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要衷心感谢你。
你一位女同胞，虽然我们从未谋面，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位文雅多智的漂亮美女。
象你这样的女士，能如此坦率的把自己的隐私，告诉我这样的老朽，实在是高抬卑人了。
说心里话，我实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有什么大智慧的人。我也从来不承认我开了什么悟。到如今为止，我也经常是糊涂一阵，明白一阵。糊涂了，不知糊涂了什么。明白了，也不知明白了什么。
如果让我自己说我自己，我只能是个恶人、坏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内心够多么丑恶。先不要说我这一生做了多少荒唐事。如果人类可以发明一台可以透视人的意识的摄像机，只要对我的大脑透视十分钟，我自己绝对不敢看放出来的录相。太丑恶了！
我们这一代人，绝对很少有人享受过你们这一代人所谓的“恋爱”。
如果让我回忆，我应该是一个“成熟”较早的少年。但是，在我们那个时代，“恋爱”二字和“流氓活动”，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大部份的“恋爱”是要事先有介绍人的，而且年龄应该是十八岁以后，这才有“恋爱”的权利。最好先通过“组织”，不然就是“流氓”。
我自己没有年轻时的恋爱历史。我记得，我曾追过几个女孩子，但不仅没有任何结果，反而被人们说成是“流氓成性”。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我三十三岁之前，没有和任何一个女孩子碰过手，更不要提接吻之类了。
我十八岁半便进了监狱。进监狱的罪名恰是“现行反革命”。今天想起来，这个罪名对我实在是有大大的好处。因为有这么一个“荣耀”的罪名，我在狱中躲过了“同性恋”的诱惑。
在监狱里，长徒刑者的“同性恋”倾向，是非常严重的。我属于长徒刑者，而且正值青春期，却没有成为“同性恋”的“同志”。实在要感谢这个罪名。
“人”这个生物，虚荣心是很强的。象我，一背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便经常以“爱国爱民”自封。性欲冲动无法解脱之时，便常以“政治犯”要求自己：“我要有气节”！
其实，我最清楚自己。我之所以会以“现行反革命”入狱，虽然是确有其罪，但是，意识深层的原因，还是青春期的性冲动无法满足。其中具体的一事是，我曾是向一个女孩子非礼，被领导叫去“谈话”后，惭愧得无地自容。这才跑到北京“犯”了罪的。预审时，我也交待了这个原始动机。但是，在大肆强调“阶级斗争”的年月，没有任何一个审判员，会体谅年轻人的这种无知，而网开一面。
“现行反革命犯”的帽子一戴便是二十年。正是这二十年逼得我打肿脸充胖子，每日阅读政治书、哲学书。似乎不“反动”一点，不足以证明自己是“反革命”。
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我抵抗性冲动的办法就是两个，一是拼命读政治、哲学书，用这些书籍来催眠。实在不行，过不了关，便只好“自慰”了。
我的年轻时代便是这么过来的。你说，我该如何来看待现在年轻人的“放肆”呢？
我只能说，年轻人，我羡慕你们，但请你悠着点。青春期性冲动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一旦没有节制，是可能有大灾难的。
根据我的经验和体会，“早恋”并不是什么可怕事情。能去“早恋”的少男少女，大部分是成熟较早的。其智力开发也应该是比一般孩子早的。可惜的是，今天的教育太糟糕，根本不知道如何开发少年人的“智力”。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简单几句话可以说清的。总而言之一句话，今天社会上青少年的“荒唐”，没有什么大错。如果有酿成大错的，责任在我们近百年的教育体制。
《红楼》中的宝玉、黛玉、宝钗、袭人都属于“早恋”，哪一个不“美”？哪一个不“善”？比之贾琏、贾珍、贾蓉的成年人之恋，要美好一万倍。
人一旦进入成熟期，其“恋爱”往往是变态的。不是充分的功利性，就是强烈的占有欲。不可能有小孩子那样的“两小无猜”的纯洁。
你看，我扯得有多远，完全没有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其实，我认为，凡事扯得远一点有好处。人们痛苦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半是“想不开”三个字造成的。上面我胡扯八拉说了那一堆，不知你的内心有什么感受？是不是轻松了许多呢？起码会觉得你们这一代应该是幸福的。
