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雷·伯曼在火焰山与唐僧师徒雕塑合影。（受访者 供图）
“世界上存在的差异，有一部分是极其微妙、难以察觉的。同时，它们又是美丽的，缓慢骑行才能不至于错过。”
撰文 | 毛毛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5月的一天，中国新疆吐鲁番火焰山，巨大的温度计显示气温接近50摄氏度。不远处是唐僧一行四人一马的塑像。
荷兰人奥雷·伯曼忍不住跟塑像拍照合影。
他是一名历史学家、作家、城市设计和建筑策展人，也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015年，伯曼来到深圳工作生活。在近10年时间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颇为了解，知道塑像源自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
“这是很奇特的一刻”，伯曼回忆道，“我的‘东游记’和《西游记》在这里交汇相遇。”
去年，伯曼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出预告，即将开展一个“东游记”计划，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骑行到中国上 海。
2024年2月1日，他正式启程。
历时156天，他一路途经18个国家，骑行超过10000公里，跨越约300条河流和溪流，翻越约100座山脉，穿越3个沙漠，经历3个季节，使用8种货币，跨越16个语言区，参观500个历史古迹，穿越1个战区，见证100个战争纪念碑，记录下1000个和平的瞬间……
唐僧师徒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伯曼的“东游记”，亦是一个不断展开的旅程，“离开安逸的扶手椅，用体力和冒险去见证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每蹬一次脚踏板都会带来全新视野”。
当齿轮转动
用自行车探索东西方文化的轴线，是一个很“荷兰”的选择。
伯曼1960年出生于荷兰——世界闻名的“自行车王国”，是全球唯一自行车比人多的国家，也是自行车出行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
8岁时，伯曼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一辆蓝色的少年单车。“它让我变得快速而自由。”他说，“骑自行车去某个地方不仅仅是骑自行车，更是一种探索的感觉，它把我的世界扩大了几公里。”
后来，他更是“入坑”公路自行车。
通过做报童，他攒钱买了一辆专业公路自行车。然后，他又在法国蔚蓝海岸洗了一个夏天的碗，给这辆自行车配置了高端组件。20多岁时，他会参加自行车赛或跟朋友骑车几百公里去度假。
搬到深圳工作生活后，他也会参加团体骑行活动。有时候，一行骑行者会在早上5点30分出发，“太阳在所有高楼间升起的那一刻是最美丽的”。周末的时候，他们甚至会骑上数百公里，从深圳西到东。四五年前开始，骑自行车更是成了他日常的锻炼方式。
两年前，他意识到，用骑自行车的方式沉浸式体验东西方文化交融，或许是此生仅有的一次机会。
之所以想要将自行车头对准东方，伯曼认为“这是作为儿子、专业人士和全球公民的个人使命”。
伯曼从小迷恋东方文化。对他来说，中国，更是充满了某种吸引力。
近10年，他在中国找到了新的职业目标。他曾担任第五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创意总监，改造老玻璃厂房，建立新博物馆，如今又在同济大学担任教授。
作为一个在中国工作的人，他与中国关系密切。“我学到了一些‘中国式’的思维方式、运作模式、管理方法等等。但造成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在哪儿？我从未真正接近过这一问题的核心。”
想要接近这个“核心”，买一张机票，从荷兰飞到中国是完全无法抵达的。
骑自行车是一种更缓慢、深刻的体验方式，让他有机会近距离看见那些边界、裂缝和不同文化元素之间的连接。“世界上存在的差异，有一部分是极其微妙、难以察觉的。同时，它们又是美丽的，缓慢骑行才能不至于错过。”
2022年1月，当奥雷·伯曼跟亲友说起自己想要骑自行车去中国的计划时，没有人相信他能付诸行动。
今年，他出发了。没有“白龙马”，他踩着一辆花费数万元组装的18公斤重自行车，带着45公斤行李从荷兰出发。他将那辆自行车视为自己最可靠的好朋友，因为它承载了他东游途中的生活必需品，“还能通过我踩踏板来发电，保证我的手机可以随时有电”。
“促使我东游的文化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对话诉求不那么强烈的时代，这导致了许多误解，”他说，“我希望建立一种对话的方式。”
7月5日，奥雷·伯曼抵达上海同济大学。 （受访者供图）
在大陆航行
骑自行车是伯曼在大陆上航行的方式，“既是一种体力劳动，也是一种脑力劳动”。
