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石珠林：梁启超的“涉日”阅读史与“新文体”的生成

书面语言范式及文体变革，在近代中国文学转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时代舞台中央的梁启超及其文学实践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历史性意义。梁氏“流质多变”的转型期文化品格，与其不断“遭遇”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相关。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梁氏广泛阅读古今中西各种典籍，并通过报章宣传实践，“更新”着既定的文体。梁启超的“新文体”与他阅读与日本相关的书籍，特别是戊戌东渡旅日期间阅读日本书籍的启发以及相关的模仿实践有着莫大联系。新文体关联着“知识”，而又在“情感”层面别具魔力，而它的消亡，亦来自这种特点本身。在近代中日“文”之传统演变的进程中理解“新文体”，可以管窥由“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话”的历史进程。

从阅读史切入研究作家的知识结构、思想资源的形成，梁启超本人即有自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论及顾炎武时说道：“然则他自己博学于文的方法怎么样呢？他虽没有详细指授我们，我们可以从他的传记和著述中约略看出些来。书籍自然是学问主要的资料。亭林之好读书，盖其天性。（中略）大抵亭林所有学问心得，都在这书中见其梗概。”因而，要探究一个作家创作的“存在之由，变迁之故”，梳理其阅读史并以之为方法，将是一条有效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方法路径就有了“发生学”层面的意义。

具体到研究路径上，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两种：一种是研究阅读与思想观念形成的关联；另一种则是考察读物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这对“大文豪”梁启超同样是适用的。对于本文来说，显然取径前者——探究他的阅读史与近代“文学”观念的变迁以及文体变革之间的关系。因之，梁氏读了哪些书？如何读的？这些书怎样影响着他的“文学”观念，又如何变革着他的“文体”？

一、与日本的“相遇”以及“汉文和读”的启示

梁启超与日本的“相遇”，并非是在戊戌事变流亡日本方才开始。在此之前，“日本”已是梁著中的关键词之一。万木草堂时期，康有为便让弟子们常读吉田松阴（1830—1859）的《幽室文稿》，他讲授《万国政治沿革得失》的教材《日本变政记》以及编纂的《日本书目志》，亦是梁启超了解日本的媒介。“去国”前一年，梁氏撰写《读〈日本书目志〉后》，文末更发出了阅读日本明治维新书籍的急迫号召。

此外，梁氏亦曾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写过《后序》。《日本国志》是黄遵宪随使日本出任参赞官后所著的详细介绍日本各方面的“百科全书”。就在黄遵宪《日本国志》定稿后的一年，康有为因上书言事“不达而归”，想要结会翻译日本书籍未果。但长时间对日本的“有意注意”，康氏深知在译介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上中日“同文同种”的便利性：

且日本文字犹吾文字也，但稍杂空海之伊吕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

戊戌前后，张之洞就曾支持自强学堂翻译东书，为的是周知四方情状，考究“新理法”。虽此前多翻译西书，但翻译西书究竟不如翻译东书易于真确：“三十年日本国广译西书，而又暗切东方时事，询属有裨实用。”通过张氏的公札，大略可以管窥其时士人阶层对于中日文字以及基于其上的“学问”（知识）之间的某种联系。此前所建构的“中学”“西学”两个途径之外，增加了第三者——“东学”这一新知识途径。

对待翻译日文书籍，梁启超的态度前后亦有转折。1897 年，梁启超集合同志在上海创办了大同译书局，在内容的选择上，大同译书局主张“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但当康有为到桂林，与唐景崧、岑春煊组织发起圣学会并修书梁氏商讨在广西设学、译书、办报诸事的时候，他的态度又迥然有别：

日本书同文几半，似易译于西文，然自顷中国通倭文者不过数人，……日本维新三十年，读中国书者几绝，华人疑倭人通汉文甚易者，非也。倭人正以汉文之难通，故创伊吕波等以代之，伊吕波行，通汉文者希矣。

康有为和梁启超都认识到其时日语文章体式上的特征，或者说语言结构组织上的一些规律，亦即文体风貌。文字是思想语言之载体——文章的基本单位。在古代，至少在东亚文化圈内，汉字汉语及由文字所承载的文化观念，是向外输出型。即如日本，“文”及支撑“文”的“汉学”在日本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便不容忽视。时间来到近代，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向日本学习，或者说将日本作为“中转站”，进而绍介西方的先进制度和科学技术，成为有识之士的吁求。因而，绍介东文书籍，首先要解决的是“表达”的工具（即日文）的识别问题。

