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插画
“青年学者一定要学会断舍离，找准一个目标，用有限的精力从事有限的工作，达到有限的目标。”
撰文 | 石悦欣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站在丛林外，满眼生机和富饶。
深入丛林，荆棘丛生，举步维艰。
如果进入丛林前，可以手握一本生存手册，新手也可以披荆斩棘，少走弯路，通往梦想之地。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施爱东自称“芸芸众蛋中普普通通的一位蛋先生”，为象牙塔里的青年学者们创作了一本《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他从事学术研究已经30多年了，此前先后就职于中山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目前还是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秘书长。所以，他以民俗学学科为例，向后辈展示如何在学术丛林中艰难跋涉。
在书中，施爱东抨击学术圈的虚假繁荣，甚至点名道姓地批评，有人调侃他也“将供职机构得罪了个遍”。不过，施爱东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这并非一本学术“劝退书”，而是“劝进书”。
“看完第一、二章没有被‘劝退’，仍想进入学术界的人，才是我真正的目标读者。”施爱东说，“一个学者不可能试图通过自己的一本书改变学术生态，但至少可以为那些想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人提供一本生存手册。”
以下是施爱东的讲述。
“劝进书”
书出版后，很多人认为我在“揭黑”，把中山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得罪了。也有人说快买，否则施爱东可能要吃官司，书可能没有了，其实不然。我把书送给了两所学校的很多朋友，他们最多不发表评论，但没有人因为这本书而对我进行攻击。
写书我也没什么顾虑。我讲的这些问题都是国际性的，并非只有中国学者会遇到，这是让很多人误解的地 方。
书的内容断断续续写了10年，除了后记外，写完一篇发一篇，大多都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写完的内容，每一篇我都找同行、本人确认过，所以整本书的事实性几乎是没有问题的。
学术界的不良现象，大家都不喜欢。我们曾组织过民间文化青年论坛，最初建立时我们提倡学术批评。后来大家成了博士生导师、系主任，甚至有的人成了副校长，渐渐变得谨慎，不敢批评。我是普通教师，一直在发声，大家都是在默默支持我。
这几年，高校青年教师对自身窘境的吐槽越来越多，他们自嘲为“青椒”，以此消解外界对这一职业的想象。我觉得很多青年学者做学术很痛苦，其实他们痛苦的不是学术和学习，而是发表论文。
一篇博士论文的发表周期基本为1年，半年几乎不可能。面临就业时，博士生找工作要看发表核心期刊的论文数量，如果不够，就业会很困难。
我经常到各大高校做讲座，讲学术前沿时，看看学生的表情，从大家一脸的茫然就知道，他们的知识结构仍停留在几十年前，不了解前沿学术。
我回想起自己的成长过程，也有这样的疑问。老师常说，写论文要有问题意识，但从来没人说过问题意识是怎么来的，我们该如何提问。再具体一些，说我们要有理论创新，但创新的思想从何而来？
不过，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靠自己。很多人认为，跟着导师学不到东西，对读研失望。我认为，导师对学生的影响不大，尤其是硕士生导师，他们只是给学生提供平台，就像学校给学生提供图书馆、学生卡、教室一样。
一部分导师会让学生帮忙做课题，一旦没有课题，学生就会茫然。而真正适合做学术的人，一定懂得自己找资料，了解哪些老师、前辈研究什么问题，哪些适合自己，可以通过阅读作品，超越时空进行对话。
所以，年轻学者不要把目光局限在自己导师身上，要通过自我学习，把目光投向全国、全世界。
“天赋”+“努力”
我在书中提到做研究需要“学术天赋”，这是指“天赋”加“努力”。
首先是阅历，包括学术阅历和生活阅历。你看过很多书，了解前人思考、解决过的问题。懂得人情世故，才能读懂社会。
其次是学术想象力。你能否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能否找出可能的答案，这很关键。答案并非天马行空，答案需要想象力。
最后是吃苦耐劳的能力，能否找到材料论证你的想象。
想象力比另外两个更难，这个是天分，不过可以靠另外两项弥补。
怎么努力呢？我喜欢看动物世界，很多肉食动物天生就是猎手，但为什么人工圈养后，再被放归野外后，能存活下来的很少？因为它们没有学到猎食的本领，所以后天的学习和努力非常重要。
做学术时，我看了比别人更多的一手资料，这也是我学术自信的来源。我看过档案、手稿，到过当事人家中。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曾经有一本国立中山大学语言文学周刊，创刊号有一篇没署名的卷首语。很多学者都认为这篇文章出自傅斯年之手。
我在顾颉刚先生的日记出版前，就拿到了日记的手抄本，日记中写得清清楚楚，“（今天）写语言文学所周刊发刊词”，这一句话就可以彻底推翻一切猜测。
也有人问，全部都要一手资料吗？其实二手、三手甚至四五手资料也有它们的用处，它们变化的过程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研究对象，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成为研究者个人的一手资料。
做研究不只是脑力活，更是体力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过程如同破案。在创作的一周里，我每天只睡3个小时，躺在床上突然想到一个细节，就赶紧起来继续干，特别兴奋，一写完我就大病一场。
施爱东（受访者供图）
