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生育忧虑水平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乳腺癌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癌症，近年来每年递增3%~4%，呈明显的年轻化态势［1］。因女性婚育年龄推迟，较多年轻女性罹患癌症时尚未生育［2］。目前，肿瘤相关治疗带来潜在的生育缺陷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和预防，导致患者产生生育相关的心理忧虑［3］。生育忧虑即个体对生殖及子女抚育方面的忧虑，包括对生殖能力、自身健康、子女健康及子女照护等方面的担忧［4］。研究表明，超过57%的青年女性癌患者存在生育忧虑问题［5］。生育忧虑可能给患者带来高于癌症本身的心理压力，导致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还可通过影响机体免疫、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病人的预后及远期生命质量［6］。了解生育忧虑的危险因素是减轻生育忧虑的首要环节。国内生育忧虑研究处于初始阶段，现有研究多关注人口学因素，社会支持作为个体可利用的外部资源，已被证实影响患者心理应激过程；有关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社会支持状况及其对生育忧虑的影响研究少见报道。笔者调查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生育忧虑水平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临床筛查高危群体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提高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2年1月－2023年6月，选取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年龄20~44岁；符合《中国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2021年版)》［7］诊断标准，并经病理组织学确诊为乳腺癌；对疾病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具有正常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排除标准：意识障碍或有精神疾病；有严重的肿瘤并发症与合并症。治疗前伴有不孕症。本研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KY-20230330-0047-01）。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查阅文献［4］自行设计，主要涵盖人口学信息、疾病信息和生育情况。包括：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居住地、家庭经济情况、疾病病程、临床分期、手术方式、子女个数、生育意愿等。

1.2.2 癌症后生育忧虑量表［8］     用于测量育龄妇女患癌后的生育忧虑水平。量表对“生育潜力”“伴侣披露”“孩子健康”“个人健康”“接受度”和“怀孕”的关注共18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记为1～5分。总分为18～90分，得分越高，表明生育忧虑程度越高。量表已被证实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2。

1.2.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由肖水源［9］编制，用于评估个体社会支持情况。该量表分为客观支持（3个条目）、主观支持（4个条目）和支持利用度（3个条目）3个维度，共10个条目。总分12~66分，总分得分越高，代表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该量表广泛地运用于各领域的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32。

1.2.4 调查方法    由接受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面对面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前使用统一指导语向患者解释调查的目的、意义及问卷填写注意事项。现场发放问卷并由研究对象独立填写，完成后现场回收，研究者双人数据录入、整理，并将无效问卷剔除。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软件，计量资料正态分布以(X±s)表示，行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行χ2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生育忧虑水平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影响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生育忧虑水平的相关因素。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基本资料 

      共发放问卷200份，有效回收192份。其中年龄20～34岁47例，占24.5%，35～44岁145例，占75.5%；学历高中及以下83例，占43.2%，大专及以上109例，占56.8%；已婚158例，占82.3%；未婚/离异34例，占17.7%；居住地为农村44例（22.9%），城镇占148例（77.1%）；TNM分期为Ⅰ期占39例（20.3%），Ⅱ期85例（44.3%），Ⅲ/Ⅳ期占68例（35.4%）；疾病病程≤24月为127例（66.2%），＞24月为65例（33.8%）；无子女占42例（21.9%），1个子女99例（51.6%），≥2个子女51例（26.5%）。患者生育忧虑量表总得分为（63.9±11.5）分，社会支持得分为（40.7±5.3）分。

2.2 不同特征者生育忧虑得分比较

      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月收入、子女个数、生育意愿、疾病病程、TNM分期、手术方式的患者生育忧虑得分存在差异(P<0.05)，见表1。

2.3 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生育忧虑水平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

      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得分（40.7±5.3）分，其中客观支持维度得分（9.11±2.94）分、主观支持维度得分（23.79±4.16）分、支持利用度维度得分（7.91±1.85）分。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生育忧虑均呈负相关（r=-0.479、-0.433、-0.381、-0.356，P<0.01）。

2.4 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生育忧虑水平的多因素分析

     以生育忧虑得分为因变量，将年龄（20～34岁＝1；35～44岁＝2）、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1，大专及以上=2）、婚姻状况［未婚（Z1=1，Z2=0）；已婚（Z1=0，Z2=1）；离异（Z1=0，Z2=0）］、家庭月收入（≤3000元=1；3001~6000元=2；＞6000元=3）、子女个数（0=1，1个=2，≥2个=3）、生育意愿（无＝1；有＝0）、疾病病程(≤24个月＝1；＞24个月＝2）、TNM分期(Ⅰ期=1；Ⅱ期=2；Ⅲ/Ⅳ期=3)、手术方式［未手术（Z1=1，Z2=0）；保乳手术（Z1=0，Z2=1）；未保乳手术（Z1=0，Z2=0）］、社会支持得分（实测值）等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β=0.105）、家庭月收入（β=0.196）、子女数量（β=0.230）、疾病病程（β=0.118）、手术方式（β=0.184）、社会支持水平（β=0.219）是青年女性患者生育忧虑的影响因素。见表2。

