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刘岳勇、王逊：文白互参，举体示法：《言文对照作文新范》述论

刘铁冷编纂的《言文对照作文新范》是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时代背景中诞生的一部写作教科书。以该书为个案，可以考察时代潮流对作者写作教学主张的影响，也可以探析该书的内容和形式反映的时代变化。其中“言文对照”正是适应了推行白话文的主张所做出的教学实践，“举体示法”也显示出时代转型期文体分类与写作教学的变化，如新旧文体并列，“实际文体”与“教学文体”并存。这些都能较具体地反映此期写作教育的情况。

20世纪初，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影响，教育界也相应做出了改革和调整，最主要的就是编纂白话文教科书，初版发行于1920 年3 月10 日的《言文对照作文新范》即为此中之一。该书在指导学生的作文训练上主要体现出两方面的特征：首先，标举“言文对照”，以回应时代潮流；其次，主张“举体示法”，既呈现出传统文体的文体特征，又标示了新生文体的写作旨要，展现出文化转型期的鲜明特色。可以说，考察该书在作文指导上的特质，可以观测彼时写作教育情况，另一方面也可揭橥特殊时代语境中传统知识分子的复杂思想动态和文化抉择。

一、推行白话文写作

《言文对照作文新范》（后称《新范》），封面题其著者为古邗刘铁冷，译者为吴兴许德邻。前者“名绮，字文櫆，一字汉声，笔名铁冷，别署松涛、鸥梦轩主等，斋名镂冰室”，江苏宝应人，系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作家、南社成员，有长篇小说《求婚小史》《暗杀记》《野草花》等。民国初年，其担任上海《民权报》编辑，之后又与人合办《民权素》《小说丛报》等刊物。此外，他还“曾先后开设中原书局、崇文书局、真美书局”，出版了《全国小学国文成绩文海》《全国中学国文成绩文库》等中小学生读物。在1919 年8 月《小说丛报》停刊后，他先后执教于上海青年中学、宝应县中学、苏北中学等多所学校，同时从事编刊各种工具书，如《新编绘图学生新字汇》《作文描写辞典》等。后者为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生平不详，编著有《最新作文指导法》《作文百法》《高等白话尺牍》《国语学生字典·注音详解》《全国学校国文成绩学生新文库》《分类白话诗选》等书。

《新范》初版于1920 年，由崇新书局发行，此后发行单位几经变更，陆续有崇文书局、中原书局等。至1926 年3 月20 日，该书已出至第7 版，平均每年印行一版，可见该书当时有一定的受众。全书分上、下两册，共收文100篇，分别列入杂记体、论说体、传状体、序跋体、书启体、游记体、应用文、翻译法、记事体、赞颂体、赠序体、哀祭体、公牍体、状物体、纪录法等15 种文体中，以之作为学生习作示范。此外还标举“言文对照”，如其广告所称：

有白话范文百篇，又有文体范文百篇；可学白话文，可学文体文；可藉白话文解释文体文难解的字句，可藉文体文了解各种白话的不同。得此一书，两种文字，俱可进步。

不过，虽言文白互参，共同进步，但在彼时的历史背景下，其中的白话文显然更为时人所关注。可见，这种“言文对照”背后实际隐含了推行白话文写作的意图。

具体而言，从出版时间来看，《新范》是在五四白话文运动时期诞生的。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已成声势，已不再是知识分子的自觉活动，而是获得了官方的有力支持，“1912 年，教育部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方案》；1913 年，教育部召集了读音统一会；1916 年，国语研究会在北京成立；1918 年，公布了注音字母”，1920 年，教育部更是下令“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

在此背景下，刘铁冷积极响应时代潮流，编著《新范》来进行白话文的写作教学。当时的前教育次长袁希涛为该书作叙，其中对刘铁冷编纂此书的目的多有交代：

生（刘铁冷）来谒，且以所作文范示余，其言曰：“学生之知文理者，习白话文收效至易。兹编言文对列、异同互证，意在诱掖学生练习白话文之用。”

