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业·交游·转型:余光中与创意写作教育的接受

宋时磊

(武汉大学 汉语写作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1958—1959年,余光中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创作班学习并获得艺术硕士学位,成为首位系统接受创意写作专业教育的中国作家,就此拉开了创意写作中国发展史的序幕。余光中的留学契机得益于多重背景和机缘,最终促成了此次美国之行。爱荷华大学创作班的学业促进了余光中的成长,与现代诗人弗罗斯特等人的交往成为其难忘记忆;他交游广泛,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有了深刻理解,在美国的风景和文化现场中他开始反观中国。这一时期是余光中诗歌翻译事业的关键期,又是他散文写作的起步期。诗歌方面,他以美国留学的内心体验为素材写成诗集《万圣节》,这部诗集诠释了他现代主义的诗歌理念,标志着其诗歌艺术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余光中怀乡和乡愁的内涵发生转变,上升到依恋中国以及文化母体的层面。无论从个人发展和文学创作来审视,还是从创意写作教育中国接受史来衡量,余光中接受创意写作教育无疑是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学和教育事件。

关键词：余光中; 创意写作; 爱荷华大学; 创作转型

近年来,创意写作在中国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已经成为高校中文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和排头兵(1)张永禄:《创意写作:中文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上)》,《写作》2013年第Z3期。。从学科教育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2009年是中国创意写作教育的元年,这一年复旦大学、上海大学、香港大学等高校或是设立了创意写作硕士学位项目或是设置了研究机构,并自此快速发展。笔者在考察中国创意写作概念和教育的接受史时,曾提出应该涵纳港澳台地区的教育动态,以此观之,余光中1958—1959年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就读创意写作班并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当是中国系统接受创意写作学科的开端(2)宋时磊:《创意写作在中国接受与传播的历史考析(1959—2009)》,《写作》2018年第8期。。爱荷华大学是创意写作的发轫地,1936年在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领导下设立创意写作项目,开启学科化发展历程。1978年及以前,有26位港澳台地区的中国作家获得了创意写作专业的艺术硕士学位或者参加了国际写作计划;1978—2009年规模进一步扩大,共有79人,其中有46名来自中国大陆。就整体而言,这无疑助推了中美之间的文学和文化交流。就个体而言,在爱荷华大学的留学经历和访问体验对作家的职业、创作和人生产生了怎样影响,目前鲜有个案研究(3)参见邓如冰、董媛章:《王安忆的“美国体验”及对其创作的影响》,《文艺争鸣》2021年第4期。。在去美国留学之前,余光中已在文坛颇有声名,他是通过何等机缘成为中国接受创意写作教育第一人的,他在爱荷华大学的学业对他的翻译事业、散文诗歌创作、思想观念和人生道路等方面有何影响,进而以此为案例观察创意写作专业对作家的作用,这些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留学契机与爱荷华大学学业

1950年,余光中随父母从香港到台湾后,考取了台湾大学。因其曾在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就读过,故到外文系插班三年级。梁实秋当时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同时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兼职,余光中得此机缘成为梁实秋的学生。余光中的同学蔡少班曾把余光中的诗拿给梁实秋评阅,梁实秋对余光中鼓励有加,同时又直率地指出:“师承囿于浪漫主义,不妨拓宽视野,多读一点现代诗,例如哈代、豪斯曼、叶芝等人的作品。”(4)余光中:《文章与前额并高》,《余光中集》第6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93页。不久,时年23岁的余光中到梁宅拜访,他提请梁实秋为其首部诗集《舟子的悲歌》写序。梁实秋乐于奖掖这位文坛新秀,作了一首新月派风格的三段格律诗。不仅如此,梁实秋对诗集的印数给出了具体建议,还在1952年4月16日的《自由中国》杂志上为这部诗集撰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书评。

梁实秋的鼓励坚定了余光中踏上缪斯之路的信心,而出入梁宅又让余光中结识了陈之藩、何欣、夏菁、王敬羲等文坛新友。在梁府的宴会中,余光中模仿济慈风格,写下诗歌《饮一八四二年葡萄酒》,梁实秋将其推荐到《自由中国》上发表,引起诗坛瞩目。梁实秋对余光中的提携和帮扶,更体现在助其谋划学业道路上。1957年,余光中与范我存结婚并在台湾师范大学兼课,教授英文。1958年7月,余光中与诗人夏菁同去梁府探望,梁实秋提出送余光中到美国公费读书。梁实秋所说的“公费”实际上是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资助台湾师范大学英语教学中心的项目。当时余光中不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也不是其全职任课教师,用英语教学中心的名额送余光中到美国去留学,“可以说是相当破格的事”(5)吴奚真:《悼念实秋先生》,陈子善编:《回忆梁实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56页。。当时台湾盛行到美国留学,故梁实秋的动议,得到余光中新婚妻子、父亲的大力支持。面试时,面对试官的问题,余光中字斟句酌,可以看出他对这次机会是极其珍视的。同年10月,余光中便从基隆港乘船到旧金山,进入爱荷华大学的创意写作专业,开启硕士阶段的学习。

