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尹晓琳、赵兴蕊：别样的乡土呈现——梁鸿“梁庄系列”中的乡土空间书写

梁鸿的“梁庄”系列写作是她以梁庄之女的身份，真实地记录梁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巨大变革。该系列作品中她不再接续乡土“衰败”论的基调，而是全面展现了现代化变革中的乡土世界。在村庄空心化的背后，村容村貌日益焕新；在追求物质富足的同时，乡民又渴望人情往来；在内心茫然无措中，他们寻找最初的精神寄托。在转型期的背景下，无论是新旧杂糅的物理空间，还是人际更迭的社会空间，抑或是断裂延续的精神空间，都蕴含着生机活力，呈现出多元复杂的面貌，这是乡土社会的真实景象，也是时代变迁语境下城乡关系的新表达。

2010年，梁鸿凭借其第一部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获得声誉，书写了当下乡村，在活力被抽干后逐渐荒凉、萧瑟。随后出版的同系列作品《出梁庄记》，将视线聚焦到“出走”的人，循着同乡人的足迹访遍大半个中国，寻找在外打工的梁庄人并记录他们的生活。《梁庄十年》以10年为节点，继续书写梁庄人的出生、成长与死亡，以10年为跨度书写了梁庄的乡村史，由此形成“梁庄系列”。针对梁鸿的非虚构作品，学界目前的研究集中在乡土文学、底层关怀、非虚构在场叙事以及作为女性作家与其他作家的对比等方面。

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对空间进行了划分，“他认为我们关注的空间是有物质、精神、社会三种，这三种空间在统一的批判理论出现之前，据他观之都是以孤立的零散的知识形式存在。而空间的知识理应将物质的空间、精神的空间和社会的空间相互联结起来，这样才能使主体游刃有余于各个空间之间”。梁鸿在书中记录了各色人物，这些个体及村庄本身共同构筑起“梁庄”这一整体空间，基于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从物理、社会以及精神空间三方面去论述梁鸿是如何建构多元复杂的乡土空间，展现了梁庄的现实图景以及乡人们的生存实况，也蕴含着城乡关系的新思考。

一、新旧杂糅的物理空间

对于物理空间的界定，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作为物质的存在形式，是能够被感知的客观质料和能量，不仅能够被测量，而且能够被改造和利用”，其是以物质形态呈现的、人可以通过知觉去感知的实在空间。文学作品中最直观的空间形式便是物理空间，梁庄最初在现代化变革中受到挤压侵占，村庄的生存空间在人口流失及过度开发中呈现出萧瑟凋敝的状态，而现如今随着乡村发展及乡民建设，村庄在萧瑟荒凉中再次焕发出崭新的生机活力。

城市不同于乡村仅依靠农耕单一的生产力促进社会发展，城市在众多商业及工厂的汇聚下有巨大的生产活力，是集众多领域为一体的经济发展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城乡间的差距日渐拉大，农民同样对美好生活充满着向往，与此同时，城市也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于是他们抛弃乡土，争相前往繁华先进的都市。乡村在人口大量流失中逐渐走向空心化，年轻群体纷纷外出打工，留下的多为年迈和年幼的群体。在乡民进入城市后，村庄原有房屋破败无人打理，而周围却伫立起越来越多象征城市文明的现代建筑。现代化建筑的涌入象征着城市文明对乡村物理空间的侵占，富有村庄原始文化色彩的建筑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西式的城市建筑。梁庄乡镇的公路两旁矗立起一排排崭新的房屋，全是尖顶的、西式的建筑；在村庄新老公路的交叉口，新房不断增加，有着气派的高门楼、卷闸门和水泥浇铸的大院子，老房也迟迟不愿离场，在气派崭新的房屋之中间或夹杂着一些旧的房屋。于是新房和旧房，共同造就了梁庄越来越拥挤、越来越混乱的内部空间，村庄外观整体上呈现出新旧杂糅、错综复杂的面貌。

