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四姑娘山主峰幺妹峰南壁严冬冬和周鹏攀登的“自由之魂”路线示意图。（7556米 摄）
“我们常把人生比作翻越高山，就好像攀登比人生更容易理解。事实上，大多数人对人生一知半解，对攀登一无所知。”
撰文 | 李彤
编辑｜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想象一座人类最渴望登顶的雪山，你的答案是什么？
珠穆朗玛峰。很多人的答案会是如此。
过去20年间，攀登珠峰的故事从未中断。各界名流一次性花费数十万元，跟随大量后勤保障人员，在向导的引领下，沿着架设好的攀登路线，背着氧气瓶一步步迈向世界最高峰。不断攀升的数字让他们相信，这是成功的象征。
“喜马拉雅式攀登”的光环下，另一类登山叙事被长久地忽视。他们被称为“自由攀登者”，他们并不渴望登上一座比一座高的山峰，而是希望抵达那些从未有人涉足过的地方，并在山上画下一笔优美的攀登路线。
从世俗的角度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甚至是失败者。他们为何一步步走进了山的世界？为何甘愿承受死亡的风险？他们通过登山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长久以来，这些疑问萦绕在同为自由攀登爱好者的宋明蔚耳边。他曾是《户外探险》杂志的执行主编，后辞去工作，历时3年，通过对国内上百名自由攀登者及相关人士的采访、调查，完成了《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悲情与荣耀》一书。书中，他这样写道：“正是这些失败者，书写了过去20年中国最壮丽、最隐秘的登山史诗。”
宋明蔚（受访者 供图）
在他们身上，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一个终极问题的答案：高山之于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
自由之魂
回想起写作《比山更高》的原点，宋明蔚总是绕不开2012年7月11日那条突如其来的噩耗，“刚接到山上消息，严冬冬在下山途中，不幸遇难。”
宋明蔚是严冬冬在鞍山一中时的学弟。严冬冬是他们学校的传奇，是2001年辽宁省鞍山市理科状元。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起初，吸引严冬冬攀登的并非高山本身。在考入清华大学后，他的生活突然失去了重心，找不到追逐成绩与稳定未来的意义。
或许是因为社团招新时播放着伍佰的《白鸽》，或许是因为留意到那句“每个年轻人心里，都有一座雪山”，严冬冬加入了登山队，并在一次失败的登顶后被社团集体的凝聚力与虔诚打动。
宋明蔚这样描述许多初学者被登山吸引的感觉：经历了第一次登顶后，才会发现真实的体验是登山前所有想象的“反义词”，“以为到了山顶可以一览无余，浪漫、热血，实际上山上可能只是一片茫茫大雾，感受只有极度痛苦和疲惫。”许多人第一时间想做的，都是“赶紧下山”，再不登山。
而登山带来的实质变化在下山后才会发生，“当你突然走在平坦的路面，洗上热水澡，躺在床上，才发现原来世界这么美好。几天之后，你发现自己可以考虑登下一座雪山，这个念头出现之后，第二次攀登迟早会到来。”
严冬冬的感受也是如此，在经历了极度的“孤独感、恐惧感和暴露感”之后，这个没有天赋，甚至很恐高的男孩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攀登。团队的归属感之外，他在大山中体会到了对他而言更宝贵的东西——自由与生命力。
严冬冬（饼干 摄影）
让我们回到严冬冬的现实生活。因为登山，他的学业落下了太多，最终因为没有参加毕业答辩，从清华大学肄业。这之后，他长久地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蜗居在清华大学西门外寒冬漏风、没有暖气的小平房，靠翻译赚取生活费，支撑下一次攀登。
他曾多次说过，进入实验班、名列前茅无法让他感到生命的热烈。高考状元、清华学子的身份无法让他感受到存在的价值。唯有登山能让他感受到自己活着。