由此可判断,在与美国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中,台湾师范大学外文系以及梁实秋等人,应是最早接触创意写作教育的单位和个人。从学业到踏入文坛,再到赴美留学之路,梁实秋可以说是余光中的“人生伯乐”。临行时,梁实秋还专门到机场送行。余光中到美国后,梁实秋还“不时去信慰我乡愁,使我虽在零下的异国,犹有坐春风之感”(6)余光中:《万圣节·后记》,《余光中集》第1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17页。,这简直是将余光中以晚辈知音相待了。余光中晚年也由衷地感叹“如无梁实秋的提掖,只怕难有光中的今天”(7)黄维樑:《大师风雅:钱锺书、夏志清、余光中的作品和生活》,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223页。。不仅如此,梁实秋还是余光中的“精神家人”和“文学知音”。梁实秋融会中西、自铸一格的中国式文化气派,深深地影响了余光中的诗歌和散文创作,余光中更将其推向新高度。这也就不难理解在梁实秋遭到非议后,1967年余光中愤然写下诗篇《闻梁实秋被骂》以示声援。1987梁实秋去世时,余光中连续撰文深切缅怀,于1988年编辑纪念文集《秋之颂》,并协助筹划梁实秋文学奖,这是台湾地区第一个以作家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项。

到爱荷华大学求学时,余光中已届而立之年。来到爱荷华城,他入住的是学校男生宿舍四方城(Quadrangle),参加的是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项目“诗和小说创作班”(1967年拓展为“国际写作计划”),也被称为“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项目负责人是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爱荷华大学是美国创意写作教育的最早阵地,第一任领导者是批评家和批评史学家诺曼· 福斯特(Norman Foerster),他1930年来到爱荷华大学将创意写作从一门围绕文学批评的研究、实践而展开的研究生课程,拓展为作家培养机制和学位授予项目,以改革文学研究的局限性(8)D.G.迈尔斯:《美国创意写作史》,高尔雅译、葛红兵校译,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79页。。在他的倡导下,通过文学作品而不是学术论文取得学位成为可能。1932年,保罗·安格尔凭借一本诗集《疲惫的大地》(Worn Earth)获得艺术硕士学位,他后来又到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等地求学,1937年返回母校任教。在福斯特与学校管理层发生争执并从爱荷华大学离职之后,保罗·安格尔接替担任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主管。保罗·安格尔不仅是一位优秀、多产的作家,还是一位优秀学术型企业家和战略科学家,将爱荷华的创意写作项目发展成为享有巨大国际声誉的文化交流项目。

“诗和小说创作班”的入学申请条件是具备大学毕业文凭,曾以英文创作诗或小说,并要提出自己英文诗或短篇小说的创作构想。同时,还需要有知名批评家或作家的推荐。余光中符合前三个基本条件,在台湾组织了“蓝星诗社”等,已在文坛初露锋芒,又得国际名人梁实秋的举荐,进入爱荷华大学学习自然就顺理成章了。参加该创作班需要在一年的时间内修满60个学分,才能获得学位。学生可以自由安排课程内容,可以是文学,也可以选修艺术、戏剧或音乐课;有时,文学名著的翻译或者在大学教书的资历也可以充抵一部分学分(9)余光中:《缪斯的侦探——介绍来台的美国作家保罗·安格尔》,《余光中集》第4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2页。。余光中的导师便是保罗·安格尔,安格尔对余光中的课程安排给与了很多具体指导,他认为余光中在台湾已是讲师,翻译了《梵谷传》、《老人和大海》,还在为林以亮(本名宋淇)编的《美国诗选》(Anthology of American Poetry)翻译狄瑾荪(Emily Dickinson)等诗人的诗歌,这些可以折抵30个学分;余光中参加安格尔的创作班学习可得24个学分。因此,余光中还需要再选修两门课程,以获得6个学分。于是,余光中根据自身兴趣爱好选择了“美国文学”和“现代艺术”(10)单德兴:《文心学思:当代名家访谈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5页。。

在具体的培养过程中,课堂授课采取了创意写作常用的工作坊教学模式。余光中在散文《记弗罗斯特》中,详细记录了他参加安格尔工作坊教学的情形。工作坊是创意写作专业主流的教学方式,它以获得写作知识、提高创意写作能力、完成作品为教学目标,以讲解写作知识与技巧、研讨学生作品和个人写作练习为主要教学内容,成员包括教师、学生以及外聘专家等(11)许道军:《“作家如何被培养”——作为教学法的创意写作工作坊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1963年,余光中曾撰文回顾了爱荷华大学创作班工作坊的教学场景:“来自美国各州和世界各国的男女青年作家坐成一个马蹄形,安格尔便坐在马蹄的缺口。大家膝上摊开蓝色的油印诗稿,由安格尔逐首批评。有时被评的学生也会发言自卫,几乎全盘否定教授的讲解。有时学生们因对一首诗的评价有异而分成两派,自管自地辩论了起来,马蹄口的教授反而在一旁观战。学生之中,不少在本国早是知名的作家,对于教授的批评自然未能尽服。”(12)余光中:《缪斯的侦探——介绍来台的美国作家保罗·安格尔》,《余光中集》第4卷,第42页。

安格尔的工作坊有时也会邀请知名作家跟学生互动。1959年4月13日,安格尔邀请美国20世纪第一代新诗运动的代表人物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到创作班授课。课堂是问答式的,学生提出了“你曾经读过针对你的批评吗?你对那些文字有什么感想”、“在班上如何讲诗”、“对于全集和选集的意见”、“怎样定义诗歌”、“作品题目的用意”等问题,弗罗斯特用幽默而充满智慧的语言作答,该堂课持续约一个小时,课堂气氛十分活跃。这一堂课给余光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他在散文《记弗罗斯特》中记录了课堂的每一个问答细节(13)余光中:《记弗罗斯特》,《余光中集》第4卷,第6-7页。。这门课程在创意写作专业学习中,有24个学分,占总学分比重的40%。可见,爱荷华大学极其看重这种师生共长的教学模式和方法。