在城市吸取村庄人口资源后，自然资源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又一兼并对象。现代化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多元的生存选择，他们不再需要依附土地而活，城市生活的吸引以及耕种的低收益也让他们对于土地难舍难分的情感逐渐消退。于是乡村出现土地大面积撂荒的现象，耕地长期处于闲置的状态，企业等机构纷纷收租进行经济开发，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乡村的生态也遭到了破坏。梁庄曾经肥沃的黑土地因砖厂肆意开采失去营养变得荒败，如今深深地裸露着，环绕砖厂的是无数大坑。过去充满荷香的池塘也成了一滩黑色的淤泥死水，水面上浮满着垃圾，滋生着苍蝇虫蚁。清澈见底的河水、密布的树林变成散发刺鼻工业味的废水以及空旷的荒野。工业化对土地的占用使得土壤退化，土地作为农耕文明的重要象征体现出城市对乡土空间的挤压兼并。

乡土社会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主动抑或被动地向现代化社会靠拢，乡土在追赶城市化的过程中难免会经历阵痛，如人口大量流失造成村庄空心凋敝、生态环境污染恶化，加之城市建筑的挤入使乡村原有景观呈现杂糅交错的局面。但这也是村民们追求更美好更丰盈生活所带来的必然过渡，现代化改革是社会发展前进的直接动力，在让乡土付出代价与牺牲的同时势必带来相应的改观。乡土在人口资源与自然资源遭受城市化掠夺呈现凋敝现象的背后，也暗含着新生，越来越多的乡人在外挣钱后选择回乡建房，现如今流行的楼房套间取代了过去的土屋平层。乡村建筑在一种模式化的照搬背后蕴藏着农民们想要过上城市般现代生活的渴求，城市的生活经历让他们感受到城乡间的巨大差异，他们渴望在乡村也同样能享有城市先进便捷的生活条件，将房屋等外在建筑带入乡村便是他们能与城市生活靠拢的最佳捷径。新房屋的不断修建使家乡展现出新面貌，如今的乡人不再需要依附土地生存，在外有多元生存模式选择的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不断建设着家乡。曾令人揪心的环境也在逐渐改善，过去挖的纵横交错的河道已逐渐被抹平，河道上生出无数个小小的水洲，水洲上野花鲜艳，枝茎秀美。乡土并未像预言般衰败不堪，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不断生长。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并不是置身事外的，农民在城乡间的不断流动使得乡村不断接受着城市所带来的新鲜气息。在这过程中，城乡两种文明并不是敌对的，而是彼此交错的。城市里象征现代化的欧式建筑涌入乡土并取代乡村原有的土泥瓦房，乡村土地除耕种之外也有了建设开发、道路规划等用途。政策导向及村民建设遭受破坏的村庄肌理也在逐渐改善。凋敝萧瑟并非是乡土的全部，不应对城市化给乡土带来的改变都予以否定性的批判，同时要看到乡村也随之有所改观，梁鸿历时多年再次回到梁庄后看到村庄过去所呈现的衰与败也在逐步向新向好发展。这些都是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在碰撞中所发生的改变，只有正视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好与坏才能促使城乡文明由交错走向共融。

二、人际更迭的社会空间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止指向物质的客观实在，体现着自然属性，同样也蕴含着社会意义。这是一种“能够被感知的实在的生活空间，呈现属人性，是蕴含人的精神意识的物质存在”。社会空间是人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建构的范畴，指向个人在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包亚明曾提到：“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吗？当然是，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社会空间是群体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互动、交流和行动的空间，呈现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城市相较于乡村是陌生社会，市场经济的巨大成就使其理念深入人心并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于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也开始将金钱视为人生的准则，在交往中用利益替代人情。如今空心化的村庄鲜有人烟，过去人与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亲密感早已淡薄，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降低，对村中事宜鲜有关注，集体意识的淡薄及重利轻义的疏离都使过去的熟人社会逐渐分崩离析，走向了半熟甚至陌生社会。“远亲不如近邻”“一家有事百家帮”等俗语历来都是邻里间互帮互助的美好佐证，而现如今这些美好的品质逐渐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光河在经历儿女丧命的巨大悲痛后还遭受身边人的舆论指点，村人指责他接受补偿款的妥协，嘲讽他用儿女命换来的钱盖房，曾经印象里颇为英俊的青年在经历多重伤痛后像七八十岁的小老头那般苍老。村庄一改以往彼此熟识的温暖关照，邻里间的交往掺杂着利益考量。家庭内部长幼有序的教化权力也在消减，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村中年轻劳动力大量进城，留守的多为老人儿童。代际间的长期分离也促使亲人间的情感淡漠，世俗化养老便成为村中极为常见的养老方式，老人不得不选择照顾孙辈以换取将来的老有所养。他们本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却还需要照顾孙辈，年迈的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承担照顾孙辈的重任。五奶奶在孙儿不幸溺毙后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与内疚，甚至有老人因疏忽丧失孙辈后选择服毒自尽，子女因此与老人反目成仇的也比比皆是，这都对老人的身心造成不可弥补的损伤。因为父母的缺席疏忽，孩子无人管教导致了王家少年犯罪的悲剧抑或是辍学打工的现状，而留守的情况放眼望去也是村庄的普遍面貌，芝婶提及村里几乎家家都是这样，全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于是在幼无所教、老无所养的社会环境下犯罪群体趋于低龄，自杀群体趋于高龄。

