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谭桂林：文学教育的核心功能在于趣味教育和人格教育

在写作民主化趋势越来越显著的时代，文学教育与创意写作的结合显得尤其重要。民国时期的文学教育有颇多成功的范例和经验，最为突出的是沈从文的“趣味教育”和冯至的“人格影响”，这些成功范例说明文学教育虽然离不开知识的传授、技法的训练和想象逻辑的培养，但更重要的是趣味的引领和人格的浸润。在人工智能的时代里，人不能也不必在人工智能擅长的领域里与其竞争，而是要在人性的场域，如趣味和人格等领域中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优势。

文学教育差不多是一个存在近百年的老话题了，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就不断被人提起。而创意写作是近些年来兴起的一个新鲜事物，虽然时间不长，但在今年教育部将其列入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作为其中二级学科之一，一时间也成了文学界与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举办的“文学教育与创意写作高端论坛”把“文学教育”和“创意写作”两个话题放在一起来探讨，也实在是颇具创意的话题设计，在学科建设的筹划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自从社会发展进入网络时代以来，写作的门槛就在不断降低，写作民主化趋势也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强烈。写作民主化当然是一件好事，每个人只要有兴趣和意愿，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无需一审、二审、三审之类的程序。但写出好的作品毕竟是需要能力甚至天分的，能力可以由教育培养，天分也能够被教育发掘，因而在人人都有写作权利的时代，文学教育与创意写作的结合就显得尤其重要。

当然，所谓文学教育与创意写作结合的说法或许本身就有逻辑问题，因为写作课程从来就是包含在文学教育之中。之所以要特别指出这一结合的重要性，是因为长期以来文学教育界流传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说法。创意写作这个专业就是以培养作家为目标的，现在被纳入中国语言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中自立门户，终于使得培养作家名正言顺地成为中文系的教育任务之一。作家确实未必是中文系培养出来的，但创意写作已经“修得正果”，成为正规的中文教育了，那么成为科班教育的创意写作还能培养出卓越的作家吗？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科班教育大可不必妄自菲薄。熟悉民国时期教育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民国时期大学中文或者西文讲堂上，身为作家的教授不计其数，他们站在讲堂上授课本身就是民国时期文学教育的一道靓丽风景。而他们的文学教育事业也颇多成功的范例和经验，不仅在课程实践上可供参考借鉴，而且可以作为文学教育理论的概括与提升。

“作家不是中文系培养出来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是沈从文，但很有意味的是，他本人却是大学讲堂写作课教学的典范。正因为他不是大学中文系培养出来的作家，他对“怎样才能成为作家”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他知道成为作家的心理动力，既不是高头讲章式的理论，也不是小说作法ABC式的技术，而是一种持之以恒的文学趣味。这种文学趣味包括对文学无功利的喜爱，对最容易成为文学材料的存在的天生敏感，也包括对美和善的事物不可抑制的热情。所以，大学文学教育首先是趣味教育，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能否成为作家或许并不重要，而能不能够在中文系的培养下形成一种纯粹、高雅且持久的文学趣味，才是衡量教育是否成功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尺。胡适是科班出身，当然知道沈从文的优长和短处。沈从文被胡适聘为中国公学的小说写作课讲师这件事本身，无论从校长的择人判断，还是从教员自身素质的应对，都可以作为一个完美的创意写作教育的范例。受聘之初的沈从文给校长胡适写信说：“从文意，在功课方面恐将来或只能给学生以趣味，不能给学生以多少知识，故范围较窄钱也不妨少点……可教的大致为改卷子与新兴文学各方面之考察，及个人对各作家之感想。”在这里，知识教育和趣味教育被沈从文本能地区分开来，即使如新兴文学之考察、作家之研究之类本身包含着知识教育的教学活动，沈从文也是从个人趣味的引领着手，并不看重知识的条分缕析。所以，后来中国公学要将冯文炳聘来，沈从文是极力推荐和支持的，他说“若冯君来，于同学及从文皆为幸事，故仍盼去信冯君约其来申，学校多有一作者，同学方面向前机会更多，将来或且有不少同学能在创作一面有好成绩”。冯文炳不仅是小说作家，而且是一个讲究趣味的作家。周作人就曾这样评价过冯文炳：“冯君从中外文学里涵养他的趣味，一面独自走他的路，这虽然寂寞一点，却是最确实的走法。”这类讲趣味的作家来中国公学授课，与自己志同道合，意气相投，对学生的引领作用就更加显著，沈从文当然会支持学校聘用冯文炳了。

