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周建华：《雪山大地》的藏地书写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

《雪山大地》以“父亲”强巴与藏民角巴两个家族的交往和阿尼玛卿草原的发展为中心，集中呈现了时代洪流中汉、藏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历史风貌。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展现了藏地独特的自然景观、生活风俗和精神信仰，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精神基础；藏地作为方法摒弃了汉、藏“中心—边缘”的对立和“汉—藏”互为中心的缺陷，构建了崭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异域”置换与“共情”机制的巧妙运用，使得信仰之“理”，汉、藏之“情”，发展之“利”三者有机融合，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支撑起了《雪山大地》宏阔的文本世界。《雪山大地》真切而深刻地表现了半个世纪来阿尼玛卿草原汉、藏两个民族携手共进，谱写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乐章，堪称杨志军小说创作与精神探索的总结性作品。

《雪山大地》堪称杨志军小说创作与精神探索的总结性作品。杨志军此前曾想将《最后的农民工》取名《雪白》，未成。2022 年终于如愿以偿，推出了以“雪”命名的《雪山大地》。杨志军何以对“雪”一往情深？据杨志军自述，“雪”乃干净的喻意，而干净也是“人”的尺度，是“一种做人的理想”。杨志军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对阿尼玛卿草原这一奇异世界的描绘，在半个世纪来藏地生活史诗性的历史变迁中，将自己“雪白”的做人理想熔铸于《雪山大地》，完成了汉、藏两个民族迈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探索。

一、藏地知识书写：

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基础

这里的“知识”乃“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概念为美国人类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首先提出，主要针对法律案件中事实的地方性特色而言，是相对于所谓中心地域的一种边缘性知识类型，后被广泛应用于其他人文领域内的研究，包括文学研究。“地方性知识”概念引入我国之后，学者们给予了积极回应，做了多方面的阐发，但“地方性”的“本土”特色始终是关注的核心。为叙述的方便，下面将“地方性知识”简称为“知识”。《雪山大地》作为杨志军藏地书写系列小说的重头作品，“知识”的集中性呈现是其最为典型的书写特征。

“知识”是杨志军藏地系列小说的“标识”。跨族别、跨文化书写的《雪山大地》，集生态、生活、生存等知识之大成，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丰富而完整的藏地知识宝库。阅读《雪山大地》，第一个令人震撼的是人与雪山大地的关系。在广袤的雪山大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简单而纯净的相互依存。杨志军说，在雪山大地，因为自然条件的艰苦恶劣，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很纯粹，也很融洽。人与雪山大地之间，是一场生命的直接相对，大自然给予了其子民们丰富的馈赠，就像《挤奶歌》里唱的：“请问亲爱的牦母牛，洁白的奶子哪里来？牦母牛张嘴笑哈哈，洁白的奶子草原来。”草原给予了藏地人民生命的养料，也给予了他们世代必须承受的说不完的苦难，“育羔在冬春季节，天寒地冻，牧草枯黄，就算五十只母羊全部怀羔，能存活二十五只一定是雪山大地格外关照了……何况草原上哪一年没有灾难呢？不是雪灾就是瘟疫”。藏地人民与所处环境亲密而特殊的关系，铸就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与人生信仰，也为读者展示了令他们眼花缭乱又别具特色的知识谱系。

艰难的生存首先衍化出藏地人民关于信仰的认知。藏民世界里，雪山大地就是衣食父母，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是神，它铸就了藏地人民关于信仰的基本知识。《雪山大地》开篇第一句“向上的路衔接着冰白与蔚蓝,生命的制高点如此地光亮啊，爱与太阳跟踪而来，向他说一声扎西德勒”，点明了雪山的崇高地位。“雪山”成为藏民关于信仰的核心词汇，围绕“雪山”，生成了“阿尼”“玛卿”“冈日”“阿尼琼贡”“石经堆”“旗幡”等一系列关于信仰的知识体系。“冈日”即雪山，“阿尼”是崇高无畏的先祖，“玛卿”意为雄丽至尊，“阿尼玛卿冈日”即至尊祖先的雪山之意。“阿尼琼贡”是“雪山”的另一种称呼，乃“鹫峰”之意，是阿尼玛卿草原藏族人最原始的自然崇拜的体现。