熟人关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被肢解，从人与人之间的疏远中可见一斑，熟人社会在转型期的背景下开始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但毋庸置疑的是农民仍旧表现出对传统村庄“熟人社会”强烈的留恋。渴望血缘联结的亲情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即便家人间会因矛盾心生间隙，却还闪现着那永恒存在的希望，就像五奶奶、贤生兄弟等，无论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抱怨与争吵，背后还有亲情，还有谅解。在内蒙古凭借做油泵生意发展较好的贤生是家中的老大，他带领家中的弟妹一起挣钱，可兄弟几人却因利益的分配不均与兄长离心，四弟连结婚也不告知大哥。成家立业后的几人开始破冰，彼此间增添了理解信任，也有许多秘密可以共享。过去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家庭共同体，依旧在许多重要事件上承担团结和互助的义务。乡土传统的人情结构也并未完全瓦解，乡人仍依赖村庄原有人际交往的情感模式。乡民来到陌生的城市后感到紧张不安，他们仍寻求熟人的慰藉，来到城市后自发汇聚在一起抱团取暖，将村庄的人际交往模式照搬到城市。城中村便是他们将村中人情模式转至城市的显著体现，像西安灞桥区、“河南村”等是梁庄人在外通过“扯秧子”的方式，把来自家乡的亲戚朋友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小型村落，在城市的任意角落便可通过一个乡人从而联结出一个群体。

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传统乡村社会的熟人结构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文化受到冲击，家庭内部出现嫌隙隔膜，孝悌文化趋于弱化，亲人之间的感情也疏远淡薄。这都是现代化发展中乡村人际关系的变化，但变中必有常，乡土传统的伦理模式依旧影响着乡人。正如血缘仍是乡人情感联结的纽带，他们仍享受人际间的往来，在外自发编织乡里乡亲的关系网来相互支撑，温暖每一个漂泊的乡人。在外临时组建的关系网也正是出于熟人社会间所形成的真诚默契，从而更加稳固牢靠。熟人社会可谓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公序良俗，重建熟人社会可以构筑温馨和谐的人际氛围，将其引入城市可以一改城市的疏远冷漠，更好地建立起理性契约与温暖人情共生的新型社会。

三、断裂延续的精神空间

列斐伏尔指出，在空间认识历史演变过程中，空间范畴具有了两重含义：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精神空间是人类认知的产物，带有人主观的情感投射，是通过自身意识对外部世界进行建构的内部空间。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乡村在城市化浪潮中被蚕食侵占，农民在追求城市文明的过程中被孤独感和漂泊感笼罩着，既在融入城市的渴求中屡屡受挫，又在抛弃乡土的决绝中彷徨失措。乡村原有的伦理价值崩溃，农民在新的价值文化还未形成的真空状态中陷入了精神危机，他们在焦虑与挣扎中寻找着最古老的心灵寄托。

