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曹鑫源：文学期刊与新世纪长篇小说发展——以《当代》为中心

世纪之交谋求转型的文学期刊将长篇小说视作救市之举，通过增加版面、组织活动、跨媒介互动等多种形式大力发展长篇小说，推动了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繁荣。作为现实主义文学重镇，《当代》亦积极参与长篇小说风尚，对丰富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作出有益贡献的同时，也对刊物自身发展形成了桎梏。以《当代》为例，探究文学期刊与新世纪长篇小说之间互动脉络与背景成因，探寻新世纪多元文学现场。

在时代风向、审美风尚、文学市场等多种因素影响下，新世纪文学期刊通过扩大版面、推出专号、策划活动、跨媒介互动等多种形式主动介入长篇小说的生产，对长篇小说的创作、作家队伍的培养、长篇小说影响力的扩大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其中，《当代》杂志作为现实主义文学重镇，在文学期刊中独具特色，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发展有着诸多可供进一步探讨的关联。以新世纪《当代》刊发的长篇小说为考察中心，既能窥得新世纪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发展新变，亦能体现《当代》的编选策略与审美追求，探寻在复杂多元的文学现场，文学期刊与长篇小说的生存现状、发展困境以及二者如何互相影响、互相成就。因此，以《当代》为例探究文学期刊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关系，也就有了探究文学期刊与小说文体互动之关联的意味。

一、长篇小说：文学期刊的救市之举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新媒介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文学环境，正如布尔迪厄在“场域理论”中所提：文学场本就在“权力场内部占据一个被统治的位置”，现在则不得已被推入融合了经济场域、新媒介场域等更复杂多元的处境之中，继而形成“倾斜的文学场”。随着期刊自负盈亏政策推行，以文学期刊为代表的纸质媒体被迫从生产本位转向消费本位，面向市场进行转型。文学期刊或通过调整刊物定位，由纯文学杂志转为泛文化、综合类杂志，或通过策划文学栏目、文学活动、乃至文学概念来吸引读者关注。也有文学期刊打破大型文学双月刊的模式，改为单月发行，以期带来更丰富的内容。更有甚者通过推出“有奖征订”来提高订阅量。长篇小说也在此时被视为文学期刊自救的重要举措。20 世纪90 年代，长篇小说在多方推动下快速发展，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不计其数。惊人的数字背后体现出的是文学市场对长篇小说的偏好，也促进了文学期刊对长篇小说的关注与推介。批评家闻立曾为世纪之交寻求转型的文学期刊出谋划策：“《中国作家》要想突出重围，就得仰仗大型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或长篇报告文学。”可见，以长篇小说为吸引读者之举，业已成为文学期刊界共识。长篇小说得以借文学期刊获得更多的发表空间，文学期刊也借由长篇小说的势头谋求生存。于此，新世纪文学期刊一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中短篇小说为主的栏目格局，将长篇小说作为发展的重心。

然而并非所有期刊都能顺利完成转型，在市场中存活。1997 年3 月10 日新闻出版署颁布《关于期刊业治理工作的通知》，规定“除学报、学术类期刊外，其他期刊发行量不足1000份的”与“不能保证正常出版所需经费的”刊物予以停刊。1998年《昆仑》《漓江》《小说》等在20世纪80年代均有不错发展的文学期刊因经营不善相继停刊，被称为“天鹅之死”。《当代》同样面临着订阅量下降的问题。为争取读者关注度，《当代》推出了种种举措。例如开设“新民间文学”“网事随笔”“旧文摘”等栏目，记录时代文学新变的同时也回顾文学经典。

2000 年《当代》参照体育赛事思路推出文学拉力赛，采取分站推举、最终由分站冠军中选取总冠军的模式，在文坛首倡“三公开”原则，即评委公开、过程公开、评语公开，以博取读者眼球，吸引社会关注。亨利·詹金森认为新媒介的互动性赋予了消费者一定的主动权，推动了“参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文学期刊正是这一理论的有力例证，《当代》借拉力赛形式以提高读者参与度，即纸质媒介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积极为读者赋权，呼应、推进“参与文化”的具体表现。

除了创办栏目、活动等种种新举措之外，大力推动长篇小说的发展也成为《当代》提高销量的方案之一。《当代》1999 年第3 期发表创刊20 周年系列文章，编辑何启治（笔名红耘）将长篇小说视作《当代》的特色与卖点：“《当代》由于它直面人生、贴近现实的特点和注意顾及读者多样性的需要而获得读者的青睐。厚重博大、精彩纷呈的长篇小说和别具胆识、关注热点问题的报告文学是它的强项。”据笔者统计，2000—2020 年《当代》只有8 期未有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等大型文学作品出现，较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明显数量上的变化。

