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宿命——与年轻人聊国学

文摘   2024-08-28 23:15   浙江  


超越宿命

   ——与年轻人聊国学



就“素质教育”,我们已经提到了“宿命”这个命题。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国学对于“宿命”的基本观点是:承认“宿命”,而不惟“宿命”论。更是强调,国学的最终目的是破“宿命”的大超越。


“宿命”是的确存在的。这是我们和所谓的唯物主义者的区别。唯物主义者是断然否定命运的存在的,上面几篇文章我们已经讲清了他们的错误。


国学真正认为:“宿命”不是人的、不是生命的,“宿命”是人人赖以存在于世间的肉身因缘。或者说,这个宿命只是人——生命,悟道、体道、修道的因缘路径。


既然宿命是生命——人,悟道,体道、修道的因缘路径线,那就无所谓好、坏、对、错。不管什么路径,也总是要过的、走的。实实在在说,人——生命,体道、悟道、修道的道路,没有一条是平坦的、笔直的。正因为不是坦途,人类对生命力的伟大,才会有真正深刻的体会。


所以,我们不要回避“宿命”,更不必埋怨“宿命”。


我之所以一再说,我十分欣赏《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血色浪漫》、《奋斗》中的当代年轻人,就在于他们都是敢于直面人生的人。



我对于“愤青”人物非常蔑视,就是因为,这些人看似张开嘴头头是道,慷慨昂扬,悲怆激烈,其实都是懦夫。他们不知他们一切遭遇都是自己的“宿命”。自作孽不可活。骂天骂地,怨命怨人,总希望社会、人间永远把他们当老爷一样供起来,他自己还要能对别人颐指气使。这样的社会对他们来说,就是民主的、自由的、人道的。否则,就是黑暗、专制、不人道。


不要忘记,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不能自己作自己的主人,怨天尤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人类社会数百万年,如果真的曾经出现过,每一个人都觉得“心情舒畅”的社会,那天地宇宙就不正常了。


矛盾、冲突、血污、痛苦、失落、绝望……正是这个人间世界的本质。人类也只能在这样的“宿命”中踽踽前行。


没有挫折,没有绝望,没有痛苦,又有什么人去悟道,寻求解脱、寻求超越呢?


苦痛催着人类前行,这便是“血色浪漫”的“奋斗”。


想逃避吗?只能说你是个儒夫,并不能帮你解决什么问题。更可怕的是,你会更痛苦。




“宿命”确实是有的。但是,并不就是现在许多人凭“子平术”算出的那样。


我今年六十七岁了,也懂一点“子平术”,回忆这一生,我的命运,惊人的和“子平术”暗合。


但是,如果你因此而迷信“子平术”,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我是十八岁进监狱的。如果就这一点说,“子平术”确实是奇准的。但是,若依了“子平术”,六十年一个花甲子。与我的“四柱”完全一样的人,六十年前应是不乏其人。一百二十年前也应是不乏其人,二百四十年前也不会没有我这个“四柱”的人。


我们能是一样的“宿命”吗?



离开监狱三十四年了,脱离被管制的日子也有二十七年了。至今我对自己的监狱生活,仍然“情有独钟”。象我一再说过的那样,坐监狱那段日子,应该是锤炼我这个孙悟空的八卦炉。如果没有太上老君八卦炉的锤炼,孙悟空绝对没有后来的那样神奇。我当然无法自比悟空。我是一根稻草,一堆狗屎,但这是进过八卦炉的稻草、狗屎。


我是在北京坐监狱的。六十年代的北京监狱的现行反革命中队,哈哈,人才太多了,全是我的老师。估计今日考上了北大、清华、哈佛、牛津的博士们,也没有我那时学习的优越条件。


在名校生活的博士、硕士们,你们能和无数的导师每日每时耳鬓厮磨吗?我不仅学了他们的“学问”,也学了他们的“为人”。


太多了,太丰富了,我不知在十八岁年龄的年轻人中,有谁有我这样的 “幸运”。


但是,如果搜索“子平术”这些“命书”,对于我的这段经历,只能冠以“刑伤”、“大凶”、“大灾”。


我说我是大福了。早我六十年,一百二十年,一百八十年、二百四十年的那个“我”,能有如此的福报吗?


如果是前推六十年那个“我”,应是生存在慈禧当政的时代。象我这样的人进了“天牢”,又会是什么命运呢?


真正明白“宿命”,和“超越宿命”的关系,已是我离开监狱的二十四年之后的一九九八年了。





我是一九九八年春天“还俗”的。为了生活计,脱掉僧装的我,只好重拾旧业,想靠写作谋生。在写作《金刚经到底说什么》(注:升级精装典藏版书名《能断真力量》)一书时,只觉笔如生花,纵横捭阖,游刃有余。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我写作起来竟能如此的“行云流水”。


这才使我回忆起来,这是自己在近二十年监狱生活中打下的功底。那十多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黑格尔的哲学,我都是下过真功夫的;中医理论一学就是十年。如果不是监狱中打下的这份“童子功”,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在三个月里,写完这本三十万字的著作。


感恩!感恩!感恩生命!感恩生活!感恩“宿命”!


