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伟 郭 剑 陈 薇*
河北省唐山市妇幼保健院(063000)
人工授精是实现妊娠的辅助生殖技术[1]。受治疗周期长、过程复杂、侵入操作频繁及世俗观念、婚姻、家庭等因素影响,人工授精女性往往心理负担与社会压力较重,易产生焦虑、抑郁情绪,不利于妊娠结局[2]。痛苦表露是个体向他人分享内心想法,表达痛苦感受的过程[3]。痛苦表露通过发泄内心情绪,抒发情感,有利于压力释放,可缓解负性心理,促进身心健康[4]。因此,了解人工授精女性痛苦表露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并据此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对减少不良情绪,促进身心健康有重要意义。目前临床关于人工授精女性痛苦表露现状及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较少,故本研究以此展开调查与分析,为制定相应干预方案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21年4月-2023年4月本院收治的148例人工授精不孕症女性患者。纳入标准:①符合《不孕症诊断指南》[5]中不孕症诊断标准;②符合人工授精适应证并自愿接受人工授精;③具备良好的认知与沟通能力;④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能配合完成相关问卷调查。排除标准:①有严重躯体疾病、神经系统及精神疾病;②近期有其他应激事件或创伤经历;③正在接受其他研究。本研究经伦理委员会审批。
1.2 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问卷:自行编制,内容涵盖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居住地、就业状况、婚龄、是否为夫精人工授精、人工授精次数。②痛苦表露指数量表(DDI)[6-7]:共12个条目,每条目1~5分,总分12~60分,≥45分提示痛苦表露水平较高,≤29分提示痛苦表露水平较低,30~44分提示痛苦表露水平中等。本研究量表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6。③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8-9]:共3个维度(12个条目),总分12~84分,评分越高个体领悟到的社会支持越好。本研究量表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7。④Locke-Wallace婚姻调试量表(MAT),由Lock与Wallace编制,共15个条目,总分2~158分,评分与婚姻亲密关系呈正相关,以100分为临界值,<100分表示婚姻失调[10]。本研究量表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7。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人工授精女性就诊时由专业培训调查人员发放问卷。问卷调查开始前向调查对象介绍本研究的目的、意义、填写要求及注意事项等,获得知情同意后发放问卷并当场填写,核对无误后当场收回。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5.0分析数据。计量资料近似服从正态分布以(X±s)表示,单因素方差分析判断多组间差异,进一步两两比较行SNKq检验,成组t检验判断两组间差异;应用Pearson相关系数模型分析PSSS评分、MAT评分与人工授精女性DDI评分的关系;以logistic回归对人工授精女性痛苦表露的多因素进行分析。均为双侧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共发放问卷148份,有效回收138份,有效率为93.2%。138份问卷的人工授精女性年龄(28.3±3.3)岁(21~40岁),家庭人均月收入(5626±1806)元(3000~50000元),人工授精(2.4±0.7)次(1~4次),人工授精类型为夫精人工授精89例(64.4%),供精人工授精49例(35.5%)。
2.2 DDI、PSSS、MAT评分
本研究女性DDI评分35.25±5.48分,低水平占14.5%(20/138),中等水平占73.192%(101/138),高水平占12.3%(17/138);PSSS评分53.15±9.67分,MAT评分9.56±12.21分。
2.3 影响人工授精女性痛苦表露单因素分析
不同文化程度、就业状况、婚龄的人工授精女性痛苦表露评分无差异(P>0.05);不同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居住地、是否为夫精人工授精、人工授精次数的人工授精女性痛苦表露评分有差异(均P<0.05)。见表1。
2.4 人工授精女性痛苦表露与PSSS、MAT评分的相关性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PSSS、MAT评分与人工授精女性DDI评分呈正相关(r=0.623、0.667,均P<0.001)。