《当代》对于长篇小说的支持还体现于创办选刊。《当代》于2004年推出《当代·长篇小说选刊》每期刊发1 到3 部长篇小说，从全国当年已出版的数千部长篇小说中精选被读者忽略的优秀之作。除刊载长篇小说外，《当代·长篇小说选刊》还会发表作家创作谈、长篇小说出版信息，及长篇小说在读者、专家间的阅读排行榜与市场销量排行榜，内容可谓丰富。作为面向消费市场而生的文学选刊，其存在价值即为读者节约精力与时间，在纷繁的文学作品间挑选精彩之作。如果说文学期刊本就起着经典化的作用，那么文学选刊则促进了长篇小说的再筛选与二次传播，成为了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环节，是“在当代文学的传播、评价和生产机制中起支配作用的文学枢纽”。在《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的努力下，确实有部分长篇小说被打捞、推广，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例如范稳《水乳大地》、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格非《人面桃花》《春尽江南》、都梁《血色浪漫》、陈彦《主角》等作品。

《当代》推出长篇小说选刊并非独家之举，《收获》《钟山》《十月》《作家》《红豆》等各种类别的文学期刊均推出长篇专号，一时间，市面上长篇专号蔚为大观。这些长篇专号通常为季刊或双月刊，每期刊载2到4部长篇小说，相较于传统小说单行本有着容量大、价格低等优势，在读者市场颇受欢迎。此外，长篇小说专号还与原刊内容形成了互补的关系，部分原刊因版面、风格等未能收录的长篇小说均可发表于专号，这既加深了文学期刊的风格特征，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文学期刊版面紧张的问题，可谓一举两得。文学期刊的长篇专号也得到了读者的肯定，据《作家》主编宗仁发所言：“每年四个长篇专号的零售量比原来的零售量增加很多……正常版是一万多一点点，长篇专号比它多五六千册，一万五左右吧！而且还有增大的可能性。”从这份数据可见读者对于长篇小说专号的青睐，也侧面体现出经济场域已部分侵占文学的独立性，公众趣味成为期刊追逐的焦点。

《当代》对于长篇小说的关注还体现在文学评奖。为填补国内长篇小说年奖的空缺，《当代》于2004 年推出《当代》年度长篇小说最佳奖，评奖范围为该年国内出版的所有长篇小说，坚持“零奖金、全透明”原则。初期设专家奖、读者奖，专家奖由评审在活动当日现场投出，读者奖则根据读者网络投票数据得出。十分有趣的是，读者与专家的评选结果并不完全一致，足见大众读者与评论家之间趣味的分野。2009 年《当代》将年度长篇小说奖改名为长篇小说年度论坛汇报，希望读者更关注评奖的过程，自由发表对于长篇小说以及文学的建议。此外取消专家奖与读者奖，综合二者结果设最佳小说奖。专家奖与读者奖的合并正是“倾斜的文学场”的缩影，富有象征财富的专家意见与精英趣味不再具有文学场域话语权的垄断性，而富有实际经济价值的大众读者趣味亦左右着文学的走向。

《当代》对于长篇小说的关注得到了读者的热烈回应。在各家文学期刊中，《当代》较为重视读者意见，多期刊载读者来信，并在年末进行读者调查问卷的发放与回收。以2002 年度的读者问卷为例，“您最喜欢的栏目”“您最喜欢的篇目”与“您希望增加哪种文体的版面”，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长篇小说均占据高位“您最喜欢的栏目”这一问题，69%的读者选择长篇小说栏目；“您最喜欢的篇目”问题回答中，排行前七位皆为长篇小说；“您希望增加哪种文体的版面”一栏，回答最多的也是长篇。，可见绝大多数读者对于《当代》长篇小说的认可。在读者来信间也常常可以看到读者表达对《当代》刊载的长篇小说的喜爱。例如《当代》2006 年第1 期刊登读者王旭章的来信：“《当代》的长篇厚重，中短篇一般，纪事乏味，《直言》尖锐不足，《往事》精彩。望贵刊在保持长篇和往事的基础上，在中短篇上注重可读性和文学性的并重，在《直言》弘扬鲁迅式的‘忧愤深广’。”《当代》不畏诤言，大胆刊发读者的批评与建议，加强与读者联络的同时也能依据读者的需求及时调整刊物风格。