生存不仅诞生了信仰，同时催生了关于生活的一系列知识。在雪山大地，生存成了一种智慧，也成就了它的美好。藏地人民淳朴的认知里，一切都与雪山大地有关，一切都意味着神圣与美好，即使取个名字，无论是人，还是看家的藏獒，都是那么富有诗意，那么贴近大地。在藏族女孩的取名中，“梅朵”一名相当普遍。桑杰两儿一女，儿子分别取名索南、才让，女儿取名梅朵，他们的两只藏獒，一只取名梅朵红，一只取名梅朵黑，一家就有三个“梅朵”。为什么女孩普遍取名“梅朵”呢？原来“梅朵”乃鲜花之意，是母性的象征，既贴合了女性的生命之美，也与雪山大地的承载混融一体，是人们对女子最美好的期许。

地方知识的书写也是地理学、风俗学、文学的融合，为读者提供了一系列含蕴丰富的、独特的艺术藏地形象。《雪山大地》之前，《藏獒》三部曲，《伏藏》《西藏的战争》等小说即以别具一格的藏地知识震撼了读者。《藏獒》三部曲在藏獒、雪山、草原的世界里，忠诚、勇敢、感恩的冈日森格形象不知震撼了多少读者的心灵。如果说人们通过冈日森格和雪山认识了藏地生态的话。《伏藏》《西藏的战争》则是佛学和地学活字典。《伏藏》堪称藏传佛教知识的集大成之作，围绕主人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宗教之爱和世俗之爱，作品构建了一个庞大的藏佛系统：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觉朗派、格鲁派、半人半神的达赖、活佛、七度母、隐身人血咒殿堂等。《西藏的战争》则在读者真切地感受到旦巴泽林铜刀护法神、大力怖畏金刚神、一切智·虚空王浪喀加布等藏佛神祗活佛神奇力量的同时，饱览藏地的大好河山，紫颜色的日纳山、大洼地中孤峰突起的则利拉山、曲眉仙郭的丹巴泽林夜哭泉、形势险要的夹昌峡谷，还有那让戈蓝上校无计可施的神秘的布达拉宫。尤其是布达拉宫，做为藏佛神殿，也作为文学形象，成了读者阅读记忆中的永恒存在。

杨志军将知识内化为精神，视雪山大地为精神圣地，虔诚而满怀敬畏。他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冈仁波齐和阿尼玛卿雪山的赞美之情。赞美冈仁波齐“是一个没有欺诈没有蒙骗没有恐怖的家，是一个充满了和平、宁静、光明、美善的家”，称颂阿尼玛卿“是神在的居所不是人去的地方”。杨志军天生就对草原、藏地怀有特殊的情感，而且认为，“感情就是精神，或者说有感情才会有精神。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生命和西部土地的融洽上，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最严酷的条件下相依为命、合而为一的状态中”。在杨志军的藏地世界里，情感、精神、生存是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每一种情感背后，都有一段生命的故事。每一段生命的故事，都是一种修行，负载着一种精神。格尔茨称地方性知识本质上是一个符号系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知识的生成以及与此相关的特定情境。杨志军的藏地书写就是一个藏地精神的符号系统，他笔下的雪山大地，每一片雪花、每一颗牧草、每一块糌粑，都是雪山神灵的恩赐，充满神秘的魔力，具有特别的意义。他亲近雪山大地，带着充沛的感情书写雪山大地，情感投入不仅没有减损小说的艺术魅力，反而因为充盈的情感与书写对象的水乳交融而得以升华。

“文学模式、艺术模型是一代、一个时期文化心理、思维方式等等的形式积淀”。《雪山大地》是杨志军数十年人生的积淀。杨志军生在青海，长在青海、工作在青海、身上流淌着成吉思汗蒙古族裔的血液。长期与雪山大地的亲近，形成了他的自然崇拜和神秘主义体认。他说，“一个人，一生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就是虔诚地热恋，包括热恋自然，热恋自己的灵魂”，并由此开始了对信仰魅力的思考。早期《大湖断裂》等荒原系列小说，探讨的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杨志军认为，面对自然的挑战，我们不是要战胜它，而是要加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把自己变成自然的一部分，在历史与苦难的叙述中流露出了回归自然，淘养自然人性的强烈使命感。从《藏獒》开始，这种自觉的使命感逐渐上升为道德、信仰追求，并内化为自觉的精神探究，“精神”成为杨志军藏地系列小说最显著的标志，“藏地小说已经超越了历史和苦难的层面，而是精神的升华，是信仰与现实的抗争”。