……值兹言文替嬗之际，辟阖变通，斯其权舆欤。是编之成，于文化前途，不无裨益也。抑余闻之，文化之进，进于国民求进之精神。欧美新文化之运动，今正勃兴。刘生倘能易其研求古文学之力，以提倡新文学，使之实现于社会，则获益者，岂惟一二后生小子。

可见，适应白话文教学，推广白话文写作是刘铁冷编《新范》的初衷。袁氏充分肯定了这一主张/目的，并称其有益于国家的文化前途。不过，其更加赏识的显然是刘铁冷的先见之明，因而希冀其能改换旗帜，专门从事新文学的提倡、推广工作，做时代的弄潮儿。

此外，在该书绪言中，刘铁冷更是明确表达推行白话文写作的主张。他先是说明了语言和文字对于表情达意的重要性，然后指出“然艰深之文仅能使少数人理解，不若白话之易晓”，从而引出“值此思想自由时代，吾之思想所到处，即可以白话文宣示于人”，且白话文“实改进社会之原动力”的判断，明确了推行白话文与写作白话文的必要性。另外，此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南社的影响。有学人指出，南社的文学活动与新文化运动有比较密切的关联，其在推行白话文上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尤其是在白话文报纸的创办与发行上。刘铁冷作为南社成员很难不受此因素的影响。虽然日后南社与新文学的倡导者在处理白话文与传统文学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甚至走向了反对白话文的一端，但究其实质，他们所反对的白话文，“不在文学创作的语言运用上，而是在否定传统文化与全盘西化的思想态度上”。较之新文学倡导者的激进做法，南社在坚守传统文学上虽不免保守，但在处理白话文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上态度似更为通达。因而，同样身为南社人的刘铁冷兼顾传统与潮流，既支持白话文，亦未摒弃传统的文言写作，《新范》才呈现出了“言文对照”的特色。

刘铁冷《言文对照作文新范》

二、言文对照

既然“言文对照”是该书所标举的特色，那么为什么采用“言文对照”，“言文对照”是怎么实施的，它的价值是什么等问题就需要解答。

首先，受晚清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和彼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主张改变我国自古以来文章写作“言文分离”的传统，追求“言文一致”成为一时风尚。然而在“言文分离”传统的影响下，我国的文言文写作已经形成了完整且完善的写作规范和教育体系。相比之下，若要追求并实现写作上的“言文一致”，就必须建立一套合理的语言规范，《新范》所谓的“言文对照”正是实现此目标的方式之一。

《新范》通过“言文对照”来制定语言规范的具体措施大致可归为三条。第一，由对文法的揭示来推出语法的规范。从绪言中可知，刘铁冷主张取法外国语例的字法、句法，比如“八种词类之区分名词代名词等”。至于篇章之法则以演说词、演讲稿为参考，以之实现言文一致的追求：

观于演说家纵论一事之利弊，缕析条分，数陈一事之主张，穷原竟委，听者欢欣鼓舞，莫不同声赞赏。异日手执新闻一纸，读其纪述之词，更无不斐然成章。

盖言与文之组织，形色虽异，而组织之法则同。当其组织也，何者为前提，何者为结论，何者为波澜，固早已筹运于胸中，变化万千，悉其枝叶，而主干数语，支配既当，不少紊乱。此听者所以洞晓其理由，而欢迎其演说也。不然芜杂支离，谁复知其意之所在。

可见其中是有“法”可循的。刘铁冷将之归为有条理、知繁简、起波澜三项原则。只有贯彻这三项原则，才可以循序渐进，以求措词变化。以上既是所谓“语法”规范的旨要，也是“由文推法”的大纲所在。

第二，文言文与白话文范例的对举实现了“言文对照”。“本书‘文体文’百篇用笔清显流畅，可以练习文体，文字自然贯通”，而“白话文”则“纯用精确之京语，可以练习语体，文字自然切当”。这些都旨在为学生提供学习、模仿的范例，其意义可在与当时为学生习作提供范文的民国学生作文选（又称“国文成绩”）的比较中得以清晰呈现。民国时期，出现了诸多学生作文选，它们大多由书局主导向全社会征集学生作文，再由编者选辑而成，如卢寿篯辑选的《全国学校国文成绩》、毕公天选辑的《全国学校国文成绩大观》以及蔡元培先生鉴定的《全国高小国文成绩新文库》等。但是，这些民国学生作文选，其所收文章依旧以文言文为主。当然，这一情况有着编选者出于昌明国粹、对抗潮流的考量，如毕公天选辑《全国学校国文成绩大观》正是因为：