虽然，鸦片战争以来的“师夷长技”客观上促进了国人对外语外文的学习以及相关文法书籍的编纂和传播，但其中与日语日文相关的却并不多见。相较于“西文”及与之相关的“西学”，对日语的学习尚未成为“退虏”“送穷”的首要选择。甲午以后，留日热潮随之而来，日本使臣的考察记等便成为知识“到手”的有效载体。这方面，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87年成书，1895年印行）中即有专章介绍日本“文字”，谈及日本人的汉文典籍阅读：

日本之语变而愈多，凡汉文中仁义道德、阴阳性命之类，职官法律、典章制度之类，皆日本古言之所无，专用假名，则辞不能达。（中略）用假名则不得不杂汉文，亦势也。（中略）有谬传而失其义者，有沿袭而踵其非者，又有通行之字（中略）于是侏㒧参错，遂别成一种和文矣。（中略）于是更移其法于读书。凡汉文书籍概副以和训，于实字则注和名，于虚字则填和语，而汉文助辞之在发声、在转语者，则强使就我，颠倒其句读，以循环诵之。

这意味着在“和文汉读法”的观念出现之前，近代士人首先遭遇的是“汉文和读法”。这种方法关注“目治”而一定程度上忽略“耳治”，较为重视“阅”后的理解，而相对忽视“读”的方面，进而达到粗识大义的目的。“文字”一节详细说明了日语的四点特征：语音少、句子长、语助词多以及语序与汉语不同：

日本之语言，其音少，其土音只有四十七音。四十七音又不出支、微、歌、麻四韵，一切语言从此而生。（中略）仅此四十七音以统摄一切，不得不屡换其辞，以避重复，故语多繁长。（中略）其语长而助辞多，日本语言，全国皆同，而有上下等二种之别，市井商贾之言乐于简易，（中略）凡士大夫文言，皆语长而助辞多，（中略）其为语，皆先物而后事，先实而后虚。如读书则曰书读，作字则曰字作之类。

虽然假名文字表义繁难，但其最大的优越性即便于大众学习，进而普及知识文化：

其用之书札者，则自闾里小民、贾竖小工，逮于妇姑慰问、男女赠答，人人优为之。（中略）故日本小说家言充溢于世，而士大夫间亦用其体，以述往迹，纪异闻。（中略）读书人或鄙为俚俗，斥为谚文。然而人人习用，数岁小儿，学语之后，能读假字，即能看小说、作家书，甚便也。

作为黄遵宪的同代人、好友、同事，同时亦是黄氏著作的“读者”，黄遵宪《日本国志》中表现出的这些经验同样也被梁启超所分享。《西学书目表》“中国人所著书”中即列有黄氏的《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谈及识字书，梁氏有感于古今通行文字不过两千有余，但相较于以声为主的“西文”，中国文字，以形为主，虽常用字少，但辨识困难。谈及教授葡萄牙人识别汉字的经验，梁氏颇为自得，这些或许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其后来创立“和文汉读法”的“前经验”。于此，梁启超进一步发挥了老师康有为以“日本为牛，我为农夫”的构想：

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扦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居十六七，五也。（中略）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

黄遵宪总结的日本文法四点特征在这里被总结成五大“优势”，不久，在《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中，梁氏便主张以西文、日文为通学，鼓励东游留学。这些阅读经历给梁氏带来不少震撼，落实到语言文字改良上不外两点：一是要精简文字；二在文体上要化繁为简，化雅向俗，宣传新知，启发民智。概言之，便是梁氏后来主张的“言文一致”。1896年，沈学的《盛世元音》发表，梁启超为其作序，他认为倘若天下人都能够识字读书，那么民智定会大开。相较于德、美、日等国民众识字率较高的情形，中国民众的识字率极端低下，究其原因，即是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提及的言文分离。因之，文字应分雅、俗二类，那么由文字组成的“文章”之“文体”亦应有“雅”“俗”二体，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