即使沈从文在知识理论的体系建构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仍然坚持他的趣味教育理念，并且始终如一地贯彻在他的小说写作教学过程之中，在青岛大学、西南联大期间亦是如此。联系沈从文关于自己教学工作的各种描述，参考他的学生对所学课程的回忆，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教学颇具特色。首先，沈从文特别看重写作者的生命体验，因为趣味是从生命深处生发出来的，那种对生命漠然木讷的人是很难有生动的情趣的，所以他在教学中鼓励学生享受生活。“若是要写文章，得做点蠢功夫，多读点，多注意一点，甚至于多胡闹一点。”作家对生活的爱，应该比常人更加热烈，更加丰富，能够爱到破除规矩，爱到独出心裁，这就是沈从文所谓的“胡闹”。在沈从文看来，只有这样敢于“胡闹”也善于“胡闹”的人才能生发情趣，表现情趣，并且用自己的情趣感染他人。其次，沈从文的写作教学特别重视实践。正如汪曾祺所忆：“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橘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让学生动手写容易，只要理念改变就行，但写什么，怎样写，这却是对教师能力与趣味的一种考验。据汪曾祺回忆：“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这种具体题目的写作需要细致的观察能力，但观察什么，联想什么，则牵连着观察者的情趣。可见，沈从文的教学设计也贯穿了他的趣味教育理念。其次是重视修改。沈从文讲课，不太系统，这可能是民国时期许多作家上讲坛的一致表现，但比较而言，并不追求系统恰恰是沈从文教学设计的特点所在。他所重视的是写作实践，所以他把修改习作看作是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是与学生交流的重要手段。他的写作课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而讲什么问题，怎样讲，他也是经过一番思考的。据汪曾祺回忆：“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汪曾祺甚至说：“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这些写得讲究的读后感，不仅仅只是写得讲究而已，肯定里面浸润着沈从文个人的文学趣味，所以才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而这些文学趣味的浸润，就是成功的文学教育方式，作为沈从文的亲炙弟子，汪曾祺的成长史无疑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学生出了一个诗人群，这个诗人群的拔地而起，也是民国时期文学教育的一个成功范例。西南联大诗人群成员大多是外文专业或哲学专业的学生，他们成长为诗人或文学家，与冯至等西南联大的教师有很密切的关系。冯至与沈从文不一样，他是典型的科班出身的学者型作家，授课当然也是体系性的理论谱系和经典的知识构架，“当时我们精神营养主要来自几个渠道，文学上以冯先生所译的里尔克信札和教授的歌德的诗与浮士德为主要”。可见，他丰厚的专业学识以及对外国文学的深切理解，对学生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也造就了这群年轻诗人积极与世界文学思潮同步的现代主义倾向，但这些学生之所以受他的影响成为诗人，则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诗人群中的骨干郑敏曾回忆她与老师冯至的交往：“那时冯先生才步入中年，虽然按照当时的习惯穿着长衫和用一支手杖，走起来确是一位年青的教授，但他在课堂上言谈的真挚诚恳却充满了未入世的青年人的气质……冯先生是很少闲谈的，虽然总是笑容可掬，因此没有和学生间闲聊的习惯。不过联大的铁皮课室和教授学生杂居在这西南小城里的处境，和‘跑警报’的日常活动也使得师生在课外相遇的机会加多。在知识传播和任教方面存在课内和课外的两个大学……生活使得师生之间关系比平时要亲近得多。当时青老间的师生关系无形中带上不少亲情的色彩，我还曾携小冯姚平去某树林散步，拾落在林里的鸟羽。但由于那时我的智力还有些混沌未开，只隐隐觉得冯先生有些不同一般的超越气质，却并不能提出什么想法和他切磋。但是这种不平凡的超越气质对我的潜移默化却是不可估量的，几乎是我的《诗集1942—1947》的基调……我大学三年时，某次在德文课后，我将一本窄窄的抄有我的诗作的纸本在教室外递上请冯先生指教，第二天德文课后先生嘱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后先生站在微风中，衣襟飘飘，一手扶着手杖，一手将我的诗稿小册递还给我，用先生特有的和蔼而真诚的声音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却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我听了以后，久久不能平静，直到先生走远了，我仍木然地站在原地。”所谓“不同一般的超越气质”，无疑是熔铸学识、经历、性情而形成的，超越性气质即是哲学性气质，即是文学性气质。年轻学生正处在人生的人格养成阶段，这种高贵典雅的超越性气质对年轻学生具有天生的亲和力与影响力，所以，回忆冯至送回诗集时说的那几句话对自己的震撼时，郑敏是这样说的：“大概就是在那一刻，铸定了我和诗歌的不解之缘。”这种教育就是人格教育，它的深入力与持久力，是填鸭式的知识教育和布道式的修身教育远远不可比拟的。