新世纪文学期刊与长篇小说的互动达到了意想不到的共赢效果。在文学期刊及各方力量推动下，长篇小说逐渐发展为“一元独尊的文体崇拜”。反之，长篇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多家文学期刊顺利度过转型期，在文学市场得以占据一席之地。《当代》在坚持刊物风格的基础上，将长篇小说发展为刊物特色，影响了刊物形式的变革，在市场化浪潮中稳步向前。

二、现实主义：《当代》的坚守与桎梏

自1979 年创刊起，《当代》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精神，主张直面人生、贴近现实，发表了《芙蓉镇》《古船》《白鹿原》《尘埃落定》《沧浪之水》《那儿》等一批重要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被誉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旗帜”与“福地”。就文学体裁而言，长篇小说是《当代》着力发展的重头戏，新世纪《当代》共发表长篇小说近百篇，涵盖都市、官场、军事、生态等诸多题材，力图宏阔地反映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然而自创刊起提倡的现实主义，到“文学克隆真实”再到“文学记录中国”，《当代》广告词的变化也体现了其在实践现实主义传统时摇摆不定的态度。现实主义并非“提供事物、事件、人物的仿制品或复制品，而是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的行动，发现它的内在节奏”。随着社会现实的不断变化，传统的现实主义已不足以负载表现广阔的时代变革，“无边的现实主义”成为现实主义的必然走向，不断更新、逐渐分支的现实主义已成定局。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相较，新世纪《当代》发表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有了诸多新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自身的流变。

在小说题材方面，新世纪《当代》发表了都市、情感、官场、生态等题材的长篇小说，从不同角度对当下生活进行呈现，丰富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这与《当代》创刊时的愿景相一致：“本刊取名《当代》，其用意之一，正是想多发表一些时代精神强烈、反映当代生活的作品……我们注重反映当代生活的作品，却并不想在题材和风格上有什么局限和偏见，而是坚持百花齐放。”作为新世纪《当代》长篇小说开篇之作，《当代》于2000 年第1 期发表王芜的《什么都有代价》。小说以白领女性许英姿与唱片公司老板尹力的爱情经历为主线，穿插来自乡村的签约歌手徐月月的追梦故事，通过爱情、理想等多重角度编织光鲜亮丽却引人深思的都市生活。这部小说获得了《当代》文学拉力赛首站冠军，然而并非每位评审都对其持有肯定的态度。读者代表施卫东认为《什么都有代价》描写对象虽是都市俊男靓女，却未能呈现出白领生活的真实样貌。《当代》编辑孔令燕与作家曹文轩则反驳这一观点，孔令燕认为小说的目的“大约不是要‘展示’所谓白领生活”，曹文轩则作为王芜的老师提及其有一定的白领经历，对白领生活较为熟悉。评审们就小说是否表现出真实白领生活的争议，正体现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复杂面向及文坛的不同见解。传统现实主义强调文学对于现实生活的“摹仿”与呈现，要求文学必须忠于现实生活经验。施卫东对于小说的不满体现出他正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拥趸，曹文轩为王芜所作之“辩解”恰从侧面印证了他对于传统现实主义的认同：作家本人有白领生活经验，因此对于白领生活书写、代言才有合理性与真实可信度。孔令燕的表述则指出了时下现实主义的新面向，即不再以传统的全方位展现生活为旨趣，而是追求精细描写日常生活的同时着力于对人物心理状态的呈现。

在人物形象方面，新世纪《当代》发表的长篇小说突破了以往现实主义强调的典型化人物特征，注重开掘人物的复杂面向；相较于集体经验，强调个人化的日常生活；从单一主人公转向多焦点书写，塑造一代人的精神维度与审美取向。阎真的《沧浪之水》讲述了知识分子池大为是如何一步步从坚守信念落入权力编织的网络之中，借池大为的官场沉浮，展现作者本人乃至一代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摇摆的精神困境。曹征路的《问苍茫》以深圳幸福村的发展为主轴，分别以柳叶叶、毛妹为代表的务工人员以及赵学尧、常来临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双重视角展开叙述，对深圳改革开放历程进行回溯，以深刻的思考叩问社会现实。小说详细呈现了柳叶叶、常来临等人物的心路历程，塑造出一个个鲜活有力而非扁平化的人物形象。以常来临为例，起初他设身处地为工人谋划，鼓励工人大胆尝试：“在深圳，只要你努力，人人都可以当太阳的。”随着他与公司老总陈太的交往愈深，他渐渐将自己与陈太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对工人态度也从亲近变成了哄骗。最终，在陈太潜逃后，常来临又回归工人队伍中，却被警察以煽动工人为由带走。学界关于这部小说的讨论多停留在底层文学的范畴，忽略了作者试图打造复杂化知识分子形象的苦心。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在刊发这部小说时有一段编者荐语：“身为私企的党委书记，领着资本家的工资，面对劳资纠纷与冲突，他该替谁说话？过去从属政治，现在依附资本，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又该去何处寻找家园？很真切的困惑，很现实的沉重……”《当代》编辑敏锐地捕捉到作者意图，追问的背后也体现出《当代》试图借此引起对于知识分子的关注与沉思。此外，刘震云《邮轮碎片》、程青《盛宴》、周涛《西行记》、红柯《好人难做》、徐则臣《耶路撒冷》等多部长篇着力塑造阶层、性格、经历各异的人物群像，通过人物群像构建时代与人的丰富关联。