生性对周遭世界比较敏感的梁启超通过阅读不断“更新”着自己的旧知体系，从“跟着读”到主动搜购东、西书籍，他的眼界逐渐打开。关于语言文字及文体变革的观念逐渐萌芽。如果说上面的阅读经验还与日本相关、或是经由日本译介的书籍而来，那么踏足异域，直面其字其文，则是进一步的催化剂了。

二、日文书刊的阅读体验与创用“新文体”

在逃亡日本的舰船上，舰长将东海散士（柴四郎，1853—1922）的著作《佳人奇遇》予他解闷，梁启超随阅随译，后来登载在《清议报上》，这大概是他与日本政治小说的最初相遇。戊戌年初到东京，大隈重信身边的犬养毅、高田早苗、栢原文太郎和他时有来往，并且为他讲解日本文法。“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第二年（1899 年己亥）春天，梁启超约罗普同往箱根读书，他越发地想深入阅读日文书籍，但是苦于不谙假名。同门罗普深通中国文法，又精通日文，“因相研索，订有若干通例，使初习日文径以中国文法颠倒读之，十可通其八九，因著有《和文汉读法》行世”。

《清议报》第10册，他便极力宣扬学习日本文的益处：“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面对学而数年未成的质疑，梁氏进一步将学习日文分成三个进阶，即“学日本语之法”“作日本文之法”和“学日本文之法”三个层次。要而言之，同老师康有为及友人黄遵宪所分享的经验那样，梁氏为了追求阅读日本书籍的速度，将“阅”与“读”二分，只注重读懂大概文意的“阅”，即“目治”；而相对忽视“耳治”之“读”。这样做的理由是：

日本文汉字居十之七八，其专用假名不用汉字者，惟脉络词及语助词等耳。其文法常以实字在句首，虚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颠倒读之，将其脉络词语、助词之通行者标而出之，习视之而熟记之，则已可读书而无窒阂矣。

接着便是推销他所编辑的《和文汉读法》，直言学习的人，不费丝毫脑力，便收获无穷，还说这是经过他们同人多次实验所得的共同经验。但是他又补充说明：《和文汉读法》适用于精通汉文的人，倘若尚未精通中文的按照这个方法来学习和文，必将导致颠倒错杂瞀乱，最终东施效颦两无所成，如出洋留学汉文不通的学生们可能就会有这样的遭遇。

对于文体革新，梁氏自身不能说没有自觉性，后人频频引以为据的两处，即出自梁氏自己的文章。《清议报》最后一期梁氏撰文《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谈及自己在该报发表过的文章时，直称：

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

这已经算是他较为明确的自我体认了，不仅点明了具体的文章例证，还从两个大的方面简单阐述了“新文体”的特征，即“文思”（激发民气）和“文体”（文章新体）。《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五章更是将自身置于“今文学派”发展的脉络中进行评价，颇有“史”的自我建构之意：

自是启超复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综合他的自述来看，梁氏自己认定的“新文体”当为发表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新小说》等报章、杂志上的文章所采用的文体。“至是自解放”则说明在他的心目中，此种新兴文体已臻成熟境界。追溯“新文体”的发生史，大致或可以戊戌东渡为分界线。东渡以后，梁氏的读书识字往往与他的写作实践是相伴随发生的。在这一过程中，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日本文法，创用着“新文体”。从一开始接触到日本书籍的“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进而大肆宣扬“学日本文之益”，再到编纂《和文汉读法》，坦言学日本文读日本书，“数日小成，数月大成”，不费俄顷脑力，便所得无量。

在《夏威夷游记》中，1899 年12 月25 日记他读到郑西乡（藻常）的新名词诗为之拍案叫绝。概而言之，郑诗饱含“新名词”“新意境”的“欧西文思”，正是他所追求的：“吾近好以日本语句入文，见者已诧赞其新异。”二十八日，他读到了日本文豪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以及“国民丛书”数种，感慨“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又说自己旅日期间“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1899年6月28日的《论中国人种之将来》，这篇文章文章是他应日本某政党机关报《大帝国》的邀约而撰写的，他在“撰者自志”中表明这篇文章多效仿日本文体，免不了有委蛇沓复的毛病。且看第一段：

欧人中国分割之议，畅之既有年，讫于今而其声愈愈高。

到写作《自由书》时，文体上发生的变化已经被他所察觉：

自东徂以来，与彼都人士相接，通其诗，读其书，时有所感触，（中略）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宗旨，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钞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

