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李保森、李苑硕：被书写的外卖骑手：社会景观与传播效应

近年来，外卖骑手深度参与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关于外卖骑手的写作日益增多，并多次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围绕外卖骑手的写作，一方面呈现了外卖骑手的现实遭际，展示了他们特定的工作方式及其困境和创伤，另一方面也具体而微地展示了非虚构写作的传播效应。通过体验式的感受和参与，写作者不仅获取了言说与创作的素材，也获得了自我反思的契机。对外卖骑手群体的参与和讲述，是写作者与现实生活重建关联的一次有效实践。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一些职业陆续成为消失的景观，一些职业则成为新兴的日常，参与和重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外卖骑手正是新兴职业之一，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巨大便利。与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相比，被书写的外卖骑手通过文字、视频等形式获得了集中的聚焦与呈现，给社会公众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前者仅仅是我们的目之所及，后者则向我们讲述了这些骑手奔波背后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真实且鲜活的生活。围绕外卖骑手的写作，不仅构成了文字中的社会景观，也引发了特定的情感效应。在这一现象背后，一些问题随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写作者是谁？他们写了什么？他们的写作为什么能够获得大范围的关注？相比于短视频中对外卖骑手生活的记录，为什么写作会具有如此高热度的传播效应？

一、三种叙事：被书写的外卖骑手

2023年9月份，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邢斌在网络上走红，缘由是他以文字实录的形式分享了利用假期时间从事外卖工作过程中的经历与感受。与邢斌一起引发关注的，则是外卖骑手这个群体。其实，早在2020年的9月份，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就以大规模传播的方式，引发了人们对这一群体的聚焦。在这篇文章里，外卖骑手遭遇的困境得到了细致揭示。这篇文章不仅使读者近距离地了解了外卖骑手的工作状态，也推动了相关企业积极改进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之后，《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需要的不只是多5分钟》《我和外卖骑手，一起困在系统里》《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以及第一本聚焦外卖群体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外卖》等作品相继出现。除此之外，北京市人社局一位处长体验外卖工作、本科等高学历获得者参与外卖大军、外卖小哥出手救人等新闻也频频提升着这一行业的社会热度。在当代小说中，外卖骑手的形象也开始出现。鲁敏在她的长篇小说《金色河流》中，为了说明“其实触目所见，哪里不在资本的逻辑之下”，叙事者创设了外卖骑手为了及时完成派送而选择极速行驶和违法逆行，却发生了车祸而造成两三条人命未卜的情境，躺在地上的骑手此时关心的反而是客户对该单的确认。虚构作品对这一场景的选用，大概与现实生活中此类状况的频发有关。

本文无法对有关“外卖骑手”的全部书写展开探讨，这里仅以《人物》推出的深度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杨丽萍的《中国外卖》与邢斌的《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为讨论对象，着重对三者的叙事角度与内容进行论述。

《人物》杂志以角度新锐、内容富有深度、影响力广泛而为读者认可，其推出的重磅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便是一例。这篇文章关注的是外卖小哥的“困”。这篇调查报告起于“为什么外卖骑手的车祸越来越多”的困惑，在长达十个月的时间里，作者赖祐萱通过多种形式采访了外卖骑手、交警、客户、相关学者等多个相关主体，从而揭开了外卖骑手在现实中面对的重重困境。当用户享受着外卖骑手提供的便利时，殊不知这些骑手却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作者和她的团队从时间（平台要求送餐日渐加速）、天气（尤其是大雨）、导航（规划路线与实际路况龃龉）、电梯（有没有资格乘电梯、能不能乘上电梯）、商家出餐（出餐是否及时）、情感劳动（“祝您送餐愉快”的口头表达、安抚用户、“微笑行动”等）、游戏化生存（骑手通过送单数量、速度与用户评价获得不同等级）、电动车（车况差、速度快）、安全保障（难以落实的保险理赔），以及无解的算法（《人物》团队曾尝试联系某平台的算法团队，但遭到拒绝）等多个方面细致呈现了外卖骑手在职业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阻碍。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一些外卖骑手冒险突破安全的红线，为了完成配送而不顾及个人安危，因而遭到创伤。在强大的算法面前，为了多一些收入，外卖骑手勇敢地突破禁区，在一次次送单中抱有侥幸心理。困住他们的，或许不只是系统，还有对生活的低成本追求。

