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董子竹
本文经董子竹老师授权发布
由于陷入眼耳鼻舌身意肉身频道牢笼，人类就显得迷妄无力。这样，才有人群对所谓神力无边的巫师的崇拜。这样，在西方，巫师成为统治者就成历史发展的必然。
而中国人从来不神化人，即使对皇帝也不是盲目崇拜。在中国，真正起到行政安民作用的是“士”，而不是神通广大的巫师。
“士”的主要责任是苦心训练自己对帝王、对民众、对“天”的诚心。“天心自我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在行动范围内可以掌握的是“文死谏，武死战”，甚至不惜惹怒皇权而人头落地。这实际上是说，中国在春秋前始终没有一个类似西方的“巫”一统天下。
中国的帝王更多的像是与群儒开讨论会的主持人。如果讨论定不了，就求之于占卜。这样，中国人就不自我高抬了，更不会建立什么思想体系。实际上，古代西方的“王”头脑中固定下的只是巫术的技艺，即可复制的巫术程序，以求以后再复制，但往往不能如意。从此，巫术统治在西方就被宗教代替了。
中国文化则永远是“必有事发”时候的实践理性。这种“当下”、“当事”的纯个人的理性实践，非常不好掌握。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没有专断的“王”，即如同“巫”的“王”。
中国古代的“王”只是“士议”的召集人，而不是西方人的巫转化而来的统治者，但双方都有生杀予夺之权。
历史给西方人类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当自然科学代替巫术之后，整个社会完成了一整套民主程序，“王”却不得不去请求宗教的庇护。因为，没有巫术的“王”的威信是维持不下去的。
而中国，由于“士”的堕落，“士”的功利化，包括周易占卜的功利化，反而形成了数千年的帝王专治。
在人类社会，没有比“神”这个概念更荒诞无稽的了。
“神”是天生特异的。其实，当人们把天生特异的人称为“神”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不仅玄妙化了对方，也固化了人自身。总认为自己和所有可以称为人的人是一样的才对，如果对方有异于自我的东西，而且还给自己或自己的群体带来了某种利益，那这个人就是“神”。
其实人类不知道，凡人可见的神秘，包括自然科学创造的一切有利或不利的东西，都是一切生命本有的，不存在人类自己的创造。
准确说，生命能“知”的，就是“存在”本身。是“知”创造了“存在”，还是“存在”创造了“知”？这可能是永远说不清的。对于这个过程，《周易》有非常生动的描绘：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群龙无首，吉”；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这到底说的是主体还是客体？是人还是“神”在主宰天地宇宙生命这个变化层次？不仅弗雷泽观察的原始民族的巫师们不懂，就是弗雷泽先生自己也不会懂。这就是中国古圣哲学的绝妙处和深刻处。只有这样的对生命的考察，才不会产生“神”的概念。
对于生命本体来说，一切“有”都是它本有的，并且不假创造。只不过人一旦成为了人，认识自己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没有什么规律不规律，只有人的感官“知”演变的次第。对于这个次第，《周易》中有规则性的排列。其实对于占卜者来说，只有“当下”，没有规则的排列。就在这个“当下”，就在起卦的这件事情中，就应该是遇见这一爻卦。这就只是“因缘如此”。
“知”永远在生命的困境中追求着“解脱”“突破”。也就是说，生命千变万化的“知”的过程中，都包含着生命本能要求的“突破、“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