梁氏此时的文体已经兼用文言与俚语，体例上也不拘一格，就连引文，也是中西结合的，从前的“古人云”被置换成了“西儒曰”。可见，在“文思”和“文体”两个层面都对原有的认知作出了一定的调整。又如1905年2月18日发表的《世界将来大势论》可谓是编译作品，“矢野文雄者，日本之雄于文者也。（中略）顷新著一书，题曰：《世界ニ於ル日本之將來》，（中略）今撷其要点，译之，为上篇。复以彼论为前提，更述鄙见”。明确表示借鉴日本文体，加以改述，继而成文的。“欧人中国分割之议”即系日式句子，日语中多将宾语置于动词之前，如果按照中国古文的语序，应为“欧人分割中国之议”；又如“且不宁惟是而已，他日于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有可豫断言者”，则为拟日文体之倒装句式。

这里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梁氏《夏威夷游记》中提到的德富苏峰（1863—1957），以及颇引争议的《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一文。德富苏峰的文章《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最初发表在《国民の友》第22号上，后收入《静思余録》一书，系“国民丛书”第四册。初刊文章由三个部分组成，每部分之前有小标题，收入文集后小标题被略去，以其中的一段为例：

人は常に我が胸中の秘密を語らんとする者なり、或は語らんと欲して之れを語る者有り、或は語る事勿らんと欲して語る者有り、斯くの如く有心無心の差別は有れども、胸中の秘密は、決して長く胸中に隠伏する者には非ざるなり、口に顕はれざれば、挙動に顕はれ、挙動に顕はれざれば、容貌に顕はる、古歌に曰く「しのぶれど色に出でにけりわが恋はものや思ふと人の問ふまで」と、夫れ忍ふれと猶ほ色に出づるに非ずや、況や忍ばざるに於てをや（德富苏峰原文）

人常欲语其胸中之秘密，或有欲语而语之者，或有欲勿语而语之者。虽有有心、无心之差别，而要之胸中之秘密，决不能长隐伏于胸中。不显于口，则显于举动；不显于举动，则显于容貌。《记》曰：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乎？吁，可畏哉！（梁启超“编译”）

梁氏对德富苏峰的文章进行了一些“编译”，改用古文为基调，略加删减，引文也换成了中国古代典籍。樽本照雄认为这可称之为“盗用”，理由很简单，梁文与苏文主旨基本相同，句式也多相似，但他没有在文中指出原始文献的作者及详细出处。樽本详细考证了梁启超文章中的取舍之处，分为删减、改写和增笔三种。正如冯自由所说的那样，苏峰本就长于汉学，所撰“汉文调”文章只需稍稍删减片假名，换以适当的汉语虚字，就是一篇很好的中文文章。如此一来，即使是像梁启超那样粗通日语，亦能够将他的文章转述为汉文。

根据川尻文彦的考证梳理，德富苏峰所著《读书九十年》可以集中窥见他青年时代的读书倾向。跟随当时的读书习俗，在汉学私塾里，从四书五经的素读到《左传》《史记》《唐宋八大家散文》以及《资治通鉴》等的遍览，德富苏峰广泛阅读和、汉、洋的古典作品，深具“英语名人”世代的特征，其《将来之日本》即主要依据是英文文献完成的。这也难怪梁启超读了德富苏峰的文章后，深深为他的“欧西文思”所折服。《饮冰室自由书》中注明“改编”自德富苏峰的有三篇，分别是《无名之英雄》《无欲与多欲》以及《机会格言》。夏晓虹认为梁氏这种不忠实原文的“翻译”应称为“译述”，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梁启超“阅读”德富苏峰，顿觉“先得我心”，产生共鸣。这种阅读体验和他读到同乡郑西乡满含新名词、新意境（欧西文思）的“新体诗”时当有共通之处。所谓充满“欧西文思”的“新文体”则是借鉴取用日本文豪之汉文调、欧文脉，在“文思”与“文体”两个层面做出一定革新的过渡文体。

