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孕症患者IVF-ET助孕前心理健康现状及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不孕症是育龄女性及其家庭面临的较为普遍、持续的生殖健康问题［1］。辅助生殖技术（ART）是治疗不孕症的重要手段，其中以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最直接有效且应用较为广泛［2］。尽管IVF-ET为许多不孕症家庭带来了生育下一代的希望，但由于诊疗过程中的不适、结果不确定性、周期反复性等，不孕症患者往往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严重影响其心理健康甚至治疗结局［3］。应对方式是个体调节不同来源压力对生理影响的一种反应机制，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提高个体对压力的适应能力并促进保护性健康行为，增强积极情绪以及适应性应对策略，从而间接影响健康结局［4］。本研究通过调查不孕症妇女在IVF-ET前心理健康状况及应对方式选择现状，并分析两者的相关性，以期为改善不孕症患者诊疗过程中心理健康状况及依从性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采取横断面研究设计，以方便抽样法抽取2020年1月－2023年12月本院生殖中心接受IVE-ET助孕的不孕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样本量取本研究预分析变量的5~10倍，本次研究量表共考虑25个变量，样本宜取125~250个，考虑10%损失量，最终纳入样本220例。纳入标准：①参照《妇产科学》（第9版）［5］，符合不孕症临床诊断标准；②符合《妇产科学》（第9版）［5］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6］中IVF-ET指征且拟行IVF-ET；③年龄>20岁；④小学文化程度以上，具备正常阅读理解能力；⑤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本次调查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慢性疾病、恶性肿瘤、躯体残疾等其他重大健康事件；②既往精神疾病史或正在服用抗精神病药物；③取消周期中途退出。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学委员会审批通过。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团队自行编制，内容涉及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家庭收入、生育状态、不孕年限等。②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表，采用症状自评量表90项（SCL-90）心理健康测评，量表共10个因子，包括躯体化、精神病性、敌对、强迫症状、人际敏感、焦虑、抑郁、偏执、恐怖、其他（睡眠、饮食等）共计90个条目，按照“无”至“严重”以1~5分5个等级评价，各条目得分相加为总分，单项评分≥2分为该项目阳性，≥3分表明心理失衡为中等及以上，得分越高心理健康问题越严重。该量表信效度较高，Cronbach's α系数0.801~0.923［7］。③生育压力量表（FPI）［8-9］评价患者生育相关压力，量表包括夫妻关系、性压力、社会压力、父母角色需要、无子女压力5个维度共46个条目，单项按1~6分评价，总分46~276份，<137为正常、≥137为具有生育压力，得分越高表示生育压力越高。量表信效度较高，Cronbach'sα系数0.77~0.93。④医学应对方式（MCMQ）［10-11］评估，包含面对（8项）、回避（7项）与（5项）3个维度20个条目，单个条目按1~4级评分，3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69、0.60、0.76。

1.2.2 调查方法    在进入IVF-ET前对不孕症患者及其家属进行相关知识宣教，并介绍本次调查研究的目的、意义与隐私保护措施，介绍问卷信息及填写方式，由患者独立填写并现场回收问卷，核查问卷填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剔除无效问卷或明显规律作答问卷。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录入EpiData 3.1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 26.0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比较经t检验或方差分析；SCL-90与FPI、MCMQ评分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发放问卷220份，剔除无效问卷9份，有效回收211份，有效回收率95.9%。211例IVF-ET助孕不孕症患者，年龄（32.9±5.1）岁（21~50岁），其中≥35岁31例（14.7%）；居住地农村33例（15.6%）、城镇178例（84.4%），文化程度为小学52例、中学或中专94例、本科及以上65例，在职159例、无业或待业52例，不孕类型为原发性116例、继发性95例，不孕年限<3年115例、3~5年62例、>5年34例，家庭收入<6万/年30例、6~12万/年117例、>12万/年64例。

2.2 患者IVFET前心理健康现状

     211例患者IVF-ET助孕前，SCL-90量表中，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恐怖、偏执、其他维度评分均高于全国青年常模（P<0.05），其余因子与常模水平差异不显著（P>0.05）。见表1。

2.3  患者IVF-ET前PFI和MCMQ评分情况

      不孕症患者PFI得分处于中等水平，其中以父母角色需求维度得分最高，无子女压力维度次之，而性压力维度得分最低；MCMQ中面对、回避和屈服维度评分均处于中等水平。见表2。