在创作体会中，作者详细介绍了这篇深度报道的写作缘起和经过。在写作过程中，这篇报道的名称、结构与线索经过多次调整，联络采访对象的经历也殊为不易。这篇报道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作者对外卖骑手这个群体的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当作者把纷繁无序的细节与故事变得条理清晰、结构完整时，不仅使外卖骑手面对的困境从背景走向了前台，也让作者对这一群体有了更加真实、深刻的认识。也正是因此，作者感叹道：“这些活生生的、为了生活努力奔跑、默默工作的劳动者们，他们的身体、情感、需求和生命应该是比时间、利润、数据，更重要的事。”此外，这篇创作谈是对《人物》杂志工作方式与写作过程的有效呈现，具有示范价值。

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位外卖骑手给作者赖祐萱发去了一个红包，以表示他对作者关注自己所在群体的感谢，这一举动表明了他对作者的写作行为与所写内容的认同。这篇文章引发的关注，使更多人看到了外卖骑手的不易。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相关企业及时做出了回应，允诺将对系统设定的规则进行调整。

与《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着重从外部因素尤其是结构性原因探讨外卖骑手面对的困境相比，杨丽萍的《中国外卖》与邢斌的《2022年冬，我在临沂送外卖》更多地呈现了外卖小哥的日常境况与生活状态。

杨丽萍的《中国外卖：外卖小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被称为真实反映外卖小哥生存现状的非虚构力作。通过观察与采访，作者呈现了数十位具有代表性的外卖小哥的外卖故事。他们在年龄、性别、爱好、生活遭际、职业成长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如爱好创作诗歌的王计兵、为救治重病儿子而成为一名外卖员的张伟超、为救妹妹而放弃考研的韩盈盈、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宋增光等。作者从成为外卖小哥前后的心路历程、外卖过程中的遭遇与感受、外卖职业的潜力等多个方面，展示了外卖小哥这一群体的复杂状况。这些外卖骑手的付出、获得、辛酸、无奈、不甘等，都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显现。值得关注的是，杨丽萍还把关注的对象指向了外卖小哥中的残疾人，如书中讲述的李帮勇、王建生、许庆龙等人。与常人相比，这些残疾人的故事更让人感到心酸。他们成为外卖员，往往要克服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难题。这既是他们自食其力、不甘命运摆布的体现，也是他们寻求新生、创造新生活的积极作为。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外卖行业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有意识地使用了《新服务催生新就业，新就业反哺新乡村——阿里巴巴本地生活骑手就业扶贫报告》《2020年外卖骑手职业报告》《2020年新青年居住消费趋势报告》等报告提供的数据，这一方面拓展了写作的背景与视野，一方面能够保证所写事实的可靠性与真实性。

在山东临沂东夷书院的一场分享活动上，来自临沂大学的教师邢斌以《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为题，讲述了他在一个月内做外卖骑手的经历。这篇分享并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口头表述的色彩更强一些，主要由外卖的基本情况、外卖过程中的体验、普通民众的生存成本、知识分子的“信息茧房”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构成，由浅入深，循循道来。在第一部分，邢斌介绍了专送骑手与业余的众包骑手各自的工作方式，对两者的劳作强度进行了比较与说明；在第二部分，邢斌讲述了送外卖的一些体验，既有受辱之事，也有过温暖时刻；在第三部分，邢斌以真实数据和案例对隐形控制结构、猝死、罚款等做出了描述，并对中外骑手的待遇和保障做出了比较，进而发出了“究竟谁在阻碍我们过上有最低体面水准的生活?”之问；在第四部分，邢斌把讲述的重点落在自身所在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他的这份分享中，既有对普通民众的关怀，也有对自我乃至知识分子群体的主动反思。在这一个月内，邢斌完成了2000单的派送。邢斌在分享中还提供了一份账单，详细记录了他的工作时长与获得的收益，使听众与读者对外卖骑手的收入有了一次直观感知。