在叙事技巧方面，新世纪《当代》刊发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不再拘泥于单线叙事，另有多部采用双线甚至多线并行，多重视角共同编织小说文本。刘震云《邮轮碎片》以地中海邮轮之行巧妙地串联起八个不同身份的家庭，以闪回的形式碎片化地将主人公们的过去简略地概括，呈现时代间众人的命运起伏。程青《盛宴》将“我”的邻居黎家家宴打造为一处展现都市人们市井百态的生活舞台。小说开篇便是主人公“我”与老唐的买房之举，特别强调故事中的小区沁芳园作为学区房的价值，直击当下社会热点话题。苗炜《烟及巧克力及伤心故事》则选用三对都市男女的感情故事，描绘时下都市中产阶级的生存图景与精神图鉴。贾平凹《老生》通过丧礼上唱阴歌的老生视角串联起四个跨时空的故事，展现中国近百年历史变迁。小说中每个章节伊始另设一段老师教授学生《山海经》的故事，教与学的对话、《山海经》的文本与贾平凹选取的四段故事形成了互文性，延展了小说的深度与可供探讨的空间。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叙事技巧的变化不能孤立视之，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作家若要突出人物形象的丰富饱满、展现多样化的个体经验，必然要采用多线叙事，观照不同阶层的日常生活。同时多线叙事又决定了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的立体性与丰富性，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文本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对于现实主义的偏好在坚守刊物品格的同时，也会综合市场、读者、作者队伍、文学潮流等多方因素。《当代》侧重发表与时代共振、气势恢宏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从而颇受男性读者的欢迎。《当代》2004年读者调查数据显示，其男性读者数量是女性的5倍。《当代》据此进行了调整与尝试，发表了多部都市情感题材长篇小说以吸引女性读者。在作家与刊物关系方面，《当代》与作家之间的良性合作对长篇小说题材的选取，以及刊物风格的形成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世纪《当代》有着一批常年合作的作家队伍，为长篇小说栏目在数量与质量方面的稳固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笔者统计了新世纪《当代》长篇小说作家刊发数量，其中擅长都市情感题材的程青、着力于书写新疆风土人情、塑造“西部神话”的董立勃、专营军事题材的徐贵祥、因官场题材而闻名的阎真、擅长写警匪题材的程琳等作家位居前列，这些作家的创作题材也几乎囊括了新世纪《当代》长篇小说的题材。

新世纪《当代》对于现实主义的坚持与实践在延续、加固其文学风格的同时也有着局限与不足。与《收获》《花城》《十月》等大型文学期刊相较，《当代》对于现实主义的实践趋于保守，在一定程度上错失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发展的多元可能。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本由《当代》约稿，最终却未予刊发，只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据王安忆的说法，《当代》编辑并未看完稿件便认为小说与《当代》坚持的现实主义风格不相符。王安忆后将稿子寄给《收获》刊发。此举使《收获》得到了王安忆的信任，此后其重要作品多发表于《收获》，《当代》则错失良机。暂且不论《纪实与虚构》是否能够纳入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当代》对于包容、鼓励作家实验性尝试的不足已可见一斑。“《当代》向来注重小说‘写什么’而忽略了‘怎么写’，在叙述上不能兼收并蓄各种艺术流派尤其是现代主义的形式技巧。”此种做法压缩了《当代》对于自身以及现实主义文学探索与发展的空间与限度。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重镇，《当代》对于现实主义的认识与实践更应跳脱出已有的范式，大胆尝试，锐意出新。