到《雪山大地》，杨志军以史诗性笔触，讲述了阿尼玛卿草原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从物质到精神的巨大发展，沉淀着厚重的历史感和纯粹的自然精神。人、雪山、草原相互依存，结成有机的生命体。杨志军重返自然，追求自然环境与人生境界的统一，追求一种返璞归真的爱、不掺杂任何私欲和异物的纯粹的爱，这是杨志军人生境界的升华。比起《藏獒》《伏藏》和《西藏的战争》，《雪山大地》具有更为高贵的精神气质，更为恢弘的文化气象。

杨志军著《雪山大地》

二、藏地作为方法：

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

很长一个时期，边地或少数民族书写被视为一种特殊题材的文学创作，有时干脆命名为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书写形成两个并列的个体，今天还有专为少数民族作家而设的国家级文学奖“骏马奖”，作为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优秀民族作家的鼓励。“边地”与“中心”，构成文学史、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也形成了“一种价值评判体系”。作为被打量的对象，“边地”往往被“中心”一方视为某种落后地域，处于文明的低端。而自视为“文明”的“中心”，在“边地”一方看来则多属缺乏敬畏之心、道德滑坡，需要教化者。也有不少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一种混融的状态，书写少数民族，却不刻意将其区分为“边地”或“中心”，如阿来、冯良、达真、次仁罗布等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熔铸了历史与现实、民族与国家等多重关系的思考，呈现出“文化混血”的状态。《雪山大地》是其中的佼佼者。它通过藏族日常生活的书写，将那些难登大雅之堂的日常生活知识和“民间智慧”呈现于读者面前，揭开了神秘的藏族“异文化”面纱。同时，又在时代的驱驰中，汇入民族融合的滚滚洪流，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

走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藏地，首先表现在藏地知识作为民族融合的精神基础。作为本体性的存在，知识的呈现是《雪山大地》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翻开书页，“野马雪山”“奔驰的草原”“藏袍与糌粑”……长长的目录首先为读者营构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雪山草原世界。“向上的路衔接着冰白与蔚蓝，生命的制高点如此地光亮啊，爱与太阳跟踪而来，向他说一声扎西德勒”。第一章短短的四句话将雪山大地的奇景、生命、信仰、习俗尽含其中，给人以无限的遐想。与所有西部小说一样，《雪山大地》无法避开藏地知识所带来的“异文化”感，但它不是为了突出藏地的“异”文化，而是将知识与生活、知识与信仰、知识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推动有机地统一起来。呈现知识又不拘囿于知识，杨志军注重的不是外在知识，而是知识背后蕴藏的丰富文化信息及其对故事的内在支撑。在多少了解一些藏地民俗的人看来，糌粑、酥油茶这些常见食物可能只不过是食物而已，在藏地人心里，它们却是雪山大地的恩赐，神圣而不可亵渎。桑杰搬家过程中，当“父亲”好奇地问到享堂中供奉的怎么是一块小小的干硬的糌粑时，桑杰惶恐而虔敬的神态深深地刺激到父亲，“父亲”意识到自己严重的失礼，赶紧学着桑杰一起跪下去。没想到这一跪，竟使“父亲”与桑杰一家成了自己人。这里，糌粑已经不是糌粑，而是信仰，是空气和水、是藏地人的生命。一块小小的糌粑改变了“父亲”在雪山大地的境遇，也改变了故事发展的走势。