大致来说，自戊戌东渡，学日本文、读日本书，特别是对福泽谕吉、矢野文雄、德富苏峰等日本文豪文体、文思的取用及融合，“新文体”从初创逐渐走向成熟。一般认为，梁氏写给德富苏峰两信的时间节点，标志着是“新文体”的发轫与成熟，即梁氏自言的“至是自解放”，号称“新文体”。

三、“新文体”的“古脉”与“欧风”

童庆炳认为影响中国古代文体变异有“文章体制，与时因革”“因情立体，及体成势”以及“旧体难出新意，遁而作他体”等因素。“新文体”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新知识”。从《时务报》时期宣传时务的“时务文章”到《新民丛报》时期的“新民体”，举凡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知识”被绍介到国内，与之相关的“豪杰”“伟人”也是梁启超为之倾倒的对象。

想要宣传新“知识”，又不得不考虑文章的可读性，因而在情感上必须能够动人甚至具有“煽动力”。这时候梁启超的古文功底就充分地显现了出来。古文的音乐性加上日本文体的复沓，长排句加以四六文的一咏三叹，使得文气十足，飞流直下，一气呵成。如此一来，“新文体”有“古韵”又添“新风”，既融合了古典知识，又有欧西新学，在时代的浪潮中如鱼得水，应者云集。因而，想要对新文体的“新”质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就不得不立足于近代中日“文”的传统演变的轨迹来进一步考察。

（一）“新文体”的“古脉”：中国“文”的传统

维新派知识分子在进行变法维新的宣传时，对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文体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时务报》时期，梁启超的好友谭嗣同就曾发表过《报章文体说》，将中国古往今来的文章体例去除辞赋等“不切民用者”，划分为三类十体，并认为仅有报章之文可以总揽宇宙之文。《清议报》后来亦有文章谈及相关影响：“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中略）所谓宗派家法，无复问者。”新兴媒体的发展带来了传播机制的变化，进而也需要新的文体与之相适应。由此可知，近代文体的变革既有“内因”亦有“外由”。所谓“内因”即是原来文体对于新遭遇的“问题”和“知识”不再适用，趋新之士渴望通过文体革新启发民众；而“外由”则是传教士群体发行的报刊媒介的影响。

首先来看后者。相较于传统的书籍，报刊定期发行，具有出版周期短、传播范围广的优点。梁启超曾担任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私人秘书，并参与编辑《万国公报》（后更名为《中外纪闻》）。从这个层面来说，《时务报》时期的文体沾染上大量的新名词乃是宣传“时务”的急迫需要，针对的是局促的社会现实。清末读书人徐兆玮日记曾记录他修改《清赋说劝官》一文的经过，删改数十字，才能稍稍明白其中的事理。尽管所用“乃近时所谓报章体，明知其弊而只图说得痛快，不能自节省也”。可见，这一以报章为载体的新式文体在读书人中的影响力。

再来看内因方面。一种文体通行既久，它的生命力也会大打折扣。试看历代的文学革新运动，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旧的文体阻碍了表达的需要。新的文体想要有所突破势必面临重重阻隔，故而不得不另辟蹊径，或者采取一种折中的方式。维新人士在宣传“新知”，反思既定文体时，也在行动上有所举动，倡议“厘定文体”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更是多次自奏或假托他人代奏，请求厘正文体。如，《请正定四书文体以励实学而取真才折》（代杨深秀作，1898年6月1日）、《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1898 年6 月17 日）、《请变通科举改八股为策论折》（代宋伯鲁作，1898 年6 月17 日）、《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以尊圣师而保大教折》（1898年6月19日）、《请废八股以育人才折》（代徐致靖作，1898年6月22日）、《请禁奏请复用八股试士片》（代宋伯鲁作，1898年6月30日）等。。在康有为的《南海师承记》中亦记载有他讲解“文体”“文章源流”“文学”等内容，梁启超耳濡目染，不能说没有潜在影响。同时，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包括维新人士话语中隐约透露出他们的主张对八股时文以及桐城“家法”的针对。周作人认为：

八股文是以形式为主，而以发挥圣贤之道为内容的。桐城派的古文是以形式和思想平重的。骈文的出发点为感情，而也是稍偏于形式方面。（中略）八股文和桐城派的古文很相近，早也有人说过，桐城派是以散文作八股的。