2.4 不孕症患者IVFET前SCL90评分与PFI、MCMQ的相关性

      相关性分析显示，不孕症患者IVF-ET前SCL-90评分与MCMQ面对呈负相关性，与PFI、回避和屈服均呈正相关性，且PFI与面对呈负相关性，与回避、屈服呈正相关性（均P<0.05）。见表3。

3 讨论

    生殖是一种正常、自然的生理功能，虽然社会在不断进步与发展，但受我国传统思想观念、不孕症治疗方式及治疗预期不理想等因素影响，不孕症女性往往承受着社会舆论、婚姻生活、父母角色需求等多方面压力［12］。患者在接受IVF-ET治疗的不同阶段普遍承受不同的身心双重压力，导致心理健康状况较差，普遍经历较高水平的焦虑、抑郁、内疚、社会孤立感等负性心理［13］。

     本研究对不孕症患者IVF-ET助孕前采用SCL-90量表进行心理健康调查，结果显示患者普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总均分达到1.56±0.49分，以焦虑、抑郁维度评分最高，且远高于常模水平。王蕾等［14］研究也发现，有36.16%、33.33%的高龄不孕症患者存在焦虑、抑郁情绪。有研究［15］指出，接受IVF-ET助孕的不孕症患者中，焦虑、抑郁等情绪与其低妊娠率具有直接关系，尤其是焦虑情绪可能影响受精率以及胚胎有效性等。同时，本组患者还表现出较常模更高的人际敏感、偏执、强迫症状、躯体化及其他维度评分。考虑为在生理心理压力作用下，不孕症患者更易发生焦虑、抑郁、紧张、恐惧等负性情绪，且在诊疗过程中的不适、经济负担、结果不确定性等均可能引起不孕症患者产生生理应激反应，如疲惫、失眠等，身体舒适感降低。由此可见，心理健康问题与不孕症及其妊娠结局具有相互影响关系，充分关注不孕症女性尤其是在接受IVF-ET期间的心理健康问题非常必要。

     既往研究［16］发现，与不孕症患者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的因素主要来自个人、家庭与社会三个方面。虽然不孕症并非致命性疾病，但在我国多数家庭中被视为重要的生活问题，在传统观念影响下大部分女性及其家庭认为生育能力非常重要，这也造成其承受了巨大的身心压力，如婚姻的不稳定性、性生活受影响等。本组患者的FPI得分为166.04±21.69分，处于中等水平，与刘慧慧等［17］报道的161.00±21.62分接近，但高于杨丛品等［18］报道普通已婚育龄期女性的137.12±25.04分，且高于Pozza等［19］报道的西方不孕症女性生育压力水平（133.76±30.73分）。本文从各个维度得分情况发现，父母角色需求、无子女压力、夫妻关系得分分别位列前3，可见不孕症患者在IVF-ET前普遍承受较大的生育压力，但也具有较为强烈的生育意愿，这可能与我国传统生育观念密不可分，而生育意愿越强烈生育压力越高，不孕症及治疗后仍未能成功获孕带来的负面情绪可能也更重。

     本研究发现，接受IVF-ET不孕症患者中，面对、回避与屈服三个维度评分均处于中等水平，体现了患者在应对不孕症及其诊疗中的矛盾与压力。一方面，不孕症往往被视为公共场合禁忌话题，为逃避他人的议论、歧视、疏远等，部分患者往往采取回避等消极应对方式，以起到短期自我保护机制作用；另一方面，强烈的生育意愿也促使其被迫面对和选择助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同时也可能因相关知识匮乏、难以权衡利弊、担心效果不佳等影响，导致回避、屈服等消极应对方式的出现［20］。本文相关性分析也显示，患者的SCL-90评分与面对、FPI、回避和屈服均具有相关性。证实生育压力越大、采取消极应对措施，不孕症患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越重。与此同时，本研究中不孕症患者的FPI也与回避、屈服呈正相关，而与面对呈负相关。与李冬等［21］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可能是由于接受IVF-ET助孕的不孕症女性及其家庭对生育子女有强烈愿望，而这种愿望与现实的反差可能导致生育压力进一步增加，高水平压力使其更多地采取自责、逃避、隔离等消极应对方式来面对问题；同时，IVF-ET过程中各种生理不适也可能加重负面情绪和心理健康问题，形成恶性循环。

     综上所述，不孕症患者IVF-ET助孕前普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及较高的生育压力，且往往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生育压力及应对方式均可影响心理健康。因此，对接受IVF-ET的不孕症患者应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减轻生育压力并引导积极应对方式，将有助于减轻心理健康问题，利于IVF-ET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