比较邢斌与杨丽萍的写作，可以发现有如下不同。一是写作者的身份，邢斌是一位大学老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杨丽萍则是作家，曾任家庭期刊集团原总编辑，出版有《快递中国》等多部作品。二是写作的缘起，邢斌是在看到两则相关新闻后，难以辨别真实性，便决定亲自体验外卖工作，这才有了他的这篇文章；杨丽萍则是在受到他人的邀约（本来是写快递小哥，后来聚焦于外卖小哥）后，克服了许多困难，前后采访了百余位外卖骑手，进而完成构思与创作的。三是写作姿态有别，邢斌的写作是个人体验后的诉说，属于沉浸式、参与式写作；杨丽萍的写作素材来自她的调查与访谈，倾听、见证、旁观的姿态更为明显。四是写作对象不同，邢斌的表述中，“我”的分量更重，“我”的遭遇、苦乐体验更深刻，由内而外、由此及彼地呈现了外卖小哥的真实生存状况；杨丽萍的写作对象更加多元，以具有代表性的外卖小哥展示了这个群体的复杂构成，有助于读者丰富对这一群体的认知。五是传播媒介有异，邢斌的写作通过新媒体获得了传播，杨丽萍的作品通过出版发行走向了社会。六是传播效应不一，借助于公众号的推文以及更多公众号的转载与读者的转发，邢斌的自我诉说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并因此受邀参加相关话题的访谈；杨丽萍的作品虽自诩“当下还没有一部反映中国外卖小哥的长篇报告文学，此书具有填补文学空白之意义”，并入选了2021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被相关作品选选入，但受制于纸质媒介的遇冷，这部作品的影响较为有限。

需要说明的是，从上述几个方面对比邢斌的表述与杨丽萍的写作，并不是为了让两者一较高下，更无心做出写作水平高低的世俗性评价，而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他们各自写作的特质。在笔者看来，他们两人的创作从不同角度书写了外卖行业，恰是对彼此的补充。

从《人物》推出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到杨丽萍的《中国外卖》，再到邢斌的分享，这三个文本、三种叙事，在不同的框架中、从不同侧面，勾勒了外卖骑手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将这个沉默的群体一次次置于公众视野中，丰富了人们对这个群体的认知。

二、讲述与被讲述：非虚构写作中的“身份”

作为对特定群体进行观照与呈现的写作实践，非虚构写作从一开始就在“身份”上引人注目。非虚构写作中的身份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写作者的身份，一个是写作对象的身份。这两重身份在彼此的亲近、观察与对话中，支撑着写作的展开与完成，并在作品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

身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涉及自我认同，还关联着社会认同。在舆论场域中，身份往往是发挥关键作用的因素。性别、民族、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都参与了身份的构成，也是身份状况的具体体现。在对“外卖骑手”的写作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身份在写作传播过程中发挥的突出作用。

事实上，身份（也可以称之为群体）与空间一直是影响非虚构写作生成与传播的关键因素。从梁鸿的“梁庄系列”（《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到周瑄璞的《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周记》，从袁凌的《寂静的孩子》到顾湘的《赵桥村》，从丁燕的“工厂系列”（《工厂男孩》《工厂女孩》）到彤子（原名蔡玉燕）的《生活在高处——建筑工地上的女人们》，从胡卉在《木兰结婚》对女性婚姻处境的关注到弋舟在《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中对独居老年的关怀，从阿慧的《大地的云朵》聚焦于在新疆摘棉花的河南人到易小荷在《盐镇》关注边地晚年女性处境，以及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去家访》中对当代大学生生存状态与精神状况的书写……这些作品在特定群体的视域下，将笔触指向了个体。写作者将我们日常生活中习焉不察的群体置于书写、讲述与阅读的视野中。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写作者呈现了当代社会的一处处微型景观，展示了平凡生命遭遇的悲欢。

在这些作品中，有着共同身份的群体，因着个体的人生经历而变得具象化，而个体的悲欣体验则在讲述中生成了共通的情感反应。个体的面目在群体书写中容易变得模糊，他所在群体的社会存在状况，却因着非虚构作品的存在令我们有所感知和认识。或许，我们很快会遗忘作品中讲到的那一个个脆弱的个体，但因着群体的被呈现而对深处其中的他们抱有“了解之同情”。