“在一个空旷的、不适合生命生存的环境里，你觉得自己心脏在跳。这种感觉是很实在的，一种自己的存在感。”
他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的周鹏组合为“自由之魂”，共同践行《极限登山》中“轻装快速”的攀登理念，严冬冬坚信：“在登山这方面，理想程度的自由，应该是随便任何一座山、任何一条路线，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都可以攀爬。”
在宋明蔚看来，“自由之魂”彰显着自由攀登者的精神内核。《比山更高》中，很多自由攀登者都和严冬冬一样，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脱轨者”，却因为高山，重新找到了意义。
国内阿式攀登领域的开创者马一桦为自由辞去了人民大会堂的工作；母亲疾病缠身、做了8年钳工的刘喜男在接触攀岩后找到了自己；在云南大理“混日子”的攀岩发烧友王二这样回答为何攀登的问题：“唯一的源泉就是快乐！快乐！！如果没有快乐，这些事情就毫无意义！”
25岁那年，严冬冬和周鹏在四川四姑娘山主峰幺妹峰南壁开辟了一条新路线。这是幺妹峰登山史上，第一次有中国队伍采用阿式攀登风格、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站在了山顶上。“自由之魂”在登山界一举成名，次年，他们获得了“金冰镐象征奖”。
毕业4年后，严冬冬终于拥有了勉强维持温饱的资金，他成为户外品牌北面的签约运动员。他看到自己渴望的自由生活已经初露端倪，“这条路他已经能够看清，并相信自己能够走下去”。人们都相信他还会创造更多奇迹，可仅仅1年后，他的生命在攀登一座未登峰时戛然而止。
山的审判
许多自由攀登者正是在见证死亡之后，才渐渐领悟到热血、自由、无与伦比的感受并非山的全部。高山如此中立，哪怕是严冬冬这样纯粹、生命力格外旺盛的灵魂，也不会受到丝毫眷顾。
登山者思考死亡的那一刻，高山的含义才变得更为丰富。
严冬冬曾经3次严肃地思考过死亡。
第一次是2009年，两名美国登山者在贡嘎山域失踪，严冬冬和周鹏亲自参与了搜救行动。短短几周后，曾经带领他们攀登幺妹峰的登山运动员李红学也在一次攀登后失踪。第二次是2010年，严冬冬非常欣赏的一位女性攀登者陈家慧从悬崖坠落遇难。
死亡的阴影开始在严冬冬的世界里挥之不去。接连发生的事故让他和周鹏意识到，即使是身经百战的高水平阿式攀登者，也逃不过大山的审判，且最后死亡的场景并不一定如自己想象得那般壮烈，甚至可能就是一次简单的失误造成的。“但这个可能性接受了，并不代表我不去以任何我可能做到的事情来阻止它发生。”
第三次是2012年元旦，严冬冬亲历了一次冲坠事故，死亡贴面而来。这之后的一个月里，严冬冬难以回避内心的恐惧，他在冰壁上畏首畏尾，肩膀根本不敢离开冰壁。
严冬冬第三次深刻地思考死亡的另一重本质：责任。死亡并不是一件只关乎自己的事情。事故发生后，死亡带来的巨大伤痛会持续笼罩着那些活着的人。
李红学出事后，他的父母不愿相信儿子已经遇难，整整5年都住在事发附近寻找儿子的下落。儿子的失踪，消耗着两位老人余生所有的信念、希望和喜乐。
严冬冬也意识到，死亡来临的时候，搭档可能是在最后一刻留在自己身边的人，“这时死亡就变成了一件很现实的事情”，他们很可能不仅要承受亲历事故的伤害，还会饱受指责。
2012年4月28日，严冬冬遇难的3个月前，他在博客宿命般地发表了著名的《免责宣言》，这则宣言至今仍影响着自由攀登者。宣言的初衷很简单，严冬冬希望自己如果有一天在登山时死掉，不会有人因此给搭档周鹏施加压力。“作为成年人，如果我自愿决定参与某一次登山活动，那么应当为这一决定负责的只有我自己。”
在宋明蔚看来，当“高山”成为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时，高山便会影响他的朋友圈、职业路径、穿衣风格，甚至“思考原点”。对于生存、死亡、责任、情感这类问题的思考，不仅仅发生在严冬冬身上，而是选择自由攀登的“所有人”要面对的问题。