慨自欧化东渐，科学掞张，而一般骛新趋奇者，遂视国文为敝屣。吁，斯文将丧，国学沦亡，识者痛之。盖国学为立国之精神，精神失则国未有不亡者，此同人等所以惄焉忧之，亟思挽救者也。为于八年一月，特先征集全国学校之国文成绩，拟汇选成帙，以饷学界，亦区区保存国粹之意耳。

它实际上也反映出五四以后，虽然废除文言、推行白话渐成气候，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白话文并未能取得对文言文的压倒性胜利，文言教学、文言写作仍获得了社会大众的相当认可”。与之征收文言文为主不同的是，《新范》采取的是文白并重的策略，甚至偏向于“文言文要学得不错了，才会把白话文做得好”。更重要的是，《新范》并非是对抗潮流，而是积极响应推行白话文的号召。由此可见，《新范》为学生习作提供两种范例的意义，是出于“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包容态度。

第三，新式标点的使用也与传统“句读”产生了强烈对比。《新范》中的白话文一律采取了“新式圈点”，如“‘，’逗点，为白话中上下句口气连接之符号”，“‘；’支点，为白话中上下段连接之符号”，“‘：’叙点，为白话中总提句下之符号”，“‘.’结点，为白话文中意思终止之符号”等，在形式上与文言文的“句读”相区别。这其中包含了三层意思：一，配有新式标点的白话文可以在标点的规范使用上“作各种语体文之模范”；二，比起传统的句读，新式标点的使用更能彰显文章的层次、脉络和结构，便于学生仿效；三，与前者相适应，不同标点各司其职，大大降低了读者阅读的难度。据此可知，新、旧两种标点符号的使用实际上也是一种“言文对照”。其意义在于，彰显新式标点的优势，进而引发文言文标点的改革。这恰好实现了“由语反文”的价值回流。

最后，比较重要的是，“言文对照”虽更多侧重于白话文的写作和教学，但其并非意味着对文言文写作教育的偏废。观诸《新范》各篇文言文中评点性质的文字，它们一方面为白话文的选题、组织结构、技巧运用提供示范，另一方面也是在进行文言写作的教学。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但又不能不引起注意。

三、举体示法

《新范》之“范”，不仅是通过“言文对照”来推导白话文语法规范以及提供文、白两种语言形式的写作范例的“范”，还是将文章分别列入各种文体以明确该体写作规范的“范”。该书“举体示法”的特色值得关注。

受中国传统文学创作与批评“为文以体制为先”以及“辨体”观念的影响，刘铁冷对其所作诸文都进行了分体归类，分别归入杂记体、论说体、传状体、序跋体、书启体、游记体、应用文、翻译法、记事体、赞颂体、赠序体、哀祭体、公牍体、状物体、纪录法15 种文体中。这种举体示法的首要特点即为书中每个文体在首次出现时都有解释。有些十分简略，仅为该文体的定义，加之一种笼统的作文规范，如“杂记者，凡记事、记言、记物及宫室之修造、山水之游览等，皆属之文，以简洁为贵”。另有一些先定义，再叙述一体之源流，再明其体制，举其宜忌的文字则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如“传状者，传一人之事，而记其一生行状之谓。其体盖出于《史记》，记一人之事，贵乎翔实简要，且所记之事必须有功于世道人心者。若东麟西爪拉杂成章，直谄生谀死之文耳，有志者弗为也。传后附论，即仿《史记》之例”，又如“赞颂之文，其源盖出于《诗》，率为歌功颂德之作。故或以骈俪有韵之文出之，或以四言古诗拟之，是为颂之正体。至普通赞美之辞，则多用散文”。这些文字，为学生作一体之文开示了门径。但这仅是一体总论，刘铁冷还往往因每体所收文章的特殊性，在其后补充说明，进一步加深对写作某一文体的认识和理解。如“赞颂体”下《玩物出品所成立颂词》后指明“本篇即散体颂词之模范也”，即对一体总论进行了补充说明，予以示范。梁启超在谈及写作教学时曾言，要“先教学生以整理思想的主要条件，使他知道看文如何看，做文如何做，等讲到一类文章的时候，便特别详细说明这一类文章的理法”，所谓“整理思想的主要条件”即为刘铁冷所谓有条理、知繁简、起波澜三项为文的原则，“文章的理法”是刘铁冷对每一文体的介绍、阐释。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使学生能以规矩来规范作文、做好文章。正所谓“世间懂规矩而不能巧者有之，万万没有离规矩而能巧者”，措辞之变化为“巧”，与学生禀赋有关而难以教之，所以“能教人的只有规矩”，中国旧法教文正是因为去规矩而言巧才收效甚微。

