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董子竹
本文经董子竹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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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发现，正是欧洲这一段原始文化是出于对自我生命之“知”的误会与曲解，才造成欧洲的原始文化的巫神化，城邦的星罗棋布化，以及人对正常人性的不正常的畏惧。这个问题，正是后来欧洲民族所以反过来无限崇尚，甚至迷信所谓“自由民主”的根源。
天下事真是奇怪，中国文化有尧舜禹汤、孔孟老庄那么好的开头，在全世界文明中一直是打头的民族。用现代文明的标准看，生产总值一直世界第一；但却在清末民初最终差点出现亡国的命运。由于中国人太不习惯欧美人那样对生命随意放纵的自由民主来逐利逐食，不管我们如何向全人类示好，得到的回报，几乎没有文化上的真正呼应。
如果从宇宙生命真理说，中国的上古文明应该是初步敲开了生命本体大解脱文明的大门的，但三千年终是难以真正彻底如愿。这是我们的文明错了吗？绝不是！天地宇宙还需要我们再等着添加点什么，或者是我们对生命本体还有什么没有彻底看透的地方？
自孔孟老庄之后，生命本体一直要求中国人自觉而觉他。但总是因缘刚有起色时，就又被历史命运拉下来了。
中华民族，在这个世界上三千年血雨火风中前行，而一直没有散摊子的民族，也一定不会辜负生命本体赋予的任何重任。
恐怕正是如此的原因，西方文明强大了，形成了今天以自然科学为底蕴、以逻辑思维为引导，一心崇尚民主自由，但又醉心于宗教的新教资本主义文明。有人对这个文明，认为它将是世界文明的终结。
不必蔑视人们的自信与骄傲。如果你到过解放前的上海，把英法租界与上海的贫民窟对比一下，就发现了这两个文明实在是差距太大，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认为，中国人如果不让外国人进来统治，将永远改变不了贫民窟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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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见到的《四书五经》以及孔孟老庄，一言蔽之曰，东周以前的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尽可能使人之“识”回到人之“知”。
从这些古圣智慧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古圣的无限努力且方向明确。
以孔、老为例，虽相互提法不一样，但本质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是一个站在“士”的角度讲生命的这种训练，一个是从“史”的角度来说的。
从《四书五经》到孔孟老庄，我们可看出这个文化的精华主要是存在于东周前的极其自觉的“士”“史”手中，以及某些天子、诸侯、大夫身上，到底是不是全社会蔚然成风，我们不清楚，没有考据材料证明，但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生命本体转化为生命个体之“识”，是刹那间产生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生命过程，不是一般人可以随便掌握且能自由运用的。
依本人看，古代除尧舜禹汤之外，只有孔子一人算是基本掌握了，但他在现实中，反而是处处碰壁。这一来是，生命的大时运孔子没有赶上，二来也是这一解放自我的文化体系太难了。
如果按照《四书五经》的“礼”演习一遍，绝不亚于今天整个一个国家的盛典。
要搞清这个具体的场面，就要好好学习理解《孟子》中“孟子见梁惠王”章。一个国家要倾国之力来搭那个祭祀之台，只这一点就是极不容易的事。何况依“礼记”的要求，一个“士”或者“史”在平常的日子里，事无巨细都要遵循“礼记”的详细布置工作、生活，那是简单的事吗？
作为儒家弟子，轻而易举就可以进入空境，从而在实践中自生“良知”的。
本人认为，在孔孟老庄存在的现实人生中，唯孔子的“致良知”从繁杂的“礼”中，到达了看似简易的只需“心祭”就可以“致良知”的水平。
但从他自己说的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
从而可以看到，孔子的境界是以他毕生经历达到的，不是空谈“致良知”那么简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