三、文学策划：推出长篇小说的种种举措

新世纪《当代》还通过跨媒介互动、文学评奖等多种方式推动长篇小说的发展，其中跨媒介互动主要体现为书刊联动与影视改编这两种形式。随着新世纪文学市场的发展，书刊联动在商业包装、宣传策划等方面推出了新的举措，对文学期刊乃至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书刊联动有多种形式，较为常见的是文学期刊早于图书出版。根据笔者统计，新世纪《当代》所发表长篇小说常于两年内推出单行本，其中大部分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这一现象不难推断，《当代》本就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属期刊，承担着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遴选新人、整合资源之功用，因此刊载于《当代》的长篇小说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外，相较于图书出版，文学期刊的印刷周期更短，长篇小说能够借文学期刊先行一步进入市场，文学期刊所推出的相关栏目、文学活动等也能够反馈读者意见，以便衡量出版过程中进一步修改、以及确定市场定位、宣传策略等。例如《当代》2017 年第5 期（2017 年9 月）发表梁鸿的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荣梦想》，同年10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梁光正的光》。两个版本在叙事视角、结构、风格、情节等方面都有所改动。梁鸿在采访中提到，正是从期刊发表到图书出版之间的间隙为她提供了修改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反映读者意见的窗口，《当代》文学拉力赛常常被用于图书出版宣传语出现在图书封面，这一举措也从侧面反映出文学拉力赛一度颇具影响力。例如刘国民《首席记者》（见图1，《当代》2008年第4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版）、程青《最温暖的寒夜》（图2，《当代》2013 年第1 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

图1　《首席记者》封面

图2　《最温暖的寒夜》封面

此外，新世纪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当代》长篇小说时，多采用推出丛书的方式进行整合。200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当代》文学丛书”，收录王大进《欲望之路》、梁晓声《红晕》、艾伟《爱人同志》等19 部长篇作品，其中13 部为《当代》发表的长篇小说。2009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人文原创书系”，出版于晓丹《1980的情人》、钟求是《零年代》、程青《发烧》等3本小说。201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朝内166 人文文库·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丛书，收录80 部从1949 年至今出版的经典之作，其中新世纪《当代》发表的长篇小说有十部，包含史铁生《我的丁一之旅》、铁凝《笨花》、贾平凹《古炉》等。良性的书刊联动能够扩大文学期刊的影响力，为文学期刊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然而文学期刊也应避免过于关注长篇小说的商业价值而忽略文学本身的艺术性考量，警惕“制造出以一种粗糙的风格写成的表面通俗的作品”。

在影视改编方面，电影、电视等新媒介挤占了以文学期刊为代表的旧媒介的生存空间，同时深入文学肌理，影响了文学的审美风尚与创作走向。是否能够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成为当下长篇小说发表、出版的衡量指标之一。长篇小说因其体量大、情节性强而天然地受到影视改编的偏好，新世纪《当代》有多部长篇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毕淑敏《血玲珑》、阎真《沧浪之水》、柯云路《龙年档案》、王海鸰《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等。这些被改编的长篇小说故事性强，呼应当下社会热点话题，能够引起观众的兴趣与共鸣。阎真的《沧浪之水》与柯云路的《龙年档案》皆为世纪之交备受关注的官场小说，深刻剖析官场现状，展现官场困境与精神图景。王海鸰的《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则聚焦于婚恋题材，对大众婚姻生活进行审美观照。从作家队伍视角探察，不乏有作家由编剧顺势转向文学创作，或借由文学创作进入影视行业，王海鸰、程琳、刘醒龙、麦家、徐贵祥、严歌苓等作家都参与过影视改编，足以得见文学与影视的联姻已成为当下不可回避的文学现象。影视改编为新世纪长篇小说拓宽了生存空间，扩大了影响力，与此同时，长篇小说与影视的联姻也以牺牲部分独属于文学的审美特质为代价。一些长篇小说在情节建构、人物塑造、叙事节奏等方面向影视靠拢，大众关注的官场、情色、悬疑等元素成为长篇小说的卖点。

例如新世纪《当代》与《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多次刊载作家程琳的公安题材小说。作为一名一线警察，工作经验使他对于小说情节的处理与悬念的设置游刃有余。与此同时，其作品却有着鲜明的剧本写作风格：小说缺少环境描写，章节分段明显，多以人物对话、动作、故事的发展来推动情节走向。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文学审美的独立性，依附大众影视趣味，渐沦为影视的注脚。