于文体阐释之外，举体示法的特色之二在于刘铁冷所做的文体分类中既有传承已久的旧体，也有因时世变易而产生的新体，后者尤为值得关注。究其产生的原因，往往与新思想、新事物等有关。如应用文中的电报，它是西学传入中国后的产物，是一种依托电缆或者无线电，以电码与汉字互转的形式进行远距离的即时通信。在我国古代，虽也有长途通信的方式，如烽烟、信鸽等，但一来它们在时效上无法与电报相比，二来其传递信息方式的多样性导致它们并不能构成文体。因此，具有单一、稳定传递方式的电报就具备了形成“体”的条件，如《新范》中的介绍：

凡电文，以简明为主，忌拖沓、忌浮泛，以少为贵。

电报与书启相似，惟以简要不繁为主。凡电分明、密二种，明码电报即普通应用之电码，到处可以通行。密码电报则两方面须各有特别之秘本，他人不能翻译也。本篇为密码，故起首即冠以某密字样（某字即彼此相约之符号）。

其中点明电报有“明、密”两种形式，其为文都以简要为主，唯需注意的“密”码电报在写之前要加上“某密”字样作为彼此约定俗成的符号。就此而言，不难发现这一新型文体背后实际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还可以跟同被列入应用文的广告和传单放在一起考察背后的文化意蕴。虽然广告和传单古已有之，只不过因时代差异而彰显出不同的样貌。但就性质而言，它们与电报同作为传播媒介，即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已有学人从新式传播媒介入手来研究晚清民国的文学与文化，像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夏晓红的《晚清报刊、性别与文化转型》、陈平原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以及李仁渊的《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等，对构建晚清民国的文化景观做出了贡献。从这一角度而言，《新范》中的广告、传单、电报，且不关注其内容的真实性，就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来说就有相当的价值。尤其是在官方与民间两种力量中，新式媒介的使用是否意味着话语权的占有，民办书局藉出版写作教科书来普及与新媒介息息相关的新文体的作法，是否也有着与官方争夺话语权或者促进中下层民主意识觉醒以及人的独立的可能，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举体示法的特色之三在于文体分类中“实际文体”与“教学文体”并存。“五四”以来，诸多教育学者认为语文写作教育应以“教学文体”代替传统的“实际文体”。“所谓‘实际文体’，是指在实际写作活动中要涉及的类别，譬如说经、论史、传状、杂记之类；而‘教学文体’，即今日为人熟知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之类，系学者们为了便于教学，将‘文体’进行归纳、简化而形成。”在《新范》书目所分15 种文体（实际上是文类）中，杂记体、论说体、传状体等均为“实际文体”，而像应用文则属于“教学文体”。可见，出版在1920年的《新范》就已经有区分两种文体的尝试，这也正是时代转型期的生动写照。有学人指出，“我国现代最早的‘教学文体’分类，是从清末‘新学制’实施开始的。五四前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鉴于‘白话文运动’的现实需要，从西方引进了新的文体知识”。从时间上来看，后出的《新范》自然会受到这些讨论的影响，因此书中有“教学文体”的出现并不奇怪。此外，与当时学人试图将“实际文体”剔除出写作教学的主张不同的是，刘铁冷采取了一种调和的策略，既保留传统的“实际文体”，分门别类以为示范，又将与时事相关、应用甚广的应用文列在其中。这一情况的出现很可能是出于某种考量：一方面，“实际文体”的存在是为了满足实际写作的需要——为文要言之有物、言之有序且有实际效用；另一方面，加入“教学文体”则体现出刘铁冷参与相关讨论的想法和实践。总体而言，刘铁冷的折衷态度使得《新范》避免卷入论争的漩涡，同时也因此获得了中立的立场，可以作为一种相对客观的史料来反映彼时写作教育的实际情况以及教育理念的变革。