村庄内部的公共生活在慢慢消失，精神文化面临着颓废和失守，乡村整体精神文化日渐淡薄。学校是承载精神文化空间的重要载体，如今梁庄的学校接连残破废弃，学校的废址甚至沦为养猪场。学风兴盛之际的村庄有着神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现下人们的思想消极，默许家中的孩子辍学打工，物质生活逐步改善的同时精神文化却日渐衰微。为提高村庄文化素质所设立的文化茶馆，是希望村民在休闲喝茶的同时看书学习，实际上却成为聚众打牌的娱乐场所。理想转为现实后发现最初所有美好的设想都被架空，村庄整体的文化氛围处于极度萎缩的状态，村庄失去了精神凝聚力。在精神文化的低迷和消沉中，人们出现了信仰危机，信教的人群盲目地将生活寄托在虚无缥缈的事物上，执拗地推崇宗教的好处，认为生活的顺遂都来自对主的信奉，更有甚者过度迷信到不劳动不顾家，最终发展成邪教。明太爷的妻子灵兰大奶奶不顾家人的反对及村人的眼光，沉湎于宗教之中，几十年如一日地不要家，只要主。但对于信教者而言选择信教并不是出于多么虔诚的信仰，相反很多人对自己所奉宗教一知半解。他们期望从信仰中获得的是一种尊严、平等和被尊重的感觉，当乡村匆忙追赶城市化之际仍有人落在身后，无措和落寞包围着这些“掉队”之人。他们深感迷茫和沮丧，在乡土务实文化的影响下，他们的精神长久处于被压抑却无从释放的状态，所以他们希望借助精神信仰来填补原有的荒芜空虚，从中寻找精神的避难所。

对那些涌向城市的农民而言，与土地不再是黏附的关系，他们在城乡巨大差异的现实中对于乡土文化的认同发生错位和隔膜。曾经的乡土社会，乡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深深地依恋，但如今年轻一代不再对家园有“落叶归根”的情感追求。乡土记忆强化了老一代农民工的农民身份和农民工身份的认同，却使新生代农民工拒绝认同。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不愿意留在家中，不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他们不想重复父辈命运，耻于父辈们的自嘲与欢乐，害怕这是他们的将来。他们一直渴望得到城市的接受和认可，而现实却是在外长期漂泊，感受来自城市的冷漠。即便他们常表现出对家乡的排斥和反叛，但依旧无法从根性上改变乡土性的前现代文化心理。乡土情节依旧是每个乡人心底所携有的，对于离乡的游子而言，家乡从来都是联结起彼此情感最好的纽带，那里是令他们又爱又恨的地方，对他们而言，有家园就意味着有退路，家乡并没有在人口大量锐减后走向衰败而是在逐渐变好，村庄人口在减少而新房在增多。梁鸿通过十年间的观察看到家乡新房林立，且这些新房的主人并非都是那些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也包括久离家乡、在外已经有稳定工作的人。这并不是出于房产升值等功利目的的考量，而是作为乡人精神的慰藉，即便他们长久在外漂泊，梁庄却仍是心底最认可的家，是他们的精神中心。家乡的情感早已深入骨髓地烙印在每一个乡人身上，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对家乡的情感，那都是他们内心无法抹去的印记，故乡是回不去却走不出的地方。

梁庄里有上百个真实的精神个案，这些个体勾勒出当下乡土社会真实的精神面貌，当乡村的物理面貌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极大改变之时，伴随着的是乡村内在精神的裂变。但其精神实质并未整体性消亡，它仍有着内在生机，对于中国的乡村社会来说，乡村伦理具有根本性的精神意义。乡村文化有其丰厚的历史底蕴，即便受城市文化的入侵开始瓦解走向混杂，却仍是乡人心底的普遍共识，在困境中依旧会再次焕发出生机活力。

四、乡土空间书写的文化思考

处在转型期的乡土所呈现的直观面貌是萧瑟凋敝，而这并不能概括乡土的全貌，乡土在亦步亦趋追赶城市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我”，丢弃了原本的文化结构，但也并不能简单地给乡土做出否定性的判断。在城乡中国的转型期，城乡的发展并不平衡，很多作品扬城抑乡，或扬乡抑城，二者总是以对立的姿态出现。但任何事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如今在乡村振兴的号召下，城乡二元也由曾经的对抗冲突逐步走向对话共融。

