女性的心理困顿感负相关，且中等及以上生育生活质量、夫妻支持应对是影响心理困顿感的保护性因素。同时，生育生活质量与夫妻支持应对之间也呈现正相关性。朱艳红等［23］研究显示，不孕症女性的生育生活质量处于中等水平，且与心理压力呈负相关性，心理压力程度越高，其生育生活质量越差。胡少飞等［24］研究发现，夫妻关系融洽与否对高龄不孕症女性的心理状态影响较大。童然等［25］研究也发现，年龄≥40岁、未获得家庭支持、原发性不孕及生存质量均是影响不孕女性心理状态的独立性因素。提示夫妻支持应对干预可能有利于改善高龄不孕女性的心理困顿感与生育生活质量，同样，心理困顿感的减轻也可反过来作用于生育生活质量，更有利于维持夫妻关系融洽。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的高龄不孕女性的心理困顿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而生育生活质量及夫妻支持应对有待提高；心理困顿感受生育生活质量、夫妻支持应对的影响，生育生活质量及夫妻支持应对越低，其心理困顿感越严重。临床工作者需充分关注高龄不孕女性的心理困顿感及夫妻支持应对，积极采取干预措施降低其心理困顿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