在文学评奖方面，《当代》在新世纪推出了《当代》文学拉力赛与《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当代》文学拉力赛提供了读者投票通道，使读者得以“运用在知识社区中产生的新型权力”，进而促进文学评奖过程更加民主化。初期《当代》文学拉力赛并非全然由读者投票，而是每年组织一支涵盖作家、评论家、记者、读者代表等多重身份的评审队伍，囊括蒂博代所涉及“大师的批评”“自发的批评”以及“职业的批评”，力求从不同评价体系来呈现读者多元化的阅读趣味。然而文学期刊面临的处境已然过渡至以大众读者为主导的卖方市场，拉力赛评委队伍中大众读者代表人数不多情况，显然不利于《当代》为增强与读者互动来提高销量的目的。《当代》2003 年第1 期“读者来信”栏目中读者蒋培娟就对评审队伍提出了建议：“最后想谈谈‘拉力赛’，形式好，但评判权最好能交给读者。”2005年起，《当代》拉力赛不再组织评委队伍，而是直接刊载读者来信，将选择权交予读者手中。大众读者的书面评语在文本分析层面可能不如学者功底深厚，却为长篇小说、文学期刊乃至文学市场提供了另一种真实、鲜活的参照体系。

读者评语也涉及对长篇小说及《当代》杂志长篇小说栏目的评判。一方面，读者直言不讳长篇小说所存在的问题。例如2007年第3站《当代》拉力赛冠军为董立勃《白麦》，在此之前《当代》已发表董立勃的《白豆》《米香》《烧荒》等多部与西部有关的长篇小说，相似的题材与统一的风格难免会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倦。《当代》2007 年第4 期拉力赛评语中，多名读者将《白麦》与《白豆》相较，认为《白麦》并未在艺术风格方面有大的突破，略显逊色，希望董立勃创作能够早日摆脱“脖颈”现象。另一方面，读者则希望《当代》精益求精。《当代》2004年第2期发表读者屠志荣长达两页的来信。屠志荣自创刊号起便关注《当代》杂志，认为《当代》在坚持现实主义、关注民生、培养文学新人、推出经典之作方面皆有所成就，然而2003 年《当代》发表的长篇小说缺乏重磅之作。《当代》2004 年读者问卷中刘伟刚提出“近几年《当代》的长篇佳作的确不少，但那种气势恢弘、有史诗般震撼的作品少了”。这些读者意见既体现了《当代》杂志在刊物风格、商业考量等方面的复杂权衡，也反映出当下文坛长篇小说创作良莠不齐的现状。

读者对于《当代》杂志长篇小说栏目的建议则集中于删减、提高选稿质量这两方面。囿于栏目篇幅、刊物风格、出版审查等多重因素影响，《当代》所刊载的部分长篇小说有所删节。《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8 年第3 期以《人间》为名选发邓一光的长篇小说《我是我的神》。节选后的版本删去父辈的战争生活与心路历程，直接从乌力天扬、简雨槐等子辈视角展开叙述，对情节进行简要概括。虽视角更为集中，却忽略了父辈经历也是这部小说表现的重心，损伤了作品的完整性与文学性，使小说沦为浅薄的情节大纲。《当代》读者调查问卷中读者多次表达对这一现象的不满，希望《当代》尽量原貌刊发。《当代》编辑曾于2003年对删节问题进行回应：“本意是希望能利用有限的篇幅展现更多精华和提供更多篇目，在不得已的删节之后，标明‘此处有删节’，是从尊重作家劳动、避免误解的愿望出发，并没有将精华删节以利图书销售（图书销售与《当代》无关）的企图。”

作为长篇小说的发表载体，以《当代》为代表的文学期刊在新世纪大力发展长篇小说，主动参与长篇小说的文学生产，通过跨媒介互动、策划文学奖项、增强读者互动等多种形式推动长篇小说的发展。与此同时，文学期刊亦面临着新媒介、市场经济、商业出版等多重场域的冲击与挑战，其刊发的长篇小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同质化、影视化、通俗化等倾向，体现出倾斜的文学场域内摇摆的期刊趣味。如何兼顾长篇小说的量与质，衡量长篇小说的删节，避免其他元素对于长篇小说的过度蚕食是《当代》乃至时下文学期刊所共同面临的难题，文学期刊也应不断探索以适应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发展现状，由固步自封走向广阔天地。

责任编辑：张　园

* 本文刊发于《写作》2024年第3期。目录链接：《写作》2024年第3期篇目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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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阅：郑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