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前1 王 荣2 胡国梁2 卢赛芳1 何志芳1 章丽珍1
1.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金华中医院（321000）；
2.浙江省金华市人民医院
研究显示，全球育龄夫妇不孕症发病率为10%～15%，而我国高达25%，且随着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方式改变及生活节奏加快，其患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1］。辅助生殖技术包括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两大类，是当下主要的助孕措施［2-3］。虽然辅助生殖技术能为不孕不育家庭带来生育希望，但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反复妊娠失败以及家庭关系压力，患者易产生负性心理，不仅会影响生活质量，且会进一步降低妊娠成功率［4］。希望是指个体在面对困境时所具有的信念、动力与期望［5］。研究表明，希望水平较高的患者拥有积极的心理暗示，对疾病的适应性更强，具备主动寻求帮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6］。目前，临床虽有关注不孕症女性治疗期间希望水平的报道，但鲜有关于重复辅助生殖助孕女性希望水平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鉴于此，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形式了解重复辅助生殖助孕女性希望水平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临床制定干预措施提供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将2022年5月－2023年6月于医院接受重复辅助生殖技术助孕的不孕症患者纳入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不孕症诊断标准［7］；②自愿接受人工授精或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辅助生殖技术；③均治疗≥2个周期；④年龄20～45岁；⑤精神、认知正常，知情同意，能配合完成相关调查。排除标准：①合并恶性肿瘤；②严重躯体疾病及心、肝、肾、肺等重要脏器存在严重功能障碍；③近3个月内发生过其他重大变故。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由培训合格的调查员向研究对象现场发放问卷调查，详细介绍本研究的目的、方法及问卷填写要求，获得知情同意后由患者自行填写。
1.3 研究工具
1.3.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自制一般资料调查问卷，调查患者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况、婚姻状况、家庭月收入、生育史、不孕年限、不孕类型、辅助生殖类型、治疗周期等资料。
1.3.2 Herth希望指数量表（HHI）［8］ 评估希望水平，共包括3个维度、12个条目，总分12～48分，36～48分为高水平、24～35分为中等水平、12～23分为低水平。
1.3.3 中文版事件相关反刍性沉思问卷（C-ERRI）［9］ 包括目的性反刍性沉思、侵入性反刍性沉思2个维度，各10个条目，每条目0～3分，评分越高表示反刍性沉思水平越高。
1.3.4 简易医学应对方式问卷（SCSQ）［10］ 评估患者应对方式，包括消极应对（8个条目）与积极应对（12个条目）2个维度，每条目0～3分，维度得分越高说明患者采取该应对方式越频繁。
1.3.5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11］ 评估社会支持程度，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3个维度，12个条目，每条目1～7分，评分越高提示社会支持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7.0分析数据。计量资料近似服从正态分布且具备方差齐性，以（X±s）表示，采用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应用Pearson相关系数模型分析C-ERRI评分、SCSQ消极应对评分、SCSQ积极应对评分、PSSS评分等与HHI评分关系；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重复辅助生殖助孕女性希望水平的影响因素。以P＜0.05（双侧）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总问卷数235份，有效回收219份，有效回收率为93.19%。219例助孕女性年龄（32.5±4.6）岁（20～45岁），不孕年限（3.58±1.17）年（1～7年），治疗周期（4.36±0.72）个（2～6个），接受人工授精者77例（35.2%），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者142例（64.8%）。
2.2 助孕女性希望水平、反刍性沉思、社会支持、应对方式情况
助孕女性HHI评分32.49±4.86分，其中高水平者38例（17.4%），中水平者170例（77.6%），低水平者11例（5.0%）；C-ERRI目的性反刍性沉思评分为17.08±3.62分，C-ERRI侵入性反刍性沉思评分为13.25±5.91分，PSSS评分为46.51±4.28分，SCSQ消极应对评分为16.49±2.74分，SCSQ积极应对评分为25.12±3.23分。
2.3 影响助孕女性希望水平的单因素分析