除了文学创作,余光中还有较高的艺术鉴赏能力,而这又反哺了他的诗歌和散文创作。研究者普遍指出余光中作品有丰富的绘画和音乐特征,这是因为余光中自身对艺术怀有浓厚兴趣。他在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学习所获得的是艺术硕士学位,这正符合余光中的心愿,而专业学习又进一步促进其文学和艺术的融通。基于自身的学业和爱好,他选修了“现代艺术”课程,每次课时为两个小时,主讲教师是当时在该校任教的李铸晋教授。无论是学业还是私交,余光中在这门课程中受益颇丰,李铸晋与余光中的关系亦师亦友,“当时他授我现代艺术,鼓励多于教诲,使我获益至大,而且屡次在风雪中送我回四方城”(14)余光中:《万圣节·后记》,《余光中集》第1卷,第316页。。2012年在与学者单德兴的一次访谈中,余光中再次提到“这对我后来讨论艺术非常有帮助”(15)单德兴:《文心学思:当代名家访谈录》,第75页。。

余光中在爱荷华大学所受的艺术滋养不仅在课堂之中,还在课堂之外。安格尔与余光中私交甚笃,1958年11月他约余光中“郊游”。在安格尔好友鲍尔的家中,余光中看到了美国已故名画家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的翻印油画《石城》,他稍加思索便认出了这幅画。安格尔看到余光中凝视这幅画,便告诉余光中画中风景所在便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他在那里有一个别墅;伍德曾在爱荷华大学艺术系授课,生前是其好友,画作《石城》是伍德从安格尔别墅走廊远眺石城镇所作。这让余光中十分震惊。在别墅走廊上,安格尔向其讲述伍德的生平和艺术之路,特别是在第四次旅欧时,伍德从15世纪德国乡土风物画中悟出他的艺术必须要回归故乡、以美国中西部为对象;回到爱荷华后,伍德开始创造一种经过艺术简化的风格。伍德的艺术风格形成之路,让余光中想到了他的故土,他的文化之根,绘画和诗歌在怀乡之情中融合。1961年他写下《毕加索——现代艺术的魔术大师》、《现代绘画的欣赏》等文,1962年撰有《朴素的五月——“现代绘画赴美展览预展”观后》,着眼于现代艺术中的西方和东方问题,提出应“尝试以受过现代艺术洗礼的新的敏感和技巧来探索生活于二十世纪的中国的灵魂”(16)余光中:《朴素的五月——“现代绘画赴美展览”观后》,《余光中集》第4卷,第82页。。这一艺术主张跟他的文学创作主张和文化观念是高度一致的,体现了艺术本土化的高度自觉。应该说,余光中在爱荷华大学课内外所接受的艺术教育,影响了他后期的艺术实践和文化主张。

经过创意写作专业的学习,要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则需要提交“毕业论文”。但“毕业论文”不仅是指学术论文,还可以是创作或者翻译成果。当时余光中热衷汉英诗歌的翻译,故他提交硕士学位论文的成果是中国当代诗歌翻译集《中国新诗集锦》(17)Yu Kwangchung,trans.,New Chinese Poetry,Taipei:Heritage Press,1960.。由此可见,爱荷华大学的创意写作不是以学术和论文产出为导向,而更看重文学艺术的创作,学生有较高的自由度,这坚守了从1930年代起确立的文学教育范式。

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班这种重视创作而非学术,侧重创作交流而非单纯技巧传授的理念,以及为作家提供学位进阶通道的教育模式,余光中是十分认可的。他对大学文学教授只重视科研和学术而不会创作、只教授文学史而对审美无动于衷的情况并不满意,称他们“往往只是一种钻研的动物,一种寄生在伟大灵魂上的小头脑,患着严重的‘才盲症’(genius blindness)。这种动物所津津乐道的是弥尔顿和王尔德,但是当一个年轻的弥尔顿或王尔德就坐在他们的粉笔射程之内时,他们会盲目得认不出来”(18)余光中:《缪斯的侦探——介绍来台的美国作家保罗·安格尔》,《余光中集》第4卷,第41页。。余光中将文学教授比作动物和寄生虫,是其对欧美高度体制化教育模式的极度不满。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班这种面向青年作家、凭借一卷诗或一本小说即可取得高等教育学位的教育改革,成为一种文化先驱的大胆试验。余光中不仅讥讽了那些以学术为职业的教授,还认为在大学中教授创作是教育的题中之义:如果学生对文学以外的其他艺术有兴趣,可进入音乐院、画室或戏剧学校修习、钻研,但如果志在诗或小说,则没有学校或教师可以给予指导和鼓励,只能靠自己独自在黑暗中摸索道路。在今天看来,这种观点仍有借鉴性。长期以来,我们都有“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作家不是教出来的”等传统观点(19)黄平:《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创意写作的传统、现状与未来》,《当代文坛》2024年第1期。,2009年创意写作在中国大陆加速本土化,仍面临着类似的质疑或桎梏(20)宋时磊:《热概念的冷思考:创意写作中国本土化发展述评(2009—2019)》,《长江学术》2019年第4期。。余光中在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班的学习经验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对这些问题的最好回答。

余光中在爱荷华创意写作班学习时间只有一年,1959年8月中旬参加毕业典礼、获得学位后,10月回台湾师范大学任讲师;但对于余光中而言,其意义不仅在于知识体系、学习方式的更新或者是获得学位,还在于他在美国广泛的交游影响了其价值和观念,给他的翻译以及散文、诗歌等领域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元素、意象和转机。

