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董子竹
本文经董子竹老师授权发布
当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巫术图腾在西方古史上的泛滥是有关系的，他们共同聚集于一事一物表面作用的改变，这个改变，包含生命总体本体之“知”，都要求从原地“突破”、“解脱”、“出离”。
事实上，诸佛古圣思想意识的进步，都是由全体生命一个个“知”变“识”的错误组成的。
这样，历史上各种各色的弯路错误，也同时正是生命本体之“知”“出离、突破、解脱”的必然轨迹。
正是众生的苦难，引动了诸佛圣贤的悲心，从而找到了生命全体大解脱的必然，全体生命出离苦海的肯定性。
原来，在宇宙中的这种悲心没有显化之时，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无量众生的命运，只能是地狱、鬼、畜生。但自从佛与诸圣打开了这个蓝色星球必然全体脱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大门之后，从此，不管是自觉不自觉、觉悟不觉悟的众生，都要“出离”，都要“解脱”。
不要去责备任何人，人们都尽到了自己的力了，因为人们在人世间！也就是说，人世间的各色艰辛逼得人终是一个“烦恼”。
“烦恼”是这个蓝色星球的主旋律。
其实，真可怜的还不是“烦恼”，而是不知何为烦恼的烦恼，从来不烦恼的烦恼。
之所以在人间是如此，其实，道理非常简单，真正的“知”在这蓝色星球上得到的就只有“烦恼”。
“知”是“道”的、“天”的，全宇宙要一起超越这个蓝色星球。但现在却既非要固定在一个肉体凡胎上，又有“玄而又玄”的重重干扰。这样，再老练的圣人，也只能是苦于应付。圣人尧舜禹也有辛苦辛劳的苦恼。
黄帝传到尧，看来像是一个“家宗教”的王朝，只不过是因为圣人贤人居多。夏启之后呢？禹在天有灵，也只能是有苦无处诉的“烦恼”。
需知，看似理所当然的平坦大道，前面可能有一个看不见的悬崖。
按照弗雷泽的考察，巫术是先于宗教的。具体的现象弗雷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具体事件，人们也可查阅人类文化学的巨量著作。我们要说的是，在西方文化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历史演变。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看似细微，实质上是有根本性、本质性的区别。
在中国三、四千年的历史中，虽然也有巫术、宗教，但是和西方文化的巫术图腾生出来的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古西方，巫师与神、王是没有明显界限的。
弗雷泽说：我们自己提出来并需要解答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狄安娜内米小林的祭司，即森林之王，为什么必须杀死他的前任？第二，在此之前，他为什么必须先要折下长在某棵树上，被古代人公认为是“维吉尔的金枝”的树枝？
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那位祭司的称号。他为什么被称为森林之王呢？他的职位为什么被说成是王位呢？
在古意大利和古希腊，将王位称号和祭司职务合在一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罗马和古罗马其他城邦中都有一个被称为“祭祀王”或“主持祀仪的王”的祭司，他的妻子拥有“主持祀仪的王后”的称号。在共合体的雅典，较次要的地方长官（一年一选）也被称为王，他的妻子也称王后。在古希腊，很多其他共合体城邦也有名义上的王，而且他们的职责似乎就是主持境内普通民众祭祀。
据说，罗马的君主政权被废除后，由指定的“祭祀王”主持曾由国王负责的祭祀仪式。关于祭祀王由来的传说，在希腊也广为流传，如在当时唯一保留了君主政权的斯巴达，全国性的祭品皆由“神的后裔”——君王们来敬献。
这在中国是不行的。凡熟悉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中国在天子、诸侯、大夫之外，有一个庞大的“士”阶层。在中国古史中，这个“士”阶层没有什么显赫的出身，也可能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巫术），他们大半都出生在农耕家庭，有的甚至可能是曾经的“贱民”，但是，只要有好的老师培养，都有当“帝师”的资格。孔子门人三千就是一个庞大的培训队伍。
这个队伍以“士”为主，还包括“史”与“优”。这些人组成一个敬天、礼天的班子，平时的工作是教育或谏议天子、诸侯、大夫，处理政务。
中国的“王”与“士”的关系：“王”是最后决断者，具体制定政策理政，尤其是大型的祭祀，内在的主持者都是“士”。
中国的“士”不蔑视出身低微的人，但讨厌玩弄特异功能的人。比如孔子说“雍也，可南面。”雍就是出身贱民，但孔子认为，学习后的雍可以理政（南面）。中国“士”阶层中原来还有“优”这样的人，这些人是在祭祀中娱神也娱人的“优”往往有一些特异功能。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优”在“士”阶层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后来几乎成了奴仆，甚至被“士”阶层所抛弃。有些“优”也可能有特异功能，但后来他们地位不断下降，这跟可能他们的特异功能有关。中国“士”是永远厌恶“巫术”的。到了汉代以后，用巫蛊之术是死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