2月1日，他从荷兰阿姆斯特丹中路出发。此后平均每天骑行7小时，每骑行约1000公里就会做一次标记。而“标记”的方式，通常是举办一些线下活动。
在滑铁卢、维也纳、伊斯坦布尔、兰州等地，他会稍作停留，用不同主题的活动回顾之前的旅程：“有的时候我会作演讲、办展览，或者和各种各样的人开研讨论坛。人们可以通过我拍的照片，看到我眼睛所看的东西。”
第一场活动就是在比利时滑铁卢——见证拿破仑·波拿马从辉煌走向陨落的地方。伯曼认为，拿破仑是历史上最大胆、同时也是最残酷的征服者之一。在他的败北之地，伯曼将议程设定为讨论并理解战争伴随而来的苦难。由此引出他整个“东游记”的终极命题：和平。
尽管在选择和规划路线时，伯曼已经尽可能选择安全性高的路径，“但仍无法规避所有风险”。
到达德黑兰两天后，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突然爆发冲突，去往土库曼斯坦的过境签证暂停发放。伯曼无法如期到达下一站，“我必须冒险离开，不要让自己被困在伊朗”。
无奈之下，他选择暂时停止骑行，经迪拜转机飞往乌兹别克斯坦。在经历德黑兰班机延误、迪拜历史性大暴雨数千人滞留机场、自行车丢失一周等困难后，他才得以继续东游。
面对武装冲突，他却并没有太多恐惧——只有当你身处当地，才能感受到那种应对冲突的“平静”。
“在伊朗，我看到人类的适应力有多么强大，”他说，“大多数人不会过多、轻易讨论冲突，而是试图忽略并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他们也尽所能向伯曼释放善 意。
4月下旬，他在从伊朗西北部的马兰德去往古都大不里士的途中遇到大雨和逆风。骑车登山时，他发现有一辆陌生汽车紧随其后。抵达山顶，他发现司机也在一旁等待。那个素未谋面的伊朗男人请他到自己有些年头的车里休息，还给了伯曼一杯热茶。
“这并非我索取的善意和款待，是另一个人自主而生的善念。”他说。这样的善意在他的东游旅程中俯拾即是。
在伊朗，还有人骑着摩托车追上他，告诉他附近的景点“龙庙”。那里有中国工匠14世纪雕刻的两条龙，分别代表东西方。其实，伯曼并没有透露自己骑行的目的，他觉得这次机缘巧合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的默契。
5月10日，伯曼到达中国新疆喀什地区的边境口岸。“我在旅程中遇到的所有边界，几乎都是带刺的，有通电的铁丝网和持枪的人。而在新疆，他们只是询问了我的故事。”边境管理人员甚至把自己的午餐盒饭分了一半给伯 曼。
整个“东游记”对奥雷·伯曼来说，就像是一串珍珠项链，每天在途中与不同的人相遇对话，就是一颗颗珍珠。
建筑是和平的表达
伯曼想要借“东游记”，以建筑作为切入口，开启东西方文化的对话。
历史学家和建筑学者的角色让他更容易在建筑中找到历史。“建筑会将那些有趣、意义重大的历史时刻和时间凝固成形，如同一个火炬，可以传递给下一代。”
在这个维度上，他拒绝将建筑仅仅视作随机的生存行为，而是信息的传递方式——在建筑里可以看到意识形态、政治权力、哲学宗教的影响。这就是他反复提及的，“建筑的力量”。
骑行进入中国后，伯曼参观了交河古城佛殿、敦煌莫高窟和张掖大佛寺等。在此之前，他对佛教的了解并不多，但建筑架起了一座桥梁。他在黄昏时分的莫高窟，看着洞窟中的千年壁画，耳畔是洞外近在咫尺的鸟鸣，“让我与佛教产生了邂逅”。
东游途中，他曾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短暂停留了数天。他也得以有机会游览整个城市。比起某座建筑，让他印象更深刻的是整个城市结构、基础设施和公园的和谐平衡，“这些建筑设计都注重居民福祉和历史意识”。
说到底，建筑是对空间环境的取向和创造，并非只是建造一幢实体的建筑物。
“东游记”是他对东西方文化一次漫长的寻索，也是他为同济大学设计的一门建筑学课程。在旅程中，他每周都会给学生们进行线上教学，希望能以自己的所见所闻给学生提供更多关于建筑设计的视角。“从一个更大的概念和范围去看待建筑，将它视作一个连接不同文化、过去与未来、人类与地球的桥梁。”
从这个层面来讲，他认为，建筑本身就是一种对话形式与和平行为，“毕竟只有在和平时期，才有可能建造美丽的建筑”。
探讨和平创造性实践的可能性，是伯曼一路东行的最终目的地。
在西欧，他穿越多个二战和大屠杀的历史遗迹；在中东地区，他亲身经历冲突；在中亚国家，他看到外来势力统治在人们身上残留的记忆与痕迹；而在莫高窟，他与中国佛教智慧邂逅……
这些经历让他对东西方关于“和平”的不同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罗马语中，“和平”源自“pax”或“pag”，意味着战争的缺席。但“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中文语境下，“和”是人们聚集在一起，象征社会和谐的本质。
他在寻找一种更高阶的“和平”：“沉默可以带来没有战争的和平，但对话才有可能达成平衡的和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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