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董子竹
本文经董子竹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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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中讲的礼仪,实际上就是从内到外追求心灵的“妙庄严”,以求起卦之时有可能升起的“真知”的境界,也即令所起之卦的准确灵验。
依“四书”,若是你所求之事的真“知”显现之时,正应是“举礼仪、奏雅乐、颂诗词”的高潮。当你全力凝神贯注,以达到不知“天之所以、人之所以、事之所以”之混沌时。此也正是孔子说的境界:“不知为不知”之时。
如果要好好理解,也正是纯“知”即将到来之时的前奏。如果不是亵渎,我们可以今日戏剧中演员所谓的“入戏”来作比喻,不过演员知“入戏”是假戏真做,入戏往往还是有分寸的。而儒家的礼仪则是全神无条件贯注,全身心无条件投入。
我不知纯“知”是什么,但我此时此刻可以借助《周易》的提示,知道此“知”不是什么。然而知道了“知”不是什么,也就是“知”了它是什么。“是知也!”,这就接近“真知”了!
如果明白了这种礼仪运动中的“知”、“识”的微妙关系,就明白了《老子》第一章,原来那“此两者同,出而异名”的却怎么又会“玄而又玄”的原因了。明白了这一切,才能知道王阳明的“致良知”抓住了其中的要害。其所讲的“致良知”,莫过是孔子所谓的“是知也”的衍生物。
中国文化至孔子彻底终。中国文化也是在他的手里完成了从一般外在的惊天动地的大规模“礼仪”之祭,向“心祭”的彻底转化。从此“知”在孔子那里再也不神秘了:“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比《论语·二十》诸圣的“内省不疚”清晰得太多了。
但是,人类到底是被锁在眼耳鼻舌身意中的肉身动物,虽然不缺一个“不知为不知”的如来智慧,甚至也有可能在某件具体的“必有事发”中达到,“无师智,自然智,一切智”自然现前于生命,但这毕竟是只有少数圣人才可以比较熟练掌握的。
中国人如果不理解“感知”的这种复杂性,满足表面之“识”,中国文化就有变成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一样的所谓的人类普遍理性了。要得“真知”,基本是不可能的。
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到提倡民主自由的时代,人一旦真正“自由”了,其“识”的本性自然大肆泛滥。因为人类的大脑与“识”是真正匹配的,与“知”则只是“玄而又玄”的匹配。
中国人自东周起和平安详的日子过完了,兵灾匪患、诸侯掠夺开始了。说到底是历史上曾有的三五圣贤,认“知”而不迷于“识”的文明断线了。一般说来,只要这个世上完全没有人如孔子一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整个世界的观念就会全体堕落到肉体感官生成的“识”中,从而形成世风。世风日下就是不可避免的。
西方城邦国之间的掠夺与中国春秋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掠夺,从“意识”的演变史上讲,应该是同一个步骤,即使有一定的差异,但在本质上不会相差太多。
人类之成为眼耳鼻舌身意俱全的生命,都必须经历这样一个漫长的血雨满天的过程,不然也成不了“人”,更不可能知自我的真感知,即“知”的秘密,当然也解脱不了。
类似《四书五经》铺排的仪轨,在中国,它的躯壳一直保留到前清。但后来的这种“礼仪”已经不再是追求获得“真知”的仪轨了,而是帝王富翁为趋名逐利而祈祷天地的“猴儿戏”了。
个人认为,《孟子》的理论中已经有这样的衰变萌芽了。孟子后产生墨子,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们简直可以称墨子为中国版的亚里士多德。
董子竹先生已经出版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