《雪山大地》将藏地世界作为方法，对其展现了充分的尊重与敬意。沟口雄三说：“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中国作为与欧洲并列的主体得到充分的重视。《雪山大地》不是像沟口雄三那样将藏地作为策略性的方法来看待，杨志军本身就是藏地之子，藏地本身即养育杨志军的大地母亲，他对母亲的尊重不是表现在策略，而是铭刻于心里。首先，《雪山大地》将藏地作为一个独立的而非独特的文化个体来书写。文本中，雪山、草原、藏獒、经幡、糌粑等等不是作为与其他族裔文化的区别来加以特别突出，而是作为千百年来藏民生活的一部分而自然地存在着，雪山、草原、牧民形成谐和的生命体。生活方式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藏民们饿了吃糌粑，渴了喝酥油茶、看家用藏獒、牧羊要骑马，许愿念祈福真言，遇事拜雪山大地。雪山养育了他们，他们崇拜雪山，雪山是生命之源，也是精神寄托之所。

其次，杨志军的藏地世界让读者感到震撼，却不是用来为读者提供藏地想象，相反，它消解、澄清了他者对藏地世界的曲解性想象。《雪山大地》书写藏地，不是要让人们认识藏地，推介藏地，而是要超越藏地，让藏地的精神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食粮。杨志军说，精神才是文学的生命，“别人在探讨生活，我在探讨精神”，这就是他跟别人一个很大的区别。《雪山大地》超越《藏獒》三部曲的道德追求和《伏藏》《西藏的战争》对爱与和平的探讨，将无差别的不同民族的爱还原到雪山大地，还原到生命的本体。“父亲”与角巴两个家族超越血缘的无差别的爱渊源于“父亲”赴野马滩的蹲点工作，扭转于在桑杰家对享堂的惊天一跪，交融于与角巴一家的理解与尊重，最后，皈依雪山大地，成为桑杰、角巴一样的雪山之子，完成精神的升华。“父亲”皈依雪山大地，不是对雪山大地的臣服，恰恰相反。杨志军认为，藏民的信仰、精神是人类的瑰宝，预示着人类的未来，预示着人类精神所能攀登的高度。精神的礼赞，是对雪山大地本身最好的超越。

以藏地为方法，就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为目的。杨志军书写藏地，不是空洞地张扬藏地精神，而是将藏地精神这个人类瑰宝汇入时代的洪流中，与时代使命相结合，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有学者称赞《雪山大地》是“一部书写雪域高原沧桑巨变的抒情史诗”，杨志军说他“最终要表达的是思想和情怀”。《雪山大地》紧紧扣住和谐与发展这个时代的主轴，谱写了一曲民族和谐、共同发展的理想主义赞歌。“父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调查走访牧民生存状况，帮助藏区发展。但“父亲”将走访变成长驻，将“帮助”藏区发展内化为“自己的”发展，他皈依雪山大地，建立起了与藏族人民血浓于水的亲人关系。

《雪山大地》打破了过去藏、汉之间“边地—中心”的二元对立书写模式，也抛弃了“汉—藏”互为中心的书写，通过信仰这一精神主线，将藏、汉两个民族的生活、灵魂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奏响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时代强音。首先，是建基于信仰一致、心灵相通的民族的大融合。汉、藏两个民族，以强巴、角巴两个家庭为中心，角巴与米玛、梅朵与江洋、果果与张丽影、才让与琼吉，藏、汉两个民族在雪山大地的见证下，以婚姻的形式凝结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与血缘的命运共同体。以此为拓展，作品还构建了以“父亲”为中心的谐和的工作圈，除了无条件支持的角巴和妻子苗医生，还有有求必应的省副秘书长李志强，县委书记王石，鼎力支持的索爱院长、衷心钦佩“父亲”的桑杰，还有香萨主任、眼镜曼巴、官却嘉阿尼、果果一众人等。正是有了他们的倾力相助，阿尼玛卿草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了第一所学校、第一家医院、第一个麻风病防治所等无数个第一。