（一）一体二元：瑕瑜互见的映照

城市最早是由乡村慢慢演变而独立形成的，却一直与乡村被视为两个相对的概念，由此城市与乡村形成相互映照的镜像角色。作家们在对城乡关系进行刻画时呈现一褒一贬、一抑一扬的厚此薄彼现象，当城市是先进文明的代名词时，乡村被视为落后贫瘠的代名词；当城市变为异化人性的深渊时，乡村则是净化心灵的港湾。历来城乡关系的书写大多秉持着非此即彼的单一刻画，从而造成城乡二元割裂的结果，而城市与乡村并不应只有非黑即白的对比关系。

梁鸿笔下的叙事空间由梁庄这一乡土空间及乡人在外工作的众多城市空间构成，并在城乡空间中交替叙述，叙事时间达十年之久。这期间城乡在转型发展中并不平衡，乡村作为城市的前身对其有输送养育之功，城市却对乡村充满着冷漠排斥；而乡村自身落后的思想理念也使其现代化进程受阻。梁鸿改变以往赞一贬一的城乡关系表达，在叙事中尽量抽离主观先入为主的视角，给予城乡二者平等的发声权，站在各自的视角对事件全貌予以呈现，让读者感受到不一样的城乡关系表达。在西安城区从事三轮车运营的梁庄人被视为城市的痼疾，当梁鸿站在乡人角度讲述时，让读者感受到的是他们受城市霸道排挤的艰辛苦楚，如果仅停留于此，那便仅能感受到城市的无理和蛮横。但在另一种叙事视角中却是不一样的景观，这些三轮车属于自发运营，在城市里没有形成有规章的治理模式，于是这些混杂无序的黑三轮便成为影响城市市容市貌及交通秩序安全的社会问题。一种场景的两种叙述给读者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思考，在城乡交往过程的碰撞摩擦中，梁鸿不再轻易给双方定性，这种城乡关系的新表达作品更具思考深度和叙事张力。

城乡关系的新表达已不再是当城市在物质层面侵占挤压乡土时选择凸显乡村精神层面的美好丰盈，而是客观地展现双方各自的优劣。在过去书写城乡的作品里，城市是摧毁人性的深渊，农村青年进城遭遇不幸磨难后几乎都走向堕落或毁灭，他们厌恶身后的乡土，前赴后继地进城却都走上不归路。而如今农民进城并不再意味着消沉，那些梁庄女孩们依靠自己在外打拼，虽艰难求生，但精神富足的她们依旧乐观健康。同理，回乡也并不代表可以净化一切，回家后的乡人便开始厌弃落后贫瘠的乡土，转而又对城市充满向往。当下，城市给乡村带来萧瑟的同时也带来了改观，城市吸引着乡人不断前往，他们接受并学习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在乡间盖起一栋栋现代化的欧式建筑，村庄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现代的理性思维也传入乡间，曾经熟人社会亲密友爱的关系走向弱化，但也促使现代理性观念的形成，乡人也开始有了契约意识、法律意识、自由意识等等。这些都是城市化发展给乡土带来的改善。很多时候，是乡村自有的传统顽症使其在转型过程中受到阻力。城市在最初的发展中的确由内到外给乡土带来了破坏，但这是社会发展转型期无法回避的阵痛。如今城市也开始反过来带动乡土的改善，且在乡村振兴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资源开始向乡村倾斜。在梁鸿跨度十余年的作品中便可看出变化，她最初所忧心的乡村生态已经开始优化，过去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观在日益改善，并非受过伤害的就不能形成新的美好。

梁鸿没有偏颇地肯定或否定一方，而是以一种极尽客观的视角去审视当下城乡间的生活，城乡各有优劣，城市带给乡村的并不完全都是破坏，也带来了现代意识和先进文明；乡村在田园牧歌的背后同样遗留着封建礼教下的愚昧思想。城乡二者作为彼此的“镜像”相互映射对方的多元和复杂，一个丰盈物质一个治愈灵魂，一个勇于改革一个继承传统，当作品不再停留于对城乡二者的单一定性时，便会带来更进一步的思考深度与叙事张力，也是当下城乡关系最真实的写照。