沈从文、冯至都是五四新文化精神培养出来的一代新文学家，他们所处的时代曾经发起过对传统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的猛烈批判与深刻反思，但在教与学的关系上依然是传统的言传身教模式。今天的时代，文化生产、教育模式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对人类文明的持续与发展构成了可以预期的挑战。由于知识的储存与运用的巨大能力，未来的教育是由人工智能主导，还是由人主导，将是人类文明面临的重大问题。创意写作作为文学教育之一种，虽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它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但当人工智能写作的诗与小说已经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其所创作的由文生图的视频也初具模样时，它面临的挑战就更加具有危机性与未知性。在文学教育和创意写作教学方面，肉身的人能够被智能的人工所取代吗？如果从知识的生产、传授和使用来衡估，肉身的人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这只是个何时到来的问题，但从文学教育与创意写作的特殊性来看，上述两个成功的范例，或许可以让我们获得一种人类应该有的自信。因为文学教育虽然离不开知识的传授，技法的训练，想象逻辑的培养，但就好的写作而言，比知识、技法、想象逻辑更重要的是趣味，趣味具有引领的作用。所以，对文学教育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趣味的教育，而人格教育则是趣味教育的基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与机器的竞争在文学教育方面可能节节败退，但最后还一定会保留着趣味教育和人格教育这两个优势，两个人工智能永远取代不了的优势。

石黑一雄在《克拉拉与太阳》中曾经天才般地描绘过机器人向人类的学习，但他也深刻地揭示出机器人与自然人之间的差异。机器人需要太阳，需要能量补充，是人工属性，可以寻找代替品，但人需要太阳，是自然属性，没有代替物。机器人的观看特点也与人不一样，人的眼睛是一个包容体，视域中全部的景观没有分别，而机器人的观看容易区分与计算，本质上是分别式的观看。这种人工属性与自然属性的区别、包容性观看与分别式观看注定了两者彼此不能完全替代。就文学写作而言，人工智能的写作无论其速度怎样迅捷，其内容怎样丰富，其情节怎样曲折，但在人性发掘的体己性与情趣表达的幽微性方面，永远取代不了自然人的写作。人工智能虽然在知识上无远弗届，在逻辑上无密不达，但人工智能显然没有私密而幻变的情绪性，肉身的自然人才有这种私密而幻变的情绪性。虽然记忆是人工智能的特别长处，但机械记忆和情感记忆是不一样的，人恰恰是苦于有情感的记忆，所以才多出悲喜无常。机器的想象与逻辑是以人的活动数据为基础的，因而人与人在私密活动中的创造性也远远领先于机器的想象。同时，肉身的自然人是意识活动最为复杂、最难控御的智慧动物，弗洛伊德说人的意识结构中有一块不被人知也不受人控的黑暗大陆，佛教也形容人的意识活动“念念三千，如火焰焰，无型可定，无律所依”。这种私密性与无规则是创意写作的最丰富的材料，也是文学家形成独特个性的最原始的生命基因。至于传奇性、个体化、情感度等等与生命血肉性相关的一些人性向度，它们更加需要趣味的引领和人格的奠基。在人工智能化的时代里，人不能也不必在其擅长的领域里去竞争，而是要在人性根本性的场域中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优势。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教育与创意写作的结合，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二级学科增添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学科建设中的课程设置问题。创意写作要真正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这个框架体系中发挥自己的学科作用，形成自己的学科特色，就应该把文学教育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石，深入思考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形势下，趣味教育和人格教育这一核心功能所赋予的新的要求。

责任编辑：郑宇飞

* 本文刊发于《写作》2024年第4期。目录链接：《写作》2024年第4期篇目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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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版：沈钰洁

审　阅：郑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