其实,对于灾难“宿命”的这种感恩,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就是一种“觉悟”。


从这里我也体会到佛学所讲究的“觉悟”二字,这“觉悟”决不是空谈的,或者是真悟到了什么神奇的东西;而是在面对同一个“宿命”时,你是从什么角度去观察的。如果就事论事,灾难的宿命,就只是灾难。如果联系现在眼前的成功,你就马上明白:灾难的宿命,该是多么可贵啊!


我尝到了“超越生命”的甜头。从那以后,我在自己的每个“当下”,总是企图有 “超越宿命”的觉悟。这便是孔子所谓的“志于道”的“志”吧?孔子“十五而有志于学”。我是五十四岁有志于学。



“超越生命”使我得大利的是,我的第三本书《老子我说》的写作过程。


说句老实话,在二零零零年以前,我对《老子》的了解,绝对不比当代任何一个大学生多。只是我的《金刚经到底说什么?》、《论语正裁》出版之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朋友开玩笑说,你该解《老子》了。这样,三大家就让你解完了。并且不无戏谑的说,南老有本《老子他说》,你就来本《老子我说》吧。


玩笑开完就完了,我并没有太介意。二零零一年春天,我回到武汉,有一天突然接到好友画家李寿昆,从重庆打来的长途,让我非去重庆不可,并且为我负担全部旅费。到了重庆的当天,就碰见了缙云山绍龙观方丈李一道长,闲活中提到写《老子我说》的计划。立即得到李道长的热情支持,他要全程供养我写作这本书。


关于这次在缙云山绍龙观写作《老子我说》的过程,我已反复讲过,不要说全书的重点、第一章的断句,是李道长提示的。更重要的是,每写完一章,都要念给李道长听,二人最少有一宵的讨论,第二天再改稿。三个月时间,《老子我说》出炉了。


这能不让我感恩吗?感恩我的宿命,如果……如果……若是没有数不清的“如果……”我能写出《老子我说》(注:升级精装典藏版书名《老子真面目》)吗?感恩啊!感恩啊!我只能感恩“佛”、“道”、“天命”!


在这个过程中,我时时觉得“道心微微”,每秒钟都在自己的“当下”闪动,须臾不离、须臾不离,下笔如有神助,下笔如有神助。


例如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解释,我查阅了无数本书的解释都不满意。自己也苦于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大醉初醒,突然一念,啊!这样解释才合老子本意呀!诸位可查原书,我和任何人解的都不一样。


这是不是对“宿命”的超越呢?



年轻人,这是不是“超越宿命”之后的“良知”必致呢?


我无法向你细述在《老子我说》写作过程中,那犹如神助的妙笔生花。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本书不是我写的!” “这本书真的不是我写的!”


“谁写的呢?”


不知道,不知道,但是《老子我说》写完了,出版了。如今已经发行了两万多册。骂的人不少,赞的也不少。关键是发行很不错的。


到了此时,我对外界对我的三本书的评价,已经完全不在乎了。因为三本书的写作过程使我清晰认识到,这三本书并不是真是我写的,只不过借了我的这支“秃笔”而已。


不知这种状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是《老子我说》写作之前,或是其中,或是以后。这状态令我真是天天生活在:不知是庄周梦蝴蝶,还是蝴碟梦庄周……恍兮惚兮……


从此,我便不多去思考什么问题了。管他哩!随着因缘走,随着妄念走。不怕灵机一动,只怕自作聪明……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的诸多语录,都在我的脑子里活了起来。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绝圣弃智……”


“吾之大患者,在吾有身……”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全活了,全活了……古人、圣人的语言,在我头脑中全活了,似乎都是自己的心声。


这一切太难与外人道了。在有一段时间里,我恰如那孙猴子在须菩提祖师那里,常常喜得抓耳挠腮似的……


 国学太神奇了!


 回绝了智慧,回绝了是非,回绝了得失……



此时,我更想起了释迦老子一再说的,世间的一切是非、善恶、对错、美丑……的所谓判断,什么也有,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我只是一个“南无”。那就是“一切皈命……”,“一切依赖……”却不知是依赖谁,不知“皈命”谁……说是找不见、看不见、听不见,但又觉得无时无刻都和我在一起。


 这位说不清的,就是我的“阿弥陀佛”了。


 妙、妙、妙,我只能说一个“妙”字了。


说了这么多,诸位一定是丈八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应该举例说明……但是,一说到具体事,便太繁杂,太繁杂……


只举一个例子吧:


我是零三年让正邦集团请来当食客养起来的。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偶然陪林印孙总裁扯扯闲。人家也忙,没功夫天天找我扯闲。我落得一个人清闲。


但是,我这人贱骨头,闲不住,不知该干什么好。


有一回林总让我陪他回上海见一位香港朋友。这位朋友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见我是搞文化的,便给我大讲基督。最后还专门让我见了他的牧师。她说,这位牧师是目前上海滩上,研究《圣经》最有心得的人。


我虽不是研究《圣经》的专家,《创世纪》总是读过的。我有几分怜悯这位老牧师了。我只能为这位牧师念佛了。无话可说、无话可说……因为他反复给我讲“神”是不能讨论的。基督文化就是“一神尊崇”的文化。既然“神”是不能讨论的,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事过境迁了。我很快便忘了与这群基督徒的因缘聚会。


不知是哪一日,我突然灵机一动,我为什么不能解《圣经》呢?