周氏的论断自有一定的道理，也对我们认识梁启超的“新文体”有一定帮助。实际上，近代以来古文自身也在经历变革。如胡适所说，古文从前未曾有过长篇小说，但林纾居然采用古文翻译了百来种，还翻译了欧文和选更司的幽默滑稽作品、《茶花女》以及《迦茵小传》等抒情作品，“严复、林纾是桐城的嫡派，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都是桐城的变种”，可知，清末之古文已非从前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古文”。面对新兴的文学类型和文体种类，古文自身或者说文人群体也在悄悄进行着变革。1906 年与革命派刊物《民报》的论战是“新文体”发展演变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此前，如梁氏自言，《新民丛报》等刊物的创办使得这一新式文体走向成熟。但最终，由于时代风潮的转向，“新文体”渐渐失去读者。这其中，既有“学随世转”的原因，即从文体自身的发展来说，此后，较之更严谨的“逻辑文”的出现以及白话文章的进一步发展，都使得其逐渐成为过去式。梁氏自己后来也转而用白话文“演讲”“述学”，亦可以说是与时俱进。

“新文体”除了面临“新知识”的挑战，亟需进行突破以外，还有着“宣传”的主观要求。因而，它的另一特征是借助文学（文章）的感化力达到改良政治，塑造新民的目的。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绍介对象的选择上，还是结构章法的安排上，它总是显得很急迫。虽然有一泻千里的气势，但又难免泥沙俱下，枝蔓杂芜。正如鲁迅在回答乃师章太炎询问“文学”定义时所说的那样：“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如果说“新文体”携载的“新知识”，更多的是宣传知识，启发民众，塑造“新民”之功用；那么，在一定程度上，“笔锋常带情感，别具魔力”则更加具有“情感动员”的作用。这其中，恰恰接续了此前八股“时文”以及“桐城文章”的某些传统。

先来看八股文章代表的“时文”。科举文章是很讲究声调的，且具有一定的音乐成分。即使是用于科举考试而陷于种种弊端的“八股文”，也十分讲究对仗和音韵和谐，比如“八股”中间的两股就十分讲究平仄和对仗，音韵和谐。周作人就曾在《论八股文》中提及从前考试落第的人，只需要认真去“读”，将各种调子的文章都读到一定的数量，便会掌握音韵感觉，考试时依韵填文，便可成功。其次再来看“桐城文章”。古文家并非只是一味地伏案阅读或者撰述文章，讲究“声入心通”的他们能够很好地将“阅”（目治）与“读”（耳治）结合起来，将耳朵听到的古典的节奏视为一种享受。可以看到，把握文章的音乐性及其节奏是大多数古文家自觉追求的，而经历过科举考试和所谓“桐城时代”的读书人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虽然，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一再申述“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也是学习“晚汉魏晋”的文章。他不仅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理应对传统的文章文体十分熟悉，并且像桐城派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乃至曾文正公的文集，都是熟读成诵的。联系到《清代学术概论》写作的时间，梁启超本身又在“追着青年跑”了。

（二）“新文体”的“欧风”：日本“文”的演变

我们仍需要考察一下当时日文的词汇以及文体学上的一些特征，以便对“新文体”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知。大约19 世纪80 年代，日语自身即开始文体改革，这与日本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有着一致性。在“言文一致”运动中，时人亦在思考和文体、汉文体以及因学习和翻译英文而来的欧文翻译体之间的融合问题。梁启超所崇敬的日本大文豪矢野文雄（1851—1931）认为文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发展变化的，但亦需遵循相关法则，其撰《文体论》（1887）对日本其时文体杂用之现状即有论述：

今ヤ我邦ノ文体二四種アリ曰く漢文体ナリ曰く和文体ナリ曰く欧文直訳体ナリ曰く俗語俚言体ナリ而テ是四種ノ者各々長短ナキ能ハス概シテ之ヲ論スレハ悲壮典雅ノ場合二宜シキ者ハ漢文体ナリ優柔温和ノ場合ニ宜シキ者ハ和文体ナリ緻密精確ノ場合ニ宜シキ者ハ欧文直訳体ナリ滑稽曲折ノ場合ニ宜シキ者ハ俗語俚言体ナリ