2.5 影响人工授精女性痛苦表露多因素分析
以DDI评分为因变量,将上述单因素与Pearson相关分析中P<0.05的因素设为自变量,赋值见表2。logistic回归分析,家庭人均月收入、夫精人工授精、PSSS及MAT评分对人工授精女性痛苦表露水平有正向影响,人工授精次数有负向影响(均P<0.05)。见表3。
3 讨论
据统计,我国不孕症发病率高达20%且呈现不断增长趋势,严重影响女性身心健康[11-12]。借助人工授精实现妊娠是不孕症常见治疗手段,但不孕症及人工授精不仅会对女性婚姻关系造成影响,且使女性承受巨大的伦理道德、心理与社会压力,进而导致生活质量下降,也不利于人工授精成功实施。刘晓玲等[13]研究显示,525例供精人工授精女性患者焦虑评分为41.20±8.52分,存在焦虑症状占比21.4%;抑郁评分为43.66±12.88分,存在抑郁症状占比为28.2%。其他国内外研究[14-15]也表明,接受包括人工授精在内的辅助生殖治疗的不孕症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而自我表露关系着个体寻求专业帮助的态度、意愿及其幸福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心理治疗效果。因此,临床应高度重视人工授精女性痛苦表露现状,探究其影响因素并据此采取干预措施,以提升自我表露水平,帮助其走出不孕及人工授精带来的心理创伤。
本研究对138例人工授精女性进行调查显示,DDI评分为35.25±5.48分,其中低水平占比14.5%,中等水平占比73.2%,高水平占比12.3%,人工授精女性痛苦表露现状不容乐观。裴梦月等[16]研究显示不孕症患者痛苦表露得分为37.85±7.97分。本研究DDI评分略低,可能原因在于接受人工授精的不孕症患者受伦理道德、世俗观念、社会歧视、治疗的复杂性及治疗结局的不确定性等影响更明显。为进一步探究人工授精女性痛苦表露相关影响因素,本研究分析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影响人工授精女性痛苦表露的影响因素之一。人工授精治疗周期长、费用高,部分患者为此可能会暂时放下工作而失去经济来源,与日俱增的经济压力会使患者产生焦虑不安情绪,因此更不愿意向他人吐露心声。王佳琪等[17]研究也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影响脑卒中患者自我表露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人工授精包括夫精人工授精与供精人工授精。本研究显示,夫精人工授精痛苦表露水平高于供精人工授精。接受供精人工授精的女性一方面要保护丈夫无精子症的隐私,另一方面要接受人类精子库的精源,承受着巨大的伦理道德压力,且会增加对子代生物学遗传特征的担忧,因而相较于夫精人工授精,供精人工授精女性痛苦表露水平更低。王敏等[18]研究显示,接受辅助生殖治疗次数越多的患者挫败感越严重。本研究结果也表明,人工授精次数越多患者痛苦表露水平越低,这可能是由于治疗的挫败感影响了患者的治疗信心,因而更不愿向他人表露有关疾病的相关信息。桑明等[19]研究指出,社会支持可以促进患者痛苦表露,倾诉对象在倾听后给予正向回馈与同理心可以增强患者对疾病的积极感知,有利于促进其身心健康。王贞等[20]研究表明,亲密夫妻关系、夫妻支持应对有助于提升患者自我表露水平。本研究也显示,社会支持、婚姻亲密关系均与人工授精女性痛苦表露呈正相关。强大的社会支持与良好的婚姻亲密关系能为人工授精女性提供畅通的倾诉途径与坚实的家庭、社会支持后盾,这不仅能提高患者痛苦表露水平,且可有效减轻其不良情绪,利于人工授精的成功实施。
本研究依据筛选出的影响因素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人工授精女性痛苦表露水平:①优化就诊与检查流程,减少就医频率以节省开支,并积极呼吁将部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减少患者经济压力。②对无法进行夫精人工授精、人工授精次数较多的患者要积极进行心理干预,必要时邀请心理咨询师一对一进行疏导,减少不良情绪及治疗的挫败感,提高治疗成功率。③加强与配偶家属的沟通,告知其良好婚姻关系、家庭支持的重要性,鼓励其多陪伴、多倾听患者心声并给予积极回馈;建立病友群,定期在群内开展交流活动,邀请成功妊娠的人工授精女性讲解经验,帮助患者获得来自同群体的社会支持。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的人工授精女性痛苦表露处于中等水平,其水平受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否为夫精人工授精、人工授精次数、社会支持、婚姻亲密关系等多种因素影响。医护工作者应高度重视人工授精女性痛苦表露情况,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但本研究受地区限制,样本的代表性可能具有一定局限性,未来有待扩大样本量与调查范围作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