其次，是建基于人与自然一体的天人合一的终极追求。每一次采访，杨志军都表达出对藏地这片养育了自己的土地的深深眷恋，他热爱它、懂得它，努力去发现它，希望“人和自然融为一体，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定胜天”。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是杨志军几经寻觅之后做出的终极思考。这不是倒退到其荒原系列小说时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在体悟到藏地人民的生存方式及其对雪山大地的信仰之后，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刻反思的结果。藏地人民与雪山大地的相互依存启迪了杨志军，只有大自然才能反哺人们日益匮乏的心灵。小说结尾，丹玛久尼自然保护区、阿尼玛卿草原因为生态优良和地位重要成了国家公园，沁多县发展成了沁多市。沁多城里的野马雪山广场，每年藏历新年的前一天，人们都要来送吉祥、献哈达，“人们围绕着闪闪发光的雪山，念诵着属于阿尼玛卿草原的祈福真言，转了一圈又一圈，怀念着逝者，祝福着未来”。角巴、强巴、苗医生、才让三代人的努力“变成了空气，变成了雨露，变成了花朵的种子，播撒在了人们心理，年年月月都在绽放”。汉、藏融合共同发展，天人合一，这就是杨志军以藏地为方法思考的终极答案。

《雪山大地》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三、“异域”置换与“共情”机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雪山大地”是杨志军对藏地地域特色最高度的概括，集中体现了藏地自然风貌，对相当部分身处内地的读者而言，雪山大地几乎是另一个世界，相当于“异域”。“异域”在文本中既是着力表现的对象，也是读者观察藏地世界的最佳窗口，它是一种风景，也是一种视角。作为风景，在内地人心理，藏地天然具有陌生、奇异等特性。经幡、碉房、玛尼堆、雪山圣湖、转山转湖的虔诚朝圣者；糌粑、酥油茶、奔驰的骏马、宽大而靓丽的藏袍、洁白的哈达、载歌载舞的热情藏民等等，一系列人们熟知的意象与生活想象共同构建了读者心中的西藏想象。这些自然构成《雪山大地》的基本风景，也是文本着力呈现的最为重要的藏地景观。但是，这远远不够，亦非杨志军目标所在。杨志军的理想藏地，是不同民族之间和谐相处，各民族交融汇聚共同发展的美好图景。

《雪山大地》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从“我”的视角叙述“父亲”强巴与角巴爷爷汉、藏两个家族三代人之间的交往，“我”既是见证人，又是亲历者。“我”是一个汉族人，“我”与桑杰的儿子才让互换家庭，才让生活在“我”家，“我”生活在桑杰他们家，生活完全藏民化。“我”打心底里喜欢藏民生活，喜欢草原，喜欢糌粑和酥油茶，为自己有一身藏袍而自豪，是一个比藏族人还藏族人的汉族人。见证人、亲历者的叙事视角，有效弥补了第三者叙述所产生的心理隔膜，增加了叙述的可信度，为读者近观和亲近藏地奇美自然风光打开了窗口。视角是一种叙述技巧，同时也是一种立场选择。“我”的汉、藏两个民族的双重生活，日常的耳濡目染，异态成了常态，无形中过滤了藏地风景的奇观性，“异域”置换成了“故乡”，形成“异域”亦“故乡”的陌生又熟悉的奇特心理效应。

一切风景都是“可见的个人史和部落史”，一部藏地奇美风景，同时也是藏族人民的心灵史、奋斗史。读者能够看到什么，不取决于风景，而取决于叙述者“我”。“我”的选择决定了进入读者视野的藏地“风景”。“我”为读者提供了三重风景。第一重，雪山草原为中心的大自然景观。雪山、草原、骏马、圣湖、冰河等，奇异的大自然构成“异域”的物质基础，为异域之外的人们打开了藏地想象的自然窗口。第二重，以家族亲情为核心的日常生活景观。消除了信仰的隔阂之后，享堂、糌粑、藏袍、酥油茶，成了“父亲”和角巴两个家族最日常的生活风景。陌生变成日常，两个家族的融汇大大减弱了藏地神秘的“异域”色彩。第三重，以“父亲”工作为圈层的社会人文景观。角巴、李志强、王石、果果、索爱、才让等一众人物形成了一个合作无间的协和工作圈。三个圈层，从自然到人文，从家庭到社会，全方位覆盖，科学诠释了什么是“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异域”置换只是实现了汉、藏之间空间上和情感上的初步融合，要取得成效，且深入持久，还需要相应的配合机制——“共情”机制。走进一个人，首先要站在这个人的角度，或体验他的感受，或进入他的内心。心理学上称之为共情。这由人性的本性所决定。不同民族的两个人，表到生活饮食，里到观念信仰，存在巨大的差异，就像不同道上的两辆车，如果没有交叉，则始终无法相遇，如果两道交叉或相并，两车不仅能够相遇，还有可能相向而行。