矢野文雄写作此文的时间（1887 年），大约正是日文中引入欧文直译体的时间，这种文体注重逐字翻译，具有严谨科学的性质，德富苏峰主办《国民之友》中文章的文体是其集中显现。欧文直译体仍然会引进新的名词，同时也产生一些新变，如接头、结尾词的发达、第三人称词的性别区分以及被动态等的采用等。如矢野所言，各种文体皆有自身优长，在其时盛行的政治小说以及政论型学术文章中，所采用的多为汉文训读体。而这些，正是梁启超居日期间大量接触到的，也是他可以快速“翻译”出《佳人奇遇》这类小说的原因。正是在大量阅读日文书籍的基础上，他产生了变革既定文体的意识。

相较于中国学者更多强调本土传统的影响，日本学者的归纳或许值得参考，佐藤一郎将“新文体”的特征归纳为6个方面：

1.主张的内容与目的有明显的规定。政治上是君主立宪制（1902 年前后是革命排满共和论），哲学上是掺入东洋思想的进化论。他的信念赋予其文章以扩张力和说服力。【“新文体”蕴含“新知识”】

2.通国内及各国的动向，切时务，并具有精深的中国古典知识。【即“启人思”】

3.文章有节奏感。蹈沿古文之法又添加新风之调。

4.修辞上由于对称，破调很少，多用对偶式的表现，喜好条款式、对照式的分类。这使有古文素养的读者容易理解。

5.语汇方面采入日本作成的新熟语、译语，使其文章有新鲜感。【即“陌生化”】

6.梁启超自己也承认他的文章有一种情感，能打动读者的心弦。【即“增人感”】

训读本身也可视为一种“翻译”，梁氏曾有文章表达自己的翻译观念：“译书有二蔽：一曰徇华文而失西义，二曰徇西文而梗华读，夫既言之矣。翻译之事，莫先于内典，翻译之本，亦莫善于内典，故今日言译例，当法内典。……先游身毒，学其语，受其义，归而记忆其所得，从而笔之。言译者当以此义为最上，……凡译书者，将使人深知其意，苟其意靡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颠倒之，未为害也。”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再加上身临其境的熏染，他才有了观念与实践两个层次的新变。于是，“新文体”在“知识”与“情感”两个层面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如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所言：“历经几世纪的传播，中文如洪水般涌入朝鲜语、日语、安南语的语汇中，却未曾受到任何反哺。”综合本文的论述，“新文体”正是在“东往东来”中，融合了汉文体、和文体以及欧文直译体风格的过渡产物。后来学习梁启超文章的人，仅仅只是学了他气势磅礴的堆砌与排比，而少了逻辑的严密与整饬。此后，以章士钊为代表的逻辑文的兴起，更加剧了“新文体”的衰落，1905—1907年间《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即是过渡。

结语

书面语言范式及文体变革，在近代中国文学转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在这一过程中，立于时代舞台的梁启超及其文学实践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历史性意义。梁氏“流质多变”的转型期文化品格，与其不断“遭遇”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相关。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梁氏广泛阅读古今中西各种典籍，并通过报章宣传实践，“更新”着既定的文体。“新文体”的实践不仅是一种文体创新，更是一种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的呼声。他的短暂实践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开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文体”“文界革命”等晚清语言文字革新运动，一个重要指向是改良文言，将典雅的“古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体文。由此，以古文为改良的基础是那一代人所具有的特色，化雅向俗，启蒙群众才是根本目的，更加注重“精神气质”而相对忽略“形式”一面。相较于晚清一代，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一代则更加彻底，白话文确立为通行文体后，还有进一步的“改良白话”，使之成为适用于现代新思想之“表达”工具。

诚如罗伯特·魏曼所说：“尽管文学史家写出了一本文学史（总结性的著作），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本人也是文学史（即读过的书的总和）的产物。因此，撰写历史既是创造历史，也是被历史所创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当后生小子承认并且批判作为奠基者的梁启超时，大概也有建立新的历史秩序的强烈愿望。如此，新的使命将由“新青年”们来完成。

责任编辑：裴　亮

* 本文刊发于《写作》2024年第3期。目录链接：《写作》2024年第3期篇目总览；

** 为适应新媒体阅读，排版时将文中注释一并删去，详见本刊原文。

长按识别小程序码，畅读全文

本期文章已全文上线，欢迎阅读

排版：沈钰洁

审阅：郑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