二、交游、文学现场和翻译业绩

在爱荷华大学期间,余光中交游十分广泛,或与一批旧友仍保持密切联系,或结识了新朋友有了新“朋友圈”。这一时期,他交往最多的是芝加哥大学的刘鎏和孙璐夫妇。他们都对艺术有着共同的爱好,着迷海登、格希文等人的HiFi音乐,看芭蕾舞,听塞尔金(Rudolf Serkin)的钢琴演奏,为老指挥家莱纳(Fritz Reiner)捧场,看高庚的画展等。这让余光中原本枯寂的留学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同时进一步提升了他的艺术感受力,在《第九张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等散文中,余光中多次记述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在学业中,安格尔、李铸晋以及当时爱荷华大学东方学教授梅贻宝等人给余光中很大启发;余光中结识了同时期在不同专业的华人同学,如季华、陈缵汤、苟渊博、杨龙章、林成荫、林伟卿、吴祚传等;他还与创意写作班的同学长田好枝(Yoshie Osada)、居停女主人苏克(Blanche Cuker)以及奥赛治(Osage)的欧乐生家人(The Olsens)等过往甚密。另外,余光中还与台湾的夏菁、望尧、黄用、覃子豪、梁云坡、痖弦、洛夫等好友保持着诗歌和信件往来,参与台湾现代新诗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在创意写作班学习期间,余光中得以深入美国诗歌现场,与众多他仰慕的诗人产生了交集。1959年4月13日弗罗斯特参加完安格尔的工作坊后,晚上8点在爱荷华大学大音乐厅举办了诗歌朗诵和演讲会。余光中前往观看,他说“初闻弗罗斯特那种挟有十九世纪之风沙的声音时,我的眼睛竟也湿了。我似乎听见历史的骚响”(21)余光中:《记弗罗斯特》,《余光中集》第4卷,第5-6页。。结束后,他又随同前往安格尔的寓所,参加欢迎弗罗斯特的鸡尾酒会。十点一刻,他得到机会与弗罗斯特交谈,弗罗斯特问起了叶公超,余光中也向其说明他敬慕的梁实秋30年前曾在波士顿听过弗罗斯特的朗诵,他们又谈到了台湾诗歌的现状以及诗歌翻译问题。谈话快结束时,余光中请弗罗斯特在“现代丛书”版的《弗罗斯特诗集》(The Poems of Robert Frost)扉页上签名。然后,余光中站在85岁的老诗人背后,请长田好枝为其拍摄合照。课后与弗罗斯特的交往,给余光中留下了深刻记忆。签名的两本诗集,余光中自己留了一本,另外一本送给了夏菁,因为夏菁是他的诗友中最敬爱弗罗斯特的一位,且夏菁对余光中帮助甚多。此次会面,余光中共收获4张弗罗斯特的照片,他尤其珍视那张晚上与弗罗斯特的合影。1963年弗罗斯特去世时,余光中说:“有一张照片——那是世界上仅有的一张——在我书房的墙上俯视着我。哪,现在,当我写悼念他的文章时,他正在望我。在我,这张照片已经变成辟邪的灵物了。”余光中对弗罗斯特不是非理性的盲目追星,而是建立在对其诗歌和艺术成就的肯定和高度认同的基础之上。他在悼亡散文中论述弗罗斯特在英美现代诗坛上的特殊地位,表现在三个方面:他是现代诗中最美国的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是农业美国的先知,是“新英格兰的苏格拉底”,其艺术风格“篇终接混茫”;他是现代诗中的独立巨人,创造了以现代人的活语言腔调为骨干的新节奏,发挥了诗歌“戏剧性独白”的高度功能;他几乎是现代美国诗坛上唯一能借诗写生活的诗人,诗歌与社会紧密结合,他是现代诗的一则神话(22)余光中:《死亡,你不要骄傲》,《余光中集》第4卷,第34、36-37页。。当弗罗斯特携他巨大的诗名降临爱荷华大学时,余光中产生了“幸福来敲门”的感觉,他以诗性的语言在《死亡,你不要骄傲》一文中,饱含深情地颂扬了弗罗斯特的诗歌艺术成就。

余光中在爱荷华大学不仅接触到他敬仰的诗人,还在美国的文化风景和艺术场域中感受到现代诗歌的浓厚氛围。到爱荷华求学,是余光中首次赴美,未去之前新大陆风景之于他是异质性的自然景观和文化背景,而当置身其中时,风景则给了他全新的感受:“以前美国对于我,只是世界地图上一片怪诱惑人的绿色,或是弗洛斯特和桑德堡诗中的辽阔背景。忽然发现自己步履于斯,呼吸于斯,那种奇异而精妙的感触是无法翻译的。”(23)余光中:《万圣节·后记》,《余光中集》第1卷,第314页。更重要的是,他感受到了美国现代诗歌艺术的浓厚氛围。1959年夏,“大众诗人”盖斯特(Edgar Albert Guest)逝世,各大报刊竞发消息,说明其作品如何受读者欢迎。通过了解这些信息,余光中意识到“现代诗确已受到美国文艺界普遍的尊敬与爱好”(24)余光中:《万圣节·序》,《余光中集》第1卷,第256页。。他深切感受到当时之中国,人们无法体会现代艺术的多种形式和整体氛围,故对现代诗及其蕴含的精神,很难早熟于先。也正因此,在散文集《左手的缪斯》中,他不仅谈诗歌,也论绘画,称梵高是现代艺术的殉道者、毕加索是现代艺术的魔术师,将两者综而论之。这体现在《舞和舞者》、《美国诗坛顽童肯明斯》两文中:前文始终将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放在艺术谱系和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其创作;后文则揭示了肯明斯(Edward Estlin Cummings)诗歌和现代艺术的密切关系,指出他是诗画两栖的天才,并将其诗歌外在形式的立体化称为“排版术的风景画家”或是“文字的走索者”(25)余光中:《美国诗坛顽童肯明斯》,《余光中集》第4卷,第29页。。在阅读、比较和思考中,余光中对现代诗人的不同风格、艺术成就,形成了自身的观点和看法,他在文中会纵论、臧否代表性诗人的创作,他横向比较桑德堡(Carl August Sandburg)和弗罗斯特,认为桑德堡是工业美国的代言人,弗罗斯特是农业美国的先知;又将桑德堡与田园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纵向比较,认为桑德堡的诗歌起自风景但更注重感悟和智慧。在对叶芝、肯明斯、桑德堡、弗罗斯特等人诗歌艺术成就的探讨中,余光中这种纵横的比较非常普遍,这说明此时期余光中对现代主义诗歌脉络和艺术谱系已熟稔于心。