“父亲”融入藏地必然中带着偶然。“父亲”由桑杰带路赴野马滩，“父亲”身为公家人、客人，仅在身份上就与塔娃出身的桑杰天然存在巨大鸿沟，加上民族因素，要想拉近距离，难度可想而知。如何消弭这一鸿沟，需要智慧。事情的转机出人意料，搬家途中与桑杰最平常不过的一次对话，扭转了这一不利局面。融入藏地，只是解决了“父亲”与藏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角巴和桑杰的交往没有问题，对于整个阿尼玛卿草原及草原的未来却未必有多大推动，牢靠关系的建立之外，必须有更为紧密的联系纽带，这就是“利”，即阿尼玛卿草原的发展。“父亲”对此非常清楚，他工作的目标本来也在于此。“父亲”为此在两个方向上发力：一个是大力发展教育，通过教育提升牧民文化水平的同时，为牧民新的发展出路提供示范；二是大力发展畜牧生产，将自给自足的传统畜牧业改造成畜牧、商贸一体化的现代产业，实现畜牧业的现代转型。当阿尼玛卿草原的第一批学生毕业后都成了公家人，吃上了公家饭，听说自己的恋人藏红花要当州妇联主任时，官却嘉阿尼骄傲地说，“藏族人几辈子积德才能做一个这样的人”，教育方向的努力获得了巨大成功。

在关系到整个阿尼玛卿牧民切身发展的根本问题上，“父亲”通过组建商贸公司、畜牧生产转型、牧民进城等一系列的措施，牧民们甩掉了几千年贫穷落后的帽子，实现了跨越性发展。牧民们用歌声来表达他们的幸福，表达他们对“父亲”、角巴、母亲苗医生、才让等为雪山大地的幸福付出生命者的怀念：“你来自鲜花的故乡/把美丽撒在草原的牧场……蓝天送给我们阳光。”实现藏区的跨越性发展，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除了工作本身的千头万绪，最难的是牧民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这一点上，连一直无条件支持他的角巴也爱莫能助，劝“父亲”老老实实做一个牧人。从另一方面来讲，惟其艰难，才显出“父亲”的纯真。在桑杰等第一批先富起来的牧民的示范带动，以及“父亲”、桑杰他们不断的努力下，牧民们终于接受了“父亲”的发展理念，走上了共同发展的快车道。

对于藏区大多数牧民来说，只有“共情”才有可能获得他们的持久信任，他们才有可能接受自己从未听闻过的新事物。畜牧和商贸的一体化，让牧民们切切实实得到了实惠，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过上了他们以前从未想过，也从不敢去想的好生活。当然，如果仅有利益的驱动，没有共同的信仰作支撑，“父亲”的工作不仅无从展开，也很难达成合作的亲密无间。对于汉、藏两个民族的共同发展而言，“只有经历这些‘合情’‘合利’的通道，才能抵达‘合理’的状态”。信仰之“理”，汉、藏之“情”，发展之“利”，三者有机融合，共同支撑起了《雪山大地》宏阔的文本世界，真切而深刻地表现了半个世纪以来阿尼玛卿草原汉、藏两个民族携手共进，谱写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乐章。

杨志军在处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重大问题时，搭建起了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作为藏民族与汉民族“融合”的桥梁。“融合”的内涵实现了从传统的以利益为主过渡到民族情感、民族发展的齐头并进。在发展的总体视野下，《雪山大地》充分释放了信仰认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的情感浸润功能，精神引领功能。《雪山大地》的启示在于，只有在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中，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崇高精神引领的发展才是健康持久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命题，有汉、藏两个民族共同的努力，有时代发展强大内驱力的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将会像野马雪山一样，熠熠生辉。

责任编辑：吴海洋

* 本文刊发于《写作》2024年第4期。目录链接：《写作》2024年第4期篇目总览；

**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四五”（2023年）基金项目“中央苏区文艺理论的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3WX2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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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沈钰洁

审阅：郑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