外卖骑手等写作对象的身份特征，使得非虚构写作的实践是对社会面相的一次呈现与补充，而邢斌等写作者的身份，则为非虚构写作的传播增添了有力因素。

邢斌的文章在网络上得到了广泛传播，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外卖骑手的关注。这种体验式写作，很容易让人想到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妇眼中的乡村图景》等文章。几位写作者面对和处理的题材虽然有异，但他们的写作都能够引发热议，不仅仅在于所书写的对象和内容，以及发表时的契机，更重要的则在于他们的身份。邢斌是一名外卖骑手、王磊光是一位返乡者，黄灯也确实是一个农村儿媳妇，但他们更为日常的身份则是文学教育者和文学研究者。相比于外卖骑手、返乡者、农村儿媳妇的感性身份（或者说是临时性、过渡性身份），高学历者、大学老师的身份更为稳固，也更具话题度与传播力。比较而言，两种身份在社会地位、生活遭际和传播效能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邢斌的《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最早（2023年8月23日）以同名发布在活动主办方的微信公众号“东夷书院”上。随着这篇文章在朋友圈的升温，越来越多的公众号开始转载，并对文章的内容进行了提炼和新的命名。微信公众号“昆仑策网”转载时题为《高校教师的外卖员经历：究竟谁在阻碍我们过上有最低体面水准的生活?”》；微信公众号“一个时代的记录”和“北大清华讲座”转载时用了同一个题目《神文！高校教授跑了一个月外卖写下这篇文，几千万浏览量，5 万+评论》；微信公众号“近代学术”转载时题为《邢斌|我是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跑了一个月外卖，写下这篇文》；东风新闻在官微上以《大学教授兼职外卖员：对生活没切肤之痛，写出的都是轻飘飘的》的名义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由上述事实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在被转载和再编辑时，无一例外地凸显了写作者的大学教师这一身份。这显然并非无的放矢，而是一种有意的凸显和强调。

读者在阅读这些文章后，在文章后的留言中即时发布了自己的想法，或对邢斌的做法表示支持，或体谅外卖骑手的不易，或讲述自己在生活中如何善待外卖骑手等等。这其中，有不少读者留言称赞邢斌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以“真正”和“知识分子”对邢斌的作为进行评价与定位，显然与近年来乃至更长一段时间以来知识分子的社会声誉有关，而这再一次显示了社会公众对“知识分子”的想象和期待。

尽管邢斌主动成为一名外卖骑手的勇气与实践值得肯定，但他的体验式参与与临时性身份，还是使得他与真正的外卖骑手仍然有着相当清晰的边界，也使得他的体验在深刻性上打了一些折扣，比如他不需要担心失业与收入，有全身而退的自由等。在邢斌提供的账单中，我们看到了“有事，喝酒”的字样，这当然是邢斌个人的自由，无可厚非，但也从侧面显示了邢斌有着真正的外卖骑手难以拥有的一份洒脱。

邢斌的分享被广泛转载和转发之后，他本人也开始在网络上走红，获得了更多的言说空间。《人物》《南方周末》等著名杂志对他进行了专访；2023 年9 月4 日，邢斌受邀参加凤凰网财经的直播采访，超7000人次观看了这场直播。在专访与直播中，邢斌的经历与感受获得了更多的表达，他在送外卖过程中的更多细节和故事也因此被激活。

不过，当邢斌在讲述自己身为外卖骑手的经历与感受时，作为被讲述的、真实的外卖骑手还依然在路上奔波着。这种讲述与被讲述之间的错位，难免让人产生“喧宾夺主”之感，再次重演了“底层写作”面临的尴尬。知识者有能力讲述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底层苦难，却并非苦难的承受者；外卖骑手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比知识者有更多的体验，却没有能力讲述（这里是就大多数情况而言的，并非指都没有能力讲述）。另一方面，知识者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讲述更容易获得人们的关注。尤其是，他们在讲述过程中体现出的责任感与担当，更容易引发人们的赞美。但是，我们更应关注的是讲述的内容与被讲述的对象，而不仅仅是讲述的主体。

21世纪初，因为曹征路作品《那儿》的问世，当代文学批评界曾有一场关于“底层写作”的讨论，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是底层”“谁来写作”“如何写作”等，由此引发了对知识分子与普罗大众关系的再思考。敏锐的研究者则从中看到了新的变化，“‘底层’回到了文学表明，社会结构视域再度代替了个体本位。文学重新开始关注社会学的一系列范畴……”如果说，21世纪初的“底层”是对社会存在和文学存在做出的一个概括性、相对性、模糊性、笼统性形容与描述，那么，随着近十多年来非虚构作品的不断问世，一个个陷入生活深处的群体相继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使得“底层”变得具象化、形象化、细节化。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其中的尴尬并未得到缓解。

著名文学史家洪子诚教授在讲授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史现象时，曾说过一段并不只适用于考察文学现象的话：“对于无论是哪一个时期的历史，无论是哪一方面的现象，在说出我们的考察、了解的事实和意见的同时，记住还有‘哑然无言’的大多数，总是有好处的”。的确，在邢斌之外，大多数外卖骑手仍然日复一日地等待着新的订单，与新的难题不期而遇，他们以无声的行动书写着外卖骑手自己的故事。