（二）二元交融：第三空间的共建

城乡关系在书写中一直被视为对抗的存在，二者处于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而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旨在开辟一种“他者化”的新视野，消弭二元对立从而彰显亦此亦彼的可能性，是结合前两者的第三种可能，城乡二元在一褒一贬的镜像映射外应有更多新的可能。“城市和乡村不再是‘文明’与‘野蛮’的对抗，也不再是‘虚伪’与‘单纯’的冲突，而是走向了‘融合’和‘对话’并最终走到一起，‘衍生’出一种共通的历史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审美形式。”

在过去很多展现城乡对立的作品中，农民工进城都是怀着对城市的向往与对乡土的敌意，来到城市后的他们遭受排挤无法立足，在现实的打击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堕落，展现了城市对人性的异化。而如今城乡共融的表现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并做到了回乡，最初来到城市的乡下人渴望融入城市，但现实的打击使他们认清现实，此时的他们不再执拗于留下，而是在感受到城市的残酷冷漠后选择回乡。乡人们的结局不再是心生怨恨后选择自甘堕落，而是意识到身后总有乡土可以退守，乡土不再是仅存内心的美好畅想，而是在外筋疲力竭后可以寻求慰藉的归宿，是疗愈心灵的港湾。梁庄的梁安在城背负着欠款，每天都处在极度忙碌的状态中，工作之余的他被心慌心悸包裹着，经受重压的他患上了抑郁症，于是他毅然决然选择回乡重新开始，回乡后他每天的行程仍忙碌紧凑，而不同的是，在乡的他感受到是充盈自在。如今的乡人在进城挣扎受伤后不再对留城有放不下的执念，反而增添了追求过后的释然，有了城市生活经历的他们不再因城乡地位的悬殊而心生艳羡，也不会在城市耗尽体力和青春后才选择回乡，而是真正清醒地认知到自己的需求，坚定地选择回到家乡重新开始。

回乡之人也并非仅是将乡土视为疗愈的港湾，有越来越多的“能人”回来参与村庄建设，他们接触了城市现代文明，有更加开阔先进的思想。他们普遍是在城发展较好的农民，由乡入城的经历让他们清晰感知到城乡二者的差异，对于家乡的发展有更深刻的见解，不再拘泥于农耕时代的治理方式，回乡后开始尝试将城市经验逐渐融入乡土。梁庄里的栓子在外靠校油泵有可观的收入，机缘巧合下被任为村干部，初出茅庐的他对家乡治理充满了干劲。能人治村也有其时代发展的需求，当下随着农民自主意识、平等意识的增强，对村干部的权威认同出现了一定的弱化。那些有能力且有见解的农民回乡能更好推行政策的落实，重建乡村凝聚力。随着城乡一体化的逐步推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带着先进的理念模式和对家乡的真挚情感回乡开展建设。

城乡二元共融的实现应当是肯定城市时不再否定乡村，赞美乡村时不再批评城市。乡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城乡间的双向流通，可以在进城后感受到如家乡般的温暖和人情，也可以在留乡时享受到如城市般的资源和便捷。肉体和灵魂不再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而真正的实现还需要有很漫长的路去走。乡土文明作为建设的底色要不断参与到城市化的进程之中，作为我们心底流淌的血液以及维系城乡文化共同体的情感纽带。

结语

乡土有其顽强坚韧的生命活力，一直不屈地反抗着、生长着，乡土并非只有衰败不堪，城乡一褒一贬的叙事话语早已僵化，无法真实呈现当下的城乡生活。而这历来不变的模式化书写也正是闭门造车的结果，长久以来作家便沿用着传统的文学创作模式，这就需要有像梁鸿这样的非虚构作家去深入生活，观察当下真实的城乡中国，不再将颓败作为返乡之旅的全部见闻。作为故乡之子更应以平视的视角感知到真实的乡土是好与坏、变与常并存的，蕴藉着苦与甜，有痛亦有光。尤其在乡土振兴战略下，城乡已经走向融合发展，在新语境中便更需要作家重返乡土，去感受变化后的新乡土世界，记录下真实的乡土故事。

责任编辑：吴海洋

* 本文刊发于《写作》2024年第3期。目录链接：《写作》2024年第3期篇目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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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版：沈钰洁

图片：来自网络

审　阅：郑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