对话、对话、对话
在这样的时刻，是谁陪着你走过？你又受到了谁的影响？有没有一些人，于困境中拉了你一把？有没有你的偶像，在你最低落的时刻，给过你力量？
发生的这些故事我们每个人都不该忘记。
我一再强调，想做学术研究，对话特别重要。没有对话，对于他人的东西只是自己的想象，无法深入，无法理解对方。只有对话，才会容易找到自己的定位。
有一次，我和导师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对于“民间故事分类方法”，中、日、韩三国各自提出不同的方案。我认为日本的方案有漏洞。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日本著名学者稻田浩二的分类方 法。
晚上散步时，稻田浩二的大弟子来找我。我一想，糟糕，得罪人了，再一想，反正我也不怕，大不了再辩一场。但是日本学者开口，第一句说的是，“非常感谢施先生指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早就看出来了，只不过没人敢说”。当时我特别意外。
大约10年后，稻田浩二已经去世，我们再次开会，我一看，还是按照他曾经不科学的方法在做。我问为什么，他们说，“虽然知道不科学，但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我再次震撼，即便是曲折的路，这些学者也一直在走。
这件事让我明白，有的东西不要想着完美才开始，它可能不够完美，但一定要往前走，这样才知道如何纠正。如果一直想找一个完美的方法，可能永远都不会迈出这一步。
很多老师教学生，“几年之内，你不要随便写文章”，这是不对的。思考问题需要落笔，这同嘴上说说或者脑子想想不一样，逻辑链条是建立在每一笔细节上的。只有经常写的人，才会不断冒出尖锐的思想。学界有很多眼高手低的人，他们大多都很有才华，也都想一鸣惊人，总想着出手就是惊世骇俗之作，我认识很多这样的学者，但一个成功的都没有。
我最想说的是，希望我们可以有正常的学术对话。现在正常的对话变成互相吹捧，批评变成猛烈攻击。这是不对的，我希望有一个正常的学术交流，青年学者一定不能坐“冷板凳”，或者关起门来“两耳不闻窗外事”。要在现实中坐下来对话，或者超越时空和大师对话。
“断、舍、离”
1985年，我考上了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天气动力学专业，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江西信丰县。我是小县城里第一个回到家乡的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大家都议论纷纷。考上的时候有多风光，回去的时候就有多难受。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水电局的水库工作。水库在山沟里，想看电视，要把线拉到几百米外的山顶上，也只能看到雪花点。之后，我在水电局做过文秘工作、失过业、考过研、在电子厂当过车间主任、在乡下担任过中学的副校长……
我最想学的是文科，想做的就是学问。1993年，我二度考研考上了中山大学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开启了真正的学术人生。
后来，我离开广州，来到北京。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在广州建立了太多关系，这会牵扯我很多精力。比如，每年我的导师过生日，弟子们要提前几天做准备。
到北京攻读博士后的3年里，我几乎断绝了在广州的一切关系，全都用来做学术，平均每年发表10篇论文，那是我出成果效率最高的日子。
很多人考虑留校任教，觉得导师可以在评职称时提供方便，但这不是无偿的，你需要替导师服务。我认为现在的学者大部分都不知道自己最想要什么，只能被形势推着向前，别人争，他们也争。
如果想当一个纯粹的学者，就要衡量关系和学术之间的分量，所以对于年轻学者而言，关系少、没成名恰恰是最容易出成果的时候。
青年学者一定要学会断舍离，找准一个目标，用有限的精力从事有限的工作，达到有限的目标。
不过有人也会问，青年学者有精力，但是没有知名度，很难让自己的研究变得权威。这也是有解法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成名的方式，只要扎扎实实做学问，找准一个专门的方向，认真思考，不断深入，总有一天会被同行认识到。切忌蜻蜓点水，四面开 花。
就学术发表而言，我从没有得到过老师的帮助，但我发表的论文在学科内是比较多的。因为我只要参加学术会议，一定会提交一篇认真写作的论文，否则绝不参会。我早期发表的论文都是通过参加学术会议，编辑主动来找我约稿完成的。
我在书中提到门派、学派，我对学派和圈子是赞成的，如果没有学术圈子，再好的学术思想别人不知道，文章没人读，它的意义就不存在。
但对门派，我是极力抨击的。有些门派建设不允许学生学习其他老师的内容，只能用自家导师的，用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这是故步自封，是害学生。有的老师的弟子群、师门群，基本就是“夸夸群”，给导师刷屏点 赞。
很讽刺的是，有一个老师把一篇我的文章发到他们师门群里，文章批判的就是这种现象，群里接连点赞，“老师真宽容”“老师真好”，大家依然用这种被讽刺的现象奉承老师。
我没有弟子群，只有学生工作群，学生取的群名很可爱，叫“学习加加油努力不秃头”，群里加我自己共8个人，一毕业我就让他们退群。我不留恋学生，我尽最大的努力让他们成才，如果不能，也尊重他们的命运。
学术圈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纯洁，但它也并没有比其他行业更糟糕。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一方净土，应该就是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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