三、重建与生活的联系：写作者的自我反思

如前所及，从梁鸿、王磊光到黄灯，再到邢斌，这些写作者都共享着一个身份：文学教师和文学研究者。除此之外，他们的写作具有另外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对自我生活方式的反思与校正。尤其是后者，既是他们写作的缘起，也构成了写作的落脚点，更成为读者获得情感共鸣的有效契合点。因为写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嵌入，非虚构写作的传播获得了足够的动力。真实而鲜活的日常人生，始终应该是文学写作的根基。

在邢斌讲述的最后一部分，他提到了“信息茧房”，并指出这一现象在底层民众与知识分子中都发生着，以至于两者之间难以相通，而且彼此间的了解较为有限。整个讲述稿中，这一部分内容最少，却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对前面的叙事性内容进行了主题般的升华，并引出了当代知识分子对自身存在状况的关注。也正是凭借这一点，读者对“外卖员”邢斌产生了敬意。

邢斌所提及的“信息茧房”的形成，其实也是对当今社会状况的一种描述。或者说，这是当今社会的现实状况，才产生了这一“茧房”。自1978年施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人们的自主性、流动性获得了更好的保障，个体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对生活做出个性化的安排，中国社会因此显得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但是，另一方面，学历、职称、户口、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因素日益开始发挥作用，进而形成了门槛般的存在。具体到邢斌、梁鸿等人所在的文学学科来看，由于升学考试、学位获取、学术论文、科研项目等要素的作用，这个学科的秩序得到了建构，并日益稳固，形成了这个学科特定的学术话语、生存方式与生存样态。拓展至整个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各行各业之间也是自成一体，行业之间形成了壁垒。因此，不仅邢斌个人的“盲区”越来越大，这其实是很多人的状况。邢斌能够抽离出舒适的生活，主动投身参与到别一种生活去，确是突破“盲区”之举，勇气可嘉。

邢斌的这一说法还涉及知识生活的空虚与无聊感，所以社会公众（其实主要还是偏向于文人社会科学专业的从业者）与他的共情之处偏偏在于“读了很多年书，读了很多书，结识了很多读书人。但我觉得读书越多，盲区越大，反而会生成一种鄙视日常世界的莫名奇妙的自负”。当这篇文章被人文社会科学类公众号不断转载以及关注这些公众号的读者不断转发时，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另一重群体、另一种生活，还有对一种身份、一种生活方式的反思。

在凤凰网的直播中，邢斌如此介绍自己的写作初衷：“在现实的一些经历中，我感受到，我对底层人，尤其是对今天年轻的底层人，已经失去敏感度了。我想恢复自己的良知，恢复自己的敏锐度，这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本意。”在被进一步问到为何选择外卖骑手来体验时，邢斌如此回答：“其实我现在更担忧的是今天新一代的年轻人，就是90 后、00 后，他们所从事的比如外卖员、快递等等这些工种。我经常看到报道中说，他们的精神压力很大，他们的体力劳动强度远超我的想象。我就想做这样一个新的工作，也对比一下在农田，在以前的工厂里的工作，它到底是怎样一种对比？”

在前一个回答中，邢斌所说的“敏锐度”，不仅是指向年轻人的，其实还指向了当今时代，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就生活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是今天这个时代支配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限定了年轻人的处境。如果不能对年轻人的生存状况有所感知，自然难免对年轻一代感到隔膜，也就难免对当今时代产生误判。在后一个回答中，邢斌想要通过一个特定的工种来勘探新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压力。通过真实的体验，邢斌承认现在的年轻人确实比以往时代承受着更大的劳动强度。与务农、做工等传统职业相比，从事外卖工作的新一代年轻人面临着高昂的生活成本，也付出了传统职业难以匹配的体力劳动与情感劳动。

无独有偶，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一开始就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与状态表达了不满与不甘：“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因此，她决定回到自己的故乡，一方面可以在实地情境中打量日益陌生的“乡村”，另一方面则恢复她自己与真实生活的联系。

尽管虚构性的创作也需要以真实的生活作为依据，但比较而言，非虚构写作对现实生活的嵌入更为鲜明和深刻，这与两者的取材方式与写作行为有关。随着作家群体的高学历化、作家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作家写作的个体化、信息流通的媒介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虚构性作品中人物、故事、逻辑等创作要素的真实性大打折扣，进而影响当代文学的成就与口碑，“不去深入地‘观察、体验、研究、分析’所要表现的人和事，仅凭一点过去经验或粗浅印象，关在屋子里想象、虚构，或玩弄一些形式技巧，就想写出伟大的作品，结果只能做文学的‘客里空’，不可能摸准新时代的强劲脉搏，从而赢得当代读者的青睐和认可”。