3 讨论

    本次调查的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生育忧虑量表得分为（63.9±11.5）分，与陈燕等［10］调查结果相接近。提示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生育忧虑处于较高水平。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育龄期通常被视为女性建设家庭、生育子女的重要时期，然而社会对于癌症患者的偏见、家庭对于生育的期望以及疾病治疗对生殖带来的影响均会让青年女性癌症患者感到困惑、无力和孤立，从而加深生育忧虑。

     本研究显示，低龄、低收入、无子女、疾病病程≤24个月、接受未保乳手术方式的青年女性乳腺癌生育忧虑得分较高。原因分析：年龄＜35岁的青年患者生育忧虑水平较高，与任海玲等［11］的报道观点一致。20~34岁的女性患者正处于生殖高峰期，对于生育期望值较高，然较多年轻女性罹患癌症时大多未生育、或者有生育计划，从而更加关注肿瘤及相关治疗对其生育功能的负面影响，导致其产生极大的精神心理负担，同时担心妻子和母亲角色的缺失也使其产生巨大的压力［12］，从而表现出较高的生育忧虑水平。家庭人均月收入越低，患者生育忧虑水平越高。经济负担作为家庭的长期压力源，可威胁家庭功能的稳定性，破坏家庭应对危机事件的能力［13］。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学习、工作能力受损、医疗负担过重以及社会歧视，均导致患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给低收入家庭带来巨大经济压力，从而表现出更高的生育忧虑水平。提示医务人员应尽可能提供高质量治疗方案，避免低价值治疗；可建立财务导航服务，以识别和帮助有经济困难的患者，尽量减轻患者的经济毒性，从而减轻生育忧虑。

      无子女的青年女性生育忧虑水平较高，与Bártolo等［14］的报道观点相符。生育子女通常被视为女性重要的角色和责任，有76%的未生育癌症幸存者期望能生育子女［15］。青年女性乳腺癌患者处于育龄阶段，相较于有子女的患者，未育女性的生育意愿更加强烈，而担心疾病相关因素影响或丧失生育能力，进而产生生育忧虑相关心理痛苦，加重其生育忧虑。提示医务人员应与患者建立开放、有效的沟通，鼓励患者自我表露其生育忧虑和情感需求，并主动为其提供生育咨询，同时倡导多学科协调合作，共同制定个性化的治疗计划和生育保留方案，以降低生育忧虑。疾病病程＞24个月的的患者生育忧虑水平较高，与以谭艳等［16］报道结果一致。可能是由于患者在疾病诊断与治疗初期，更关注于疾病的治疗方案、不良症状和预后情况，优先考虑生存问题，往往忽略远期的生育需求［17］；此外，患者术后短期时间内身体状况未得到全面恢复，表现出较低的生活质量，其生育意愿同时降低，生育忧虑水平较低。本研究发现，实施未保乳手术的患者生育忧虑水平较高。术后乳房缺失导致患者产生自卑、自我否定等心理负担，从而产生病耻感，加重生育忧虑。此外，部分术后患者认为与配偶或恋人的亲密关系受到影响［18］，配偶支持降低，因此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生育忧虑。有研究指出，术后保留乳房是青年乳腺癌患者积极度的保护因素，保留乳房意味女性第二特征仍在，自身女性魅力尚存，其自我认同感较高，更有信心维持家庭关系的稳定，其心理压力较小，生育忧虑水平相对较低［18］。因此，医护人员应重视术后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引导其正确认识自我。同时向患者普及乳房重建术等相关知识，满足其对恢复女性特征的知识需求，提高其心理健康及疾病认知水平，从而减少生育忧虑的发生。

      社会支持的缓冲作用模型表明，社会支持可缓解负性事件对个体身心的消极影响［19］，从而改善个体心理健康、减少心理困扰。目前关于社会支持对青年乳腺癌患生育忧虑影响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显示，社会支持总分及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得分与生育忧虑均呈负相关（P＜0.01）。即青年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其生育忧虑水平越低，与王闪闪等［20］研究结果相似。提示强有力的社会支持是青年乳腺癌患者生育忧虑的保护因素。究其原因可能为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患者，获得的医疗资源、信息和情感支持更多，疾病适应及应对生育问题的能力更强，生育相关心理痛苦及生育忧虑水平相对较低［21］。本研究中青年乳腺癌患者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2个维度得分均较低，可能由于处于青年期的乳腺癌患者普遍充满对婚姻、家庭、事业的种种担忧，却更多地选择默默承受，不愿向他人倾诉自己的疾病，以至于获取的客观社会支持有限，且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较低。本研究调查的青年乳腺癌患者总体呈现社会支持水平偏低，生育忧虑水平较高的状态，可能是低社会支持导致患者疾病不确定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增加，引发自我否定、灾难性思维等消极认知，加重生育忧虑。提示临床应根据青年人群特点，多加引导、鼓励青年乳腺癌患者积极自我表露、宣泄情感，主动寻求和利用有效的社会支持缓解疾病压力；同时医护人员应主动为青年乳腺癌提供生育保护和辅助生殖信息，出院后持续提供生育咨询支持以减轻患者生育忧虑。

      综上所述，乳腺癌患者存在较高水平的生育忧虑，患者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其生育忧虑水平越低，医护人员应重点关注低龄、低收入、低社会支持、无子女、疾病病程＞24个月、术后乳房缺失的患者生育忧虑状况，主动为患者提供生育咨询，并针对性制定个体化的治疗计划和生育保留方案，以降低生育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