文学翻译是特殊的交游方式。爱荷华创意写作学习期间是余光中翻译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他收获了三部译诗集。在去美国留学之前,余光中的翻译工作已经起步。爱荷华大学求学对他翻译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助益良多,他取得学位返台后,其好友、在台北“美国新闻处”筹划“台湾文学英译系列”的吴鲁芹向他索要硕士论文《中国新诗集锦》,推荐给该处处长麦卡锡(Richard M．McCarthy)。麦卡锡在爱荷华大学参加过创意写作工作坊的学习,也是安格尔的学生,他向来喜爱文艺,支持白先勇等人创办的《现代文学》等(26)“美国新闻处”资助余光中出版其硕士学位论文,固然有余光中个人兴趣、语文能力以及他热爱翻译等个人因素,其背后亦与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的文化政策有关。详细论述可参见单德兴:《在冷战的年代:英华焕发的译者余光中》,《中山人文学报》2016年总第41期。。在收到《中国新诗集锦》诗稿后,麦卡锡决定资助出版。《中国新诗集锦》是余光中个人发表的第一部中译英译作,也是“台湾文学英译系列”的第一部图书(27)“台湾文学英译系列”从1960—1966年共出版文学与绘画英译15本,其缘起、运作方式、内容分析与意义等可参见王梅香:《隐蔽权力:美援文艺体制下的台港文学(1950—1962)》,台北:台湾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44-162页。。全书共96页,入译诗作多数出自郑愁予、夏菁、覃子豪等当时台湾文坛较为活跃的新诗人,计21位诗人、54首诗作。该诗集有台币1万元的稿费,相当于他在台湾师范大学一年的薪水,这刺激了余光中翻译的热情,后来香港的“美国新闻处”还跟他签约翻译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泰比》(Typee)和《比利·包德》(Billy Budd)等。

不仅如此,余光中在爱荷华大学学习时还参加了林以亮主持的《美国诗选》的翻译。当时林以亮在台湾“美国新闻处”负责美国文学的中译工作,苦于难觅合适译者,鲁芹向其推荐了余光中,林以亮和余光中由此建立起亦师亦友的关系。《美国诗选》共有六位译者,其中梁实秋和夏菁只出现于目录、没有实际翻译,领衔的是张爱玲,但她和林以亮、邢光祖翻译得很少,年纪最轻的余光中是翻译主力,其中约一半的篇章出自他的手笔。据学者统计,余光中所译诗歌涉及10位诗人,共计76首(28)黄维樑:《余光中“英译中”之所得——试论其翻译成果与翻译理论》,《香港文学》1994年总第118期。。在诗选的序言中,林以亮向余光中特别致谢,并以其翻译的《老人与大海》比况,说“我们觉得幸运的是,至少有余光中兄分享我的寂寞和挣扎,至于我们在翻译诗上面有没有成就,那倒反而成为一个次要的问题了”(29)林以亮编选:《美国诗选》,张爱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序”,第2页。。诗选所涉及的诗人多是余光中在爱荷华大学期间反复讨论的诗人,在翻译准备阶段余光中并非只读选译的诗歌,他还将这些诗人的全集从头到尾熟读,才正式着手翻译工作。熟读诗人全集又让其能够了解诗人的生平和著作,故在每位诗人前都配有相关介绍,并评述其在诗歌史中的地位、价值。这些诗歌的译介锻炼了余光中的鉴赏能力和翻译技巧,同时又反哺了他的诗歌创作,使其在题材、文体和词句等方面有了创意的突破:“比如我有一个时期翻译狄瑾荪的诗,那个时期我就写了不少类似句法的诗,有点受她的启发。所以翻译可以倒过来影响译者创作的风格。同样地,作家从事翻译时也自然会把自己的风格带入译作中。因此,彼此之间是互相影响的,甚至于我的英文都会倒过来影响我的中文……”(30)单德兴:《文心学思:当代名家访谈录》,第103页。他还从这批美国诗人那里汲取了诗歌营养,提升了其美学视野和学术眼光,故即便署名屈居张爱玲和林以亮之后,但他仍愿意倾注心血。《美国诗选》选文精良,翻译精准,文本体例安排精专,加之今日世界出版社在编辑、制作、印刷和定价等方面下足功夫,成为普通读者的畅销文学读物,英美文学研究者的必备诗选,今日世界出版社多次再版,台北人文出版社(1967)、台湾英文杂志社(1988)、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等也获授权出版,有了跨越时代和空间的影响力。