不同年龄、家庭月收入、不孕年限、治疗周期的重复辅助生殖助孕女性HHI评分有差异（P＜0.05）。见表1。
2.4 反刍性沉思、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希望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SCSQ消极应对评分与HHI评分呈负相关（r=-0.511，P＜0.001），C-ERRI目的性反刍性沉思评分、PSSS评分、SCSQ积极应对评分与HHI评分均呈正相关（r=0.498、0.565、0.582，均P＜0.001）；C-ERRI侵入性反刍性沉思评分与HHI评分无明显相关性（r=-0.083，P＞0.05）。
2.5 影响助孕女性希望水平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以重复辅助生殖助孕女性HHI评分为因变量，以年龄、家庭月收入、不孕年限、治疗周期、C-ERRI目的性反刍性沉思评分、PSSS评分、SCSQ评分为自变量（赋值见表2）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大、不孕年限长、治疗周期多、目的性反刍性沉思评分低、社会支持度低及消极应对评分高均是重复辅助生殖助孕女性希望水平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3。
3 讨论
3.1 重复辅助生殖助孕女性希望水平现状
本研究纳入治疗周期≥2个辅助生殖助孕女性219例，经调查HHI评分为32.49±4.86分，其中17.4%处于高水平，77.6%处于中水平，5.0%处于低水平，提示重复辅助生殖助孕女性希望水平多处于中等水平。低于唐楠等［12］研究报道的不孕症女患者治疗期间希望水平评分（36.00±5.57分）。原因可能在于本研究中不孕女性反复妊娠失败，重复进行辅助生殖助孕加剧了负性心理，导致希望水平更低。略高于黄立敏等［13］研究调查的重复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患者希望水平评分（32.0±3.3分）。原因可能与调查时间、区域不同有关，随着医学技术进步，信息普及度提高及专业支持越来越多，患者健康素养提升，对辅助生殖技术越来越有信心。但重复辅助生殖助孕女性希望水平现状仍十分严峻，有必要探究其影响因素，并据此采取干预措施，以提高其希望水平，促进妊娠结局改善。
3.2 重复辅助生殖助孕女性希望水平相关影响因素
本研究显示，年龄大、不孕年限长、治疗周期长对重复辅助生殖助孕女性希望水平具有负向影响。研究［14］发现，年龄增加是不孕症患者接受辅助生殖治疗后妊娠率下降的重要因素。年龄越大患者免疫功能紊乱、胚胎缺陷、子宫内膜容受性差等风险因素越多，妊娠成功率越低，希望水平也随之降低［15］。而年龄相对较小的女性一般处于较佳的生育阶段，对母亲这一角色更为期待和憧憬，治疗信心较年龄较大者更强。不孕年限较长意味着患者就诊、治疗次数及医疗费用均较多，焦虑、抑郁、敏感、恐惧等负性心理更严重，所感知的治愈希望越来越小。蒋婷等［16］研究指出，就诊医院数量多是影响行辅助生殖反复种植失败患者生活质量的危险因素。而本研究也显示治疗周期与希望水平呈负相关，治疗周期数越多的重复辅助生殖助孕女性希望水平越低。从生理上看，重复多次行生殖辅助技术会导致患者卵巢储备功能下降，对妊娠结局不利，妊娠希望越低；从心理上看，治疗周期越多，不孕女性经历反复妊娠失败所产生的负性心理越强烈，对成功率越不抱希望，希望水平越低［17］。
目的性反刍性沉思是指个体主动思考的过程，能从创伤事件中探寻其潜在意义，进而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18］。耿学芝等［19］研究表明，目的性反刍性沉思可正向预测脑卒中患者希望水平，本研究与此结论相似。重复进行辅助生殖技术对不孕女性来说不仅是一种希望，更是人生所经历的一桩重大创伤事件，通过思考这一事件给生命与生活带来的意义，可促使其形成积极的生活态度，更好地配合治疗，主观幸福感也会随之升高。不孕症女性在治疗过程中难免产生心理压力，且这一压力主要来自家庭、社会及周围环境等因素。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主要通过满足患者需求，减轻其压力以及压力所带来的影响，以便于恢复其身心健康，提升希望水平［20］。而当患者的实际需求无法被满足时，往往会选择悲观、逃避等消极应对方式，不利于希望水平提高。本研究显示，社会支持、积极应对与重复辅助生殖助孕女性希望水平呈正相关，消极应对与重复辅助生殖助孕女性希望水平呈负相关，提示良好的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有利于提高患者希望水平，与既往研究相似［21］。分析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所获取的外部支持资源的总称，良好的社会支持可给予患者足够的生理与精神支持，有利于激发与增强患者治疗信心，提升治疗依从性与希望水平；而以积极态度面对困境、正视疾病的患者会主动寻求应对策略，并从中体验更多的希望与幸福感［22-23］。
3.3 提升重复辅助生殖助孕女性希望水平建议
对于年龄较大、不孕年限较长、治疗周期较多行辅助生殖助孕的女性临床应给予更多关注，对其反刍性沉思进行评估，加强护理干预，鼓励患者亲社会行为，协助其积极规划未来，提高目的性反刍性沉思水平；不定期进行健康教育，提升生殖健康知识及对辅助生殖技术的了解，积极面对疾病与接受治疗；加强对其配偶的健康教育，鼓励配偶以及家庭成员多倾听患者心声，多关注心理变化，从生理、心理等方面给予支持；可创建病友交流平台，为辅助生殖助孕女性提供交流、分享渠道，提升社会支持水平。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的重复辅助生殖助孕女性希望水平仍处于中等水平，且影响因素包括年龄、不孕年限、治疗周期、负性心理、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等，临床可据此采取应对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