在这个意义上，非虚构写作实践至少从以下三个层面体现了这一写作方式具有的积极价值与示范效应。

第一，与真实鲜活的生命建立联系。在各种现代媒介的参与和重构下，现代人的生活范围越来越狭窄，生活方式越来越封闭和自足，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弱化。非虚构写作对个体的聚焦与关注，必然以写作者与写作对象的互相敞开为前提，如此一方可以获取真实的情况，一方可以放心地讲述与倾诉。借助关系（如乡亲、亲戚、师生等）、距离（处于同一社会空间）等的便利，非虚构写作者走近了写作对象的生活。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以她在广东某高校任教时与学生的接触为素材来源。通过有意识地对二本学生情况进行了解，主动与这些学生对话，作者才能敏锐地发现了这个群体，并呈现这个群体的存在状况。张秋子的《一门网课,我看到了大学生背后的残酷真相》能够“出圈”，既在于其中讲到的教育现象与社会现象，也在于其中有个体有生命。

第二，参与真实跃动的社会生活。个体的精力与视野是有限的，但这不是固步自封的理由，恰恰应该成为打开视野的缘由。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前，我们只有参与进去，才能感知其脉搏，进而有可能形成较为可靠的判断。在写作者对创造素材进行搜集、整理、加工、结构与修善之前，非虚构写作需要靠行动来展开，如联系写作对象、实地感知与参与写作对象的生活等。《人民文学》在推出“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时，也有这样的初衷：“希望通过‘人民大地·行动者’计划，发现一批具有强大行动能力和认识能力的写作者，发现一批身在特定生活现场的写作者，希望推动改变懒惰和被动、甚至是以懒惰和被动为荣的风气，希望推出一批角度独特、理解深入、表达确切的书写当下中国人生活的优秀作品。”在梁鸿的《出梁庄记》中，她到西安、南阳、内蒙古、北京、郑州、深圳、青岛等国内天南海北多个地方走访梁庄人；阿慧正是因为跟着摘棉工在新疆“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够讲出“大地的云朵”这一纯洁意象背后的辛酸与不易。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三篇文章来看，无论是作为旁观者的采访与报道，还是作为参与者的亲身体验，都离不开对社会生活的参与。

第三，呈现现实生活的困境。非虚构写作主要依赖题材的拓展来保持着自身的活力，而题材的社会性，又使得非虚构写作属于外向型写作，以呈现社会某一横截面为主。梁鸿之所以创作《中国在梁庄》，除了对自身生活方式的反思，另一个因素便是对“乡村”现状的困惑与再审视；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呈现给读者的，不仅是人们乐于用来描述大学生的青春、活力，更有他们的挣扎、辛酸与无奈；邢斌对外卖骑手这个群体的参与，不仅让他看到了新一代年轻人的生存状况与压力，也对群体之间的“信息茧房”有所感触。因此说，无论是否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非虚构写作者一旦进入特定群体的生活中去时，就会发现其中的困境，这是因为生活并不总是如人所愿的。

生活从来不是抽象的，居于其间的个体面对的都是具体的情境和问题。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生活，也可以选择用何种状态来描述与修饰生活，但却不应对生活做出单一的、天真的、自以为是的想象。也许我们都生活在囧境之中，但在对彼此的阅读、观看和参与中，可以多一份体谅与共情，对生活的认识由此也会变得更加充沛。

结语

作为对一种群体的观照和书写，非虚构写作必然无法穷尽所有的细节，只能对一些具有共性的现象进行提炼和书写。即使一个个普通个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得到了细致呈现，他们依旧需要与生活斡旋。事实上，普通人所从事的各行各业中，又有谁不是充满了苦乐酸甜呢？尽管如此，杨丽萍、邢斌等人的写作仍然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文学仅仅负责发现生活、问责生活，这既是文学的有力，也是文学的无力。当“邢斌热”在新的热点面前降温后，外卖骑手这个群体依然奔跑在准时送达的路上，依然要面临系统、客户、交通规则等造成的未知风险，但一次次对外卖骑手的聚焦与书写，或可有助于增加人们对这个群体的认知，体会到他们的不易，对他们的辛勤劳动多一份理解与尊重。非虚构写作也是一次次因此彰显了自身的现实价值与文学分量。此外，当新的群体借助非虚构写作获得呈现时，我们对社会面相的认识也会因此更加丰富。

责任编辑：吴海洋

* 本文刊发于《写作》2024年第3期。目录链接：《写作》2024年第3期篇目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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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沈钰洁

审阅：郑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