从爱荷华大学返回台湾次年,余光中的《英诗译注》由文星书店出版,共收录37首诗歌(31)余光中译注:《英诗译注》,台北:文星书店,1960年。。《英诗译注》与《中国新诗集锦》同为1960年出版,但翻译作品来自1950—1956年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学生英语文摘》等刊物上的诗作。这部洋诗集在1956年便已脱稿,但在1960年春才撰写“译者小引”,正式出版。这部余光中英诗中译初试啼声之作,时隔三年半后之所以能够出版,得益于不少有利条件的落实(32)单德兴:《一位年轻译诗家的画像:析论余光中的〈英诗译注〉(1960)》,《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应用外语学报》2015年总第24期。。结合余光中在爱荷华大学的翻译活动,他此时期翻译的成就和名气或许是该书能够被当时叱咤风云的文星书店出版的重要原因;而通观该诗选文字的迻译、文本的解析、文学的诠解、文化与脉络的再现等,会发现与《中国新诗集锦》、《美国诗选》等有气脉相通之处。

三、左手为文的起步与乡愁转型

爱荷华求学阶段还是余光中散文创作起步的重要时期,成果是1961年出版的《左手的缪斯》。这是余光中首部散文集,共收录18篇文章,其中6篇创作于爱荷华大学或者关涉在该校的求学经历,另有一些是他在爱荷华大学热衷谈论的现代诗、绘画等话题。这些散文最早写作的是《猛虎与蔷薇》,但余光中对它却并不满意,将其编排在最后一篇;相反,余光中将记叙其在爱荷华大学遇到弗罗斯特情景的《记弗罗斯特》一文置于首篇。这是因为《猛虎与蔷薇》属于“美文”,重辞藻华美和纯感性,而《记弗罗斯特》则是抒情散文,重情感和知性,前者雕琢,后者自然。在余光中看来,相较于该散文集中的长评短论,这些抒情之作似乎更耐得起时间的检验。以“左手的缪斯”命名散文集,意味着余光中开始改变将散文视为副产品的创作立场(此前他已出版了四本诗集),从此左手为文、右手为诗,余光中接续创作了《逍遥游》、《望乡的牧神》等散文集,在散文领域亦取得不凡的成绩。去美国之前,余光中对绘画等艺术即充满热爱;在爱荷华大学修习“现代艺术”课程,参加音乐会、听高保真唱片等,进一步提升了他在艺术方面的研究和造诣。这影响了他的散文创作理念,余光中认为散文的最高境界是思想、文字和绘画、音乐的交融:“我所期待的散文,应该有声,有色,有光;应该有木箫的甜味,釜形大铜鼓的骚响,有旋转自如像虹一样的光谱,而明灭闪烁于字里行间的,应该有一种奇幻的光。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当他的思想与文字相遇,每如撒盐于烛,会喷出七色的火花。”(33)余光中:《左手的缪斯·后记》,《余光中集》第4卷,第128页。这就不难理解,他能够创作出《听听那冷雨》一类文字、音律和色彩浑然一体的名篇的缘由了。

在美国的学业、交游以及独特的文学体验,还影响了余光中的诗歌创作。首先表现在诗歌观念方面,余光中认为现代诗不是独成一体的文学样式和美学风格。其一,现代诗隶属于现代艺术,与现代诗并列且相互滋养的还有现代画和现代音乐,“文艺有其连环性”。其二,现代诗的核心是现代主义或者现代精神,只有充分培育了现代精神才能催生成熟的现代诗,否则现代诗无所栖止。其三,现代主义美学风格是在高度抽象和简化基础上形成的朴素风格,抽象和简化本身就是审美对象,这是一种新的秩序和原则。基于这三点认知,余光中对现代诗的价值和使命有了新的发现,这可以在他从爱荷华大学求学归来、1960年在为其第四部诗集《钟乳石》(即留学前夕的诗歌集)所撰写的后记中窥见到。他认为诗歌写作不是个人才能以及浪漫姿态的展示并获得读者感伤的眼泪,不是用僵硬的形式表达平庸意境进而赢得空洞的掌声,现代诗是呐喊和存在的证明,故现代诗人作品的整体性症候是“颇为野蛮,颇为桀骜不驯,那些听惯了神话和童歌的‘听众’,是无法适应现代诗的气候的”;他还借用英国作家兰多(Walter Savage Landor)的名言表达现代诗歌作者的理想和抱负——“我的晚餐也许延迟。可是餐厅将灯火辉煌,宾客虽少,却都不凡”(34)余光中:《钟乳石·后记》,《余光中集》第1卷,第250-251页。。诗坛中坚力量承担使命的自觉意识和自豪感跃然于字里行间。

对于现代诗诗人而言,诗歌是存在的方式和手段,是存在的证明,是“我在。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生存”(35)余光中:《钟乳石·后记》,《余光中集》第1卷,第250页。。爱荷华大学的求学经历,还让余光中收获了33首诗歌,在1960年结集成其第五部诗集《万圣节》。爱荷华在印第安人语言中的意思是“美丽的土地”,因此这部诗集是余光中在“那片‘美丽的土地’上怀念一‘美丽的岛屿’的一点纪念”(36)余光中:《万圣节·序》,《余光中集》第1卷,第255页。以下所引《万圣节》中的诗歌,皆出自该书,不再在脚注中逐一注出。。这部诗集可以很好地诠释余光中所主张的现代诗歌的三个层次。

就“我在”而言,临行前生与死的切肤感受,美国这一异域和异国的空间及其产生的思念和孤寂,构成了“我”的基本存在状态。1958年6月余光中长女诞生,7月母亲去世,10月他便只身赴美国。诗集《钟乳石》中的《铜山之崩裂》、《招魂的短笛》、《月台》等篇什,都是悼母之作,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而《安全岛上》、《钟乳石》、《金谷园里》等篇章则对新生命的诞生寄予了无限希望。双重心境之下,余光中的创作风格自然发生了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离开赖以成长的文化故土,前往美国新大陆求学。初到美国时,正是秋冬季节,中国文化血脉中悲秋、哀冬的意识一发不可收拾,“爱斯基摩”、“零下的异国”、“大寒流”等意象频现于诗集《万圣节》中。