四、余论

时至今日，作为民国时期写作教科书的《新范》因时世变易，“教育宗旨、目标及手段等都发生巨大变化”，所以在指导当下的写作教育上意义不大。但对研究者而言，其仍可作为一种史料“为教育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研究提供重要参照与补充”。

就其文章的题材来看，《新范》中许多文章都涉及了极具时代感的话题，如谈重视工业对社会、经济影响的《吾之职业观》和《论劳动》、谈社会日新进而提倡舍旧谋新以求进步的《世界新潮发刊词》、讨论改良社会应从诚朴入手的《说诚朴》以及谈以画片来警醒世人不忘国耻的《贩卖部添售国耻画片广告》等。这些文章的取材都贴近日常生活，表现出他们的爱国热忱和富国强国的渴望。试举《贩卖部添售国耻画片广告》为例：

法与德为世仇。法不忘其国耻，今乃胜德。我国数十年来，割地丧权，何可枚举。英美诸国，虽维持公道，竭力提携。然德意志第二未尝戢其野心，此仇未报，何可遽忘。本部批到国耻画片二十余种，精心结构，足以发人深省。诚父勖其子、兄勉其弟之良好范本也。爱国同胞，盍兴乎来。

虽其以爱国为标榜宣卖画片难免引人诟病，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其未尝不是对时人关注国家现实以及国民深重的危机意识的揭示，且其在警醒百姓不忘国耻，进而振奋民心、竭力自强上亦有意义。诚如该书前叙所言：“行间字里，言皆有物，尤足激发青年之志气，而振作其进取之精神……文化之进，进于国民求进之精神。”

此外，《新范》对取何种语音为标准音的探讨，也使我们得以从侧面窥见当时的相关论争和运动。刘铁冷指出：

今国语法规未能确定，国音又未统一。应以何语为标准，何法为程序，殊难悬拟。就其易行者言之，惟京语而已（京语无入声又多俚语，似宜矫正）。若去其俚辞，参以普通方言，当无大谬。

这里为写作白话文应以何种语音为标准确立了规范。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之所以未能统一国音，正是因为国语运动在“调整国音”的问题上尚在激烈讨论，为此还爆发了“京国之争”。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南京大学）英文部主任的张士一在其《国语统一问题》中就主张要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即“新国音”），不认同兼顾南北语音特色的老国音，从其说者甚众。由此来审视刘铁冷所认定的语音标准，其在当时实际上属于“老国音”，即以北京音为主而兼顾南北，保留南京官话的入声等特征的复合语音。显然，刘铁冷或多或少也参与了此运动与论争，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虽然站在后来者的立场来看，刘铁冷所认定的语音规范与历史发展不符（1932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新编的《国音常用字汇》，确立以北京音为标准字音）。但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其所做出的选择在处理尚无规范的白话文写作教学问题上，则是一种较为妥当的办法。

责任编辑：余蔷薇

* 本文刊发于《写作》2024年第4期。目录链接：《写作》2024年第4期篇目总览；

** 基金项目：2020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近代所刊国文成绩类出版物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020SJA1978）、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 年度课题“国文成绩类著作与现代写作教育的重新审视”（项目编号：C-a/202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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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沈钰洁

审阅：郑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