许多人没读过书，在生活上更是一地鸡毛，但在登山的世界里，在极限孤独、安静的环境中，这些宏大的哲学问题真实地落入了登山者的生命中，并影响着他们的每一个决定。“他们不得不去思考这些问题，特别是一些生死的瞬间，在那一刻他必须反思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相比快乐，登山者必须想清楚“代价”。为此，有人选择彻底放弃登山，有人选择坚持单身。而对于选择继续登山的攀登者来说，他们必须接受家人可能承受的痛苦，并因此承受更大的痛苦，如同原罪一般，继续攀登下去。
最耀眼的攀登
也正因如此，宋明蔚不喜欢那句惯常的隐喻。“我们常把人生比作翻越高山，就好像攀登比人生更容易理解。事实上，大多数人对人生一知半解，对攀登一无所知。”
在这样的叙事中，人们在乎成功，在乎登顶，却忽略了登山更重要的本质。
《比山更高》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登顶狂热”引发的悲剧。
2014年，向来严谨、出门都要随身携带妻子和女儿照片的伍鹏在攀登婆缪峰时失控了。离顶峰近在咫尺时，山上的天气突然变得恶劣，伍鹏没有听从队友的劝告，执意登顶，最终在下撤途中意外坠落。搜救者之一王二将伍鹏遇难的原因归结为海拔适应不足、脱水、缺乏能量供给、失温以及露宿点没有建立保护站。每一个错误都是错上加错，“登顶狂热”发生在了最不可能失去理性的攀登者身上。
在事后反思中，人们发现，击败理性的并非高山自身的客观条件，而是伍鹏过去10年来种种微妙情感叠加而成的，“一种特别复杂的欲望”：2000年对婆缪峰的一见钟情、2004年首攀失败、好友王茁在骆驼峰遇难、接二连三的婆缪峰登顶纪录……“每个攀登者的登顶狂热都因性格不同而表现方式不同，”王二总结道，“但共同点是越接近顶峰，越是盲目执着，越是把登顶看作人生唯一的意义，忽略所有风险，忘却了所有的责任。”
高山照见了伍鹏的欲望，如同一名伟大的登山家曾经所说：“高山是人类用来检视自我的标尺，若非如此，高山只不过是一堆石头而已。”
事实上，自由攀登的本质从来不是纯粹地以身犯险。真正的高海拔攀登高手，大多是风险管理方面的大师。宋明蔚经常会讲到两个有关下撤的故事。
莱茵霍尔德·梅斯纳尔被誉为“登山皇帝”，是首位登顶地球上全部14座8000米雪山的登山家，也是首位无氧登顶世界最高峰的登山者。他有多少次九死一生，就有多少次历劫归来。在一次采访中，有人问他，你认为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梅斯纳尔说：“人们只关注我攀登过多少次高峰，却从没有关注过我有多少次下撤…… 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无数次选择放弃。”
另一则故事，是20世纪登山史上最耀眼的一次攀登。
1985年，波兰最伟大的登山家之一欧特克·克提卡（Voytek Kurtyka）和搭档选择攀登当时难度最高的山峰“闪耀之墙”，他们只带了5天的食物，却在攀爬过程中发现难度超过他们的想象。挖雪洞避难3天后，他们弹尽粮绝产生幻觉，在距离山顶只有25米的地方，克提卡和同伴选择下撤。完成补给后，他们第二次向顶峰进发，却又一次在距离山顶不过几米的地方选择下撤，直到第11天成功返回了地面。
宋明蔚强调，这次攀登之所以被誉为最伟大的攀登，恰恰是因为没有登顶。“他们完美地实现了生存与登顶、勇气与理性之间的平衡，这是非常难的事情。后退一步，自由攀登者难以开辟新的路线，向前一步，便可能因为失去理性葬身山中。登山的魅力或者说悖论，正在于此，甚至可以说，这种平衡已经成为一种艺术。”
那么，比山更高的究竟是什么？宋明蔚没有答案，他更希望每个人能看清高山的复杂性，并接受有关登山的各种可能。
正如《比山更高》的结尾所写：“攀登不需要理由。在真实的世界中，山的顶峰不过是地质学上的偶发事件：在某个时间点，一堆石头或一条冰川恰好被抬升到了最高处，成为一组凸起的坐标。到达一处地球上比比皆是的坐标点的行为，本质上是无意义的。在许多人看来，为此承受人生的不稳定性与巨大的恐惧感更显荒谬而疯狂。为了一个没有世俗价值的目标，孤独地走向空无一人的大山，甘受生之痛苦、直面死之风险，这便是自由攀登者的崇高，也是人之为人的美妙与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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