就“我在这里”而言,虽然余光中是外语专业出身、经常阅读英美诗歌,但这是他首次到美国,身临其境地感受新大陆土地上的现实世界及其陌生空间,仍旧给余光中以异质性的莫大冲击,北美洲瓜熟的太阳和大平原、爱荷华河畔的柳阴、钢的大峡谷、摩天大厦、教堂钟楼等,都让他时刻感受到自己是“异乡人”。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空间,又是他在这里学习和生活的场所,在学校所接受的文学、绘画和音乐等,给他以灵感,他写下了《巴黎狂想曲(其一)》、《巴黎狂想曲(其二)》,称自己是“远来朝圣的少年”,致敬毕加索、立体画派等。在“现代艺术”课程考试之前,他仍不免有紧张和焦虑,在梦境的潜意识里出现了爱伦坡、马蒂斯的裸女、克利的小黄鸟,以及毕加索、璜·格瑞斯、大胡子塞尚、康定斯基、奇里科、达利,以致于“疲倦竟坐在眼睫的危崖上”(《超现实之夜》)。学习之余,深夜聆听现代音乐改革者熊堡演奏的古典乐后,他不禁赞叹和高呼(《喝彩》)。在安格尔的创作班上,有菲律宾人、日本人、澳大利亚人、爱尔兰人和美国人,余光中是唯一的中国人,在这个国际的鸡尾酒会中,他“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坚度”(《我之固体化》)。

深入第三个层次,就“我在这里生存”而言,美国经历让余光中产生了三次转向。第一次是初至爱荷华,之前美国只是诗歌的意象和审美的对象,而当在这片土地上行走和呼吸时,“那种奇异而精妙的感触是无法翻译的”(《万圣节·后记》),眼前迥异的新大陆,似乎掩过了心中的古中国,“古中国之梦死在/新大陆的席梦思上”(《新大陆之晨》)。但当秋尽冬至、气温下降、寒潮来袭时,当在报纸上读不到祖国的消息,他发现在异国和异乡需要拾起现代诗,实现“否定夜的一声呐喊”。这声呐喊与早期他在台湾诗坛要实现诗坛革命、对抗现实的呐喊不同,这一声呐喊来自心底的文化印记。这是他的第二次转向,他发现即便顿足也顿不掉从太平洋对岸带来的尘埃,顿不掉破履倦足的尘埃,他要寻找自身的文化之根与魂,做“一只来自亚热带的/难以消化的/金甲虫”(《芝加哥》)。第三次转向是余光中返回台湾,当回到中国文化的母体,美国的余晖褪尽,他要做一个“武陵少年”,于是有了第六本诗集,结束了在西方现代和中国传统之间的踟蹰,下定了回归古典的决心;到1964年第九部诗集《莲的联想》时,他已出尽了现代主义的“天花”,回归中国诗歌的传统和意象,实现了水仙与莲、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交融。

在爱荷华大学进修创意写作专业、获得艺术硕士学位,以及在文化现场感受现代主义的文学和艺术,提升了余光中的诗艺。他从现代绘画中的立体派和抽象派艺术中得到启示,将诗歌的重心放在了抽象意象的塑造上,致力于具体和抽象相结合的诗歌写作方式。在现代主义影响下所形成的具体和抽象结合的诗艺之中,诗集《万圣节》的核心主题是乡愁、怀乡以及由此形成的忧郁和辗转反侧。余光中对于乡愁的书写为大众所熟知,这是余光中诗歌创作的母体,是理解其诗歌的关键词,乡愁中所折射的中国情结是其诗作的灵魂(37)江少川:《乡愁母题、诗美建构及超越——论余光中诗歌的“中国情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20世纪50年代余光中从大陆去到台湾,一水相隔、音信全无,他对南京、重庆、厦门等地无限怀念,陷于“小我”中难以自拔,经常梦回大陆,这些情感鲜明地体现在1951年的诗集《舟子的悲歌》中。此时诗歌是拯救生命、驱除同伴寂寞的光源:“我们用着后羿留给我们的第十轮日,我们的血管里流着黄帝和嫘祖的殷红;我们在一个亚热带的岛上用北回归线拉响了渺渺的乡愁。”(38)余光中:《钟乳石·后记》,《余光中集》第1卷,第250页。1950年代末到美国留学,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台湾,更是第一次离开中国文化的故土。萧瑟的异国风景、紧张的学业和独自生活,让他备感独孤,而西方物质和精神文化又难以消融于其躯体和精神,门外有“二十世纪崩溃的喧嚣”,屋内有“蓝得伤心的密歇根湖底”(《芝加哥》),于是“灵魂躺在厚厚的回忆上,/患了一冬的风湿”(《忧郁的素描》)。余光中体验到了一种全新的至深至浓的怀乡情愫:“据说怀乡是一种绝症,无药可解,除了还乡。在异国,我的怀乡症进入第三期的严重状态。……我开始体会到吹箫吴市,挥泪秦廷的滋味。”(《万圣节·后记》)即便是在早餐的日常中,这种滋味也极其浓厚:“早安,第三期的怀乡病!/早安,夫人们,早安!/烤面包,冰牛奶,咖啡和生菜/在早餐桌上等我们去争吵,/去想念燧人氏,以及豆浆与油条。”(《新大陆之晨》)此时余光中对怀乡的书写不再仅仅是1950年代中期对个人情感世界的抒发,在异质性的文化国度里,这种感情得到了提纯和升华,怀乡已经上升到怀念和依恋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高度和境界。为此,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事物或者文化意象——基隆港里的中国鱼、南中国海的柔蓝与凤凰木的火把、北回归线、衔环的狮首铁门、咸阳古道黑骊马、汉家陵阙、祖国的小阳春等,频繁地进入他的诗歌。怀乡而不能归乡,他陷入了无尽的忧郁:“因我也是一棵/乡土观念很重的/双叶科的被子植物,/且有一定的花季。”(《呼吸的需要》)经过怀乡、忧郁及其情感的升华,余光中留学返回台湾后,其乡愁母题的书写进入了新的创作阶段。因此爱荷华大学的求学经历,对余光中乡愁书写转型的作用值得格外关注,正如他诗中所云:“每一粒葡萄是一囊/完整的成熟季。”(《季节的变位》)