我记得在缙云山绍龙观,李道长对我说过,你能如此解《道德经》,解《圣经》没有任何问题。《圣经》比《道德经》浅多了。他母亲就是基督徒。他小时候常随母亲去教堂听牧师布道。


相对于我,李一就算是行家了。我动了解《圣经》的念头,便给他打电话,可我没有他的号码。真是神使鬼差,那天晚上他竟然打电话给我了。


我告诉他,我想解《圣经》。他说你的能力没有问题,只是外文关不好过。他告诉我,必得看古希伯来文原版和拉丁文原版,现在的中文译本不可能全是原意。我问他到哪里去找这方面的专家,他推荐我找丁光训。




事后证明,李一也是个“半吊子”。丁光训是名人,人大副委员长,基督教的大牧师。这连中学生也知道,了解基督教应该找他。但是,丁光训是什么人都能随便见的?!莫明其妙。


当时的我,完全没有这些判断,只知丁光训在南京。于是就给我在南京的朋友打电话。这个朋友在江苏省宗教局工作。她竟然一口答应,要带我去见丁光训。


我也没有多想。自从写完《老子我说》之后,我很少琢磨事,想事……不管什么事,糊里糊涂干,干到那算那……


干不成活该,干成了也无所谓……


正是这种心理促使,我买了一张火车票,就到了南京。谁知接我火车的两个朋友,当头就是一盆冷水……丁光训见不着。


第一,丁光训九十多了;二是,人家是国家领导人,不能随便见。省宗教局的那位朋友,是因工作之便,可以随便去丁家。我们这些闲人则没有这个方便。


我只是笑了笑,心中并没有什么失落。“最多是不写这本书了,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不过只是动了个念头,又没有什么损失”。动了念就有了这么多因缘,让因缘自己决定吧!我不知因缘要把我往哪牵,随着因缘走吧!




到了宾馆之后,为我安排宾馆的林先生问我,找丁光训想干什么。


我说明来意,他笑了。丁光训也不懂古希伯来文。林先生自己到是可以帮我打听一下。


南京有个金陵神学院,那里牧师、教授全是《圣经》专家,也全爱网球。林先生则是南京著名的网球教练。他对金陵神学院太熟悉了。


他立即打电话给一位专门研究《圣经》英文版的张教授。


张教授明确告诉我们,我的要求太简单了,太好办了,和他一个办公室的许教授,就是《圣经》古希伯来文本的专家。


这位教授就是许鼎新先生,据说他现在已经移民以色列了。后来我才听人说,许教授是中国研究《圣经》古希伯来文版的大权威。


简单直说,就在许教授那里,我获得了我想获得的一切资料。


中午,我们大家高高兴兴去饭店吃饭,那位在省宗教局工作的朋友也来了。我在席前,给她开玩笑说,过几天你就会调去管基督教会了。


大家都知道我是开玩笑。她是研究佛教的博士,一直管的是佛教事务,怎么也不会调去管基督教会。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我回到南昌不到一个月,这位在江苏省宗教局工作的朋友来电话,骂我是个乌鸦嘴,她真的调到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工作了。她让我马上再去南京,她可以打开基督教会的藏书库,任我找一切资料。


这个故事不需要再讲了吧?我获得了中国任何学者也难获得的基督教内部的一切资料,包括大量外文的资料。




更奇妙的是,二零零四年的平安夜,我又参加了天主教的弥撒,而且是在北京一所极大的天主堂里。带我去的朋友,又送了我天主教所流通的中译本《圣经》。这个版本和基督教的《圣经》译本差异很大。


 还需要说什么?朋友。


 这一切奇也不奇?


《圣经东方解》是我董子竹写的吗?


以我的“八字”,以我的“宿命”,我能完成这个任务吗?


据我所知,基督文化在中国传了几百年,还没有一本中国人完完整整解释《圣经》的书。这个任务却在我这个“外人”的手中完成了。


我哪有这么好的“宿命”啊!我算老几呀?


象我这样“八字”的人,从古至今少说有一百二百万人吧?就是我们董家的历史上,也不会只有我一人,有我现在这样的“八字”吧?


 我们可以肯定,他们无一人可能如“我”一样写出《圣经东方解》来。


 “我”超越“宿命”了吗?


 嗨!哪里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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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子竹先生,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对儒释道三家都有切身的体认和独到的见解,并对西方文化有较深入研究。


董先生人生经历传奇:1942年生于湖北孝感。1960年作为西安市委宣传部培养对象,师从作家柳青下乡学习。其后入北京秦城监狱,于狱中向诸多学术大家学西方哲学;1981年平反,任西安市戏剧研究所副所长、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喜剧美学会副会长、全国戏剧美学研究会委员。1987年于九江东林寺出家,后任九江江矶寺住持,潜心研习国学。曾任江西省佛学院客座教授,1998年还俗。现为正邦集团高级企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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