如果把你现在的作为放在我们那个时代，你是不是也会如我一样，选择犯“反革命罪”的道路呢？你是女同胞，不会象我们男人那么虚荣。但会不会去寻死觅活呢？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年轻人，你们够享福的了，但一定要悠着点。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这个“爱”字。
哈哈，这个字如果从深处说，那可是太难说尽了，也太难说清楚了。
你愿意听吗？
从第一个层次说，生命从来是个整体，只是为了认知自己的本来力量，才不能不分裂为认知个体。
生命运动无论如何只有整体的运动，个体只是认知主体。只要运动就是整体的。“爱情”、“性交”都是生命整体的运动。你信吗？
当生命裂变一个个个体之时，互相是绝对关联的。正如《金刚经》、《道德经》一再表达的，一切圣贤只有当他度众生之时，才是真圣贤。没有那个真圣贤，真可以令自己逃脱生命的整体运动，去一边享清福。所以，一切圣贤都要发愿度人、度生。因为，一切与他有因缘的生命如果不解脱，他自己是不存在解脱的。这在佛学中称之为“因果互相酬”。
如果从这个层次说，生命的本体本质就是“爱”。所以，孔子说：“仁者，泛爱众。”
我在《圣经·东方解》一书中，充分肯定丁光训的说法，“上帝就是爱”，正是从这个角度说的。耶稣也明确讲，他是要荷担人类的一切罪恶，把人类送到天堂的。“天堂”说虽不彻底，但终是一种救度。
这便是生命之“爱”的终极理由，也可以说是生命之爱的终极特点。一切人间“爱”，都是由这种“爱”派生的。最后也必终极回归于它。
从第二个层次说，生命可以以“人”的肉身作为载体，也可以以别的形态为载体，比如“光”，比如“音”。佛学中便有“光音天”之说。人们可以想见，“光”与“音”的存在方式，不能说没有死亡，但那较之肉体要长得多得多。甚至可能自己就意识不到死亡。肉体则不一样。肉体的存在，实在不过是“一刹那”。人这一生，不等你回过味来，已经是满头白发了。
生命本来不死，肉体刹那即死。生命要寻求不死，只有寄托于“转世”。人们不要以为只有藏密的活佛有转世之说。每个生命，作为能量运动是不生无灭的，永恒的。但是，作为肉身个体，那是非“转世”不可的。现代医学已经发现，祖先与子孙的DNA是有密切联系的。这算不算“转世”的一个证明呢？“转世”之后，记忆没有了，因缘却散不了，能量还在传导……。
“性交”而生“子”正是证明生命的“转世”延续是可能的，并且可以是决定的。“性交”的成功正标志着“转世”的成功。
没有办法，肉身人类的感知就是这样浅薄。脱离了肉体感受，他不知道这以外，生命到底是如何运动的。
“性交”的快感，能是人类肉体生命的最强烈的快感，就是因为这感受证明，他自己可以“再生”了！“再生”，这该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啊！于是，人类死命爱与自己“交合”的“异性”。因为，是他（她）替自己终于“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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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子竹先生
董子竹先生，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对儒释道三家都有切身的体认和独到的见解，并对西方文化有较深入研究。
董先生人生经历传奇：1942年生于湖北孝感。1960年作为西安市委宣传部培养对象，师从作家柳青下乡学习。其后入北京秦城监狱，于狱中向诸多学术大家学西方哲学；1981年平反，任西安市戏剧研究所副所长、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喜剧美学会副会长、全国戏剧美学研究会委员。1992年于九江东林寺出家，后任九江江矶寺住持，潜心研习国学。曾任江西省佛学院客座教授，1998年还俗。现为正邦集团高级企业顾问。
已出版的著作有：与南怀瑾商榷系列三种《金刚经到底说什么》《论语正裁》《老子我说》；解读圣经系列两种《旧约东方解》《新约东方解》；国学与企业管理系列四种《与企业家聊国学》《总裁必修国学》《中国人必修国学》和《王阳明传习录再传习》；长篇历史小说《大明宫祭》（上中下三册）；《董子竹妙释儒释道经典》（六册）；《孟子真精神》和《周易心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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