余论:余光中接受创意写作教育的社会影响

余光中是中国首位到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专业攻读学位的作家,这一身份标识不止是他个人的,更是中国创意写作教育的一个坐标,即这一教育事件的影响超越了个体而具有社会影响价值和意义。他带动了一批台湾地区作家到爱荷华大学求学、攻读学位的热潮。在余光中之后,中国小说家白先勇、欧阳子(洪智慧)、王文兴以及诗人叶维廉等,在1963年一同前往爱荷华大学留学。2002年白先勇在香港岭南大学的文学创作工作坊中谈到自己到爱荷华大学攻读学位的缘起:“我们有一个老同学余光中,他去了以后告诉我写诗可以拿学位,我一听就觉得真好……有了这个课程以后,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碰巧我认识美国新闻署的署长,他原来也曾在爱荷华州立大学念过这课程……他告诉我们那里有一处这样的地方,可以念写作,又替我们写推荐信……后来,我们一团人雄心勃勃,我、王兴文、欧阳子,全是念文学的,跑到爱荷华州立大学念书去。”(39)白先勇:《我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的经验》,香港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编著:《跟白先勇一起创作——岭大文学创作坊笔记》,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8年,第3-4页。自此之后,台湾知名现代作家到爱荷华大学参加创意写作工作坊、攻读学位,或者是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成为一种常态,香港、澳门等地作家亦踵武其后。众多优秀作家进入爱荷华大学学习和交流,既促进了他们创作道路的成长,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该校创意写作专业的影响。

获得巨大声誉的安格尔并没有在爱荷华大学坐等全球作家主动登门,他多次走出校门到全球各地宣讲创意写作工作坊。1963年,安格尔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到巴基斯坦、印度、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考察、宣讲“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余光中是安格尔接触华人作家的重要渠道和中介,他曾经撰写《缪斯的侦探》一文,专门介绍了导师安格尔及台湾之行的目的,这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作家赴美求学的意愿。这次全球宣讲,带动了创意写作工作坊规模的扩大,到1965年高峰时,招生人数达250人之多(40)谭旭东:《创意写作与作文教育变革》,《语文教学通讯》2020年第3期。。此次在台湾的宣讲,对安格尔特别是爱荷华大学都至关重要。对于安格尔而言,他在台北举办的一次欢迎酒会上认识了作家聂华苓,收获了爱情,最终两人结为夫妻;而这一私人境遇和命运的改变,又大大推进了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发展,1967年他们两人在工作坊的基础上又创办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与工作坊以获得学位为目的相比,国际写作计划没有课程和学分的要求,更侧重邀请来自世界各地作家到爱荷华大学开展文学创作和文化交流,为期三个月。因此,“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涵纳性更强,到2007年四十周年时,全球受益于该计划的作家已逾千人(41)夏榆:《聂华苓叙事》,张立宪主编:《读库 1501》,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68页。。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丁玲、艾青、王蒙等多位作家先后受邀到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安格尔和聂华苓也到中国大陆访问,这无疑促进了中美文学在新时期的互动和交流。

余光中是中国接受创意写作系统教育的先驱,其开创性不在于获得学位,而是经由这段学习经历,他的创作有了新的品格和美学风貌,他的文学事业发生了重要转机,并为其他作家进入这一全新的文学创作场景提供了路径和经验。余光中是感性的诗人和散文家,他还是理性的批评家,1963年时他已经注意到近二十年来,美国已有若干大学正式开设创意写作课程,让有文学才能的青年取得硕士学位。他在为以爱荷华大学为代表的创意写作教育发展鼓与呼之余,又有着内省式的思考:“喜,因为即将有许多东方的青年作家为他所发现,去太平洋彼岸接受现代的洗礼。忧,因为继科学天才之后,我们的文学天才似乎也要等待外国来发掘与培养了。安格尔的选择对象将局限于精通英文的作者。那么,其他的天才怎么办呢?我们自己的贺知章和李邕在哪里?未来的李白和杜甫啊,你们怎么办呢?”(42)余光中:《缪斯的侦探——介绍来台的美国作家保罗·安格尔》,《余光中集》第4卷,第44页。余光中赴美求学之际,对于中国来说,创意写作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因此,他发出的灵魂三问与其说是深深的忧虑,不如说是热切的呼唤。

所幸的是,随着教育的交流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创意写作概念和教育理念有了进一步传播,进入21世纪以后,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推出了适应本国国情的创意写作专业和学位授予方式。经过15年的探索,在2024年初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中,将中文创意写作正式列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传统理念终于得到改变,文学教育开始回归初心。我们期待在创意写作本土化学科教育的新时代,中国高校能够培养出“未来的李白和杜甫”,以回答“余光中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