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坛 | 驻校作家在中国：概念、评价与实践（1967－2001）

驻校作家是创意写作的一项重要制度，目前该制度在多所高校都有施行，在社会上有较高关注度。从发生学的角度探寻，各界普遍认为国内驻校作家制度创设于21世纪初，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2002年王蒙担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毕淑敏等成为该校第一批驻校作家；二是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与《诗刊》联合设立“驻校诗人”制度。自此之后，驻校作家制度在全国高校中铺开。其实，在此之前，驻校作家的概念在国内已有传播，各方也有探讨，并开始了该制度的实践。本文主要发掘、考证驻校作家制度在中国早期发展的历史。

Writers in Residence，中文翻译为“住校作家”“驻校作家”“创作教授”“驻校教授”“驻地作家”等。驻校作家是创意写作教育发展的结果。从19世纪末期起，欧美高校长期盛行的古典语文教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开始尝试在校园中开展文学教育并指导学生开展创作活动，这对师资队伍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要求。创作型人才而非研究型学者成为高校之急需师资。于是，一些优秀的主流作家，进入大学校园开展创作和教学活动。美国最早的两位驻校作家是1917-1920年任教于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的罗伯特·弗罗斯特和1919年在伯克利大学执教半年的威特·宾纳。此时多带有实验性质，聘期较短。二战后在教育理念的进步、政府助学政策的调整以及高等教育繁荣的推动下，高校创意写作学位项目迅速扩张，驻校作家制度也得以推广，众多知名作家进入校园、教授创作。在中国，作家在高校中任职的现象与国外几乎同步发展起来，最为著名的是北京大学曾聘请鲁迅、周作人、刘半农、胡适、废名、沈从文等新文学的一批主将担任教员。民国时期作家专兼职任教比较灵活，故报纸有消息曾称“平津一带有几个‘教员作家’（因并非全是大学教授，故未能称为教授作家）”。但彼时中国尚未有驻校作家的概念，这批作家任教的目标不是培养作家，学校也没有颁授创作类的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译介国外文学的过程中，有文章顺带提及了驻校作家的概念及其工作内容，如刊载在《世界文学》杂志中的一篇文章说，讲课是美国成名作家的一种职业，有些大学专门请作家来讲课，称之为“住校作家”。此时期我们国外文学界关注的重点区域是苏俄，苏联建立了一套官方主导的、以专职为主的作家协会体系，没有推行欧美日益盛行的驻校作家制度，故当时的翻译文学中极少提及驻校作家。

改革开放以后，外国文艺思潮、欧美作家包括旅居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广泛引入中国大陆。在夏志清等人的推动下，张爱玲重新受到文学界关注，其作品研究与日增多。1982年《新文学史料》刊登《中国现代女作家小传》一文，介绍苏雪林、林徽因、罗淑、沉樱、关露、杨刚、张爱玲七人的生平。在张爱玲部分，写道：“一九六七年到英国剑桥，应‘雷德克里芙女校’之请，当驻校作家。她现在美国专事写作，过着孤独、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这是较早提到张爱玲担任驻校作家的文献，其中有一处明显错误：此文中的剑桥并非英国剑桥，而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属于波士顿都市区。因为“雷德克里芙女校”今译为“拉德克利夫学院”，1999年被整合进同样位于剑桥市的哈佛大学。另一处较难发现的错误是，张爱玲在雷德克里芙女校的身份不是驻校作家。其实，她是1966年担任俄亥俄州牛津的迈阿密大学的驻校作家，因为在该年10月的《迈阿密校友会》上曾刊登过一则消息《一流的中国女作家，迈阿密驻校作家》，说张爱玲是该校第一位由外国人担任的驻校作家。1967-1969年得益于夏志清推荐，她在拉德克利夫学院获得了一份从事独立研究的基金资助，这一资助是基于她在翻译领域的成就而不是创作。改革开放后，张爱玲研究大热，多篇论文和著作都介绍张爱玲在英国剑桥的学校担任驻校作家，时隔十余年后，才有论者指出这个明显错误。张爱玲担任迈阿密大学驻校作家的事实，到1990年代末期才被旅美的司马新、宋明炜等人披露。不管怎样，通过张爱玲的生平传记等，驻校作家这个概念在中国广为传播和普及，为国内读者所熟知。

除了张爱玲之外，一些欧美知名作家担任驻校作家的情况也被译介到国内。其中，反复被提及的是福克纳。早在1983年，在介绍福克纳的书籍中，就提到福克纳在1957-1958年在弗吉尼亚大学连续担任两期的住校作家。福克纳两年内，在36次座谈会上回答了两千多个问题，收录在1959年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福克纳在大学》一书中，1993年吴冰将其节译发表。这进一步助推了福克纳驻校作家身份的传播，1999年李文俊出版的影响颇大的《福克纳评传》在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同样记载了其担任驻校作家的情况。

除了福克纳外，在2002年前中国出版的图书和发表的论文中，还经常提到多位作家的驻校作家身份。梳理此时段的文献，可整理得出下面这些作家任驻校作家的情形。乔伊思·卡罗·欧茨、乔伊斯·卡洛尔·欧茨等担任普林斯顿大学驻校作家，阿摩司·奥兹担任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学院和波士顿大学驻校作家，威廉·曼彻斯特担任威尔斯廷大学驻校作家，加斯东·米龙任渥太华大学、舍布鲁克大学驻校作家，达芙妮·马拉特担任马尼托巴大学、阿尔伯塔大学等大学驻校作家，威廉·戈尔丁任纽约大学水牛城分校驻校作家，威廉·萨洛扬任印第安纳州波尔多大学驻校作家，罗伯特·安德森在哈佛大学、依阿华州立大学担任驻校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担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驻校作家，劳娜·克劳吉尔任维多利亚大学驻校作家，日裔作家乔伊·小川任渥太华大学驻校作家，欧文·雷顿任渥太华大学、多伦多大学等多所高校驻校作家，瓦勒斯·施德格勒任斯坦福大学驻校作家，等等。

此时期的论著，不仅引入了驻校作家的概念，还介绍了这一制度的内涵和岗位内容。1993年黄运亭等在书中以专论《文化使者 住校作家》为题，讲述了福克纳担任驻校作家的工作情况。在介绍澳大利亚作家担任麦夸瑞大学的驻校作家时，唐正秋提到“住校作家”是西方一些国家资助作家的一种办法，政府给“住校作家”一笔津贴，师生也借此机会和作家接触。另一名在中国享有盛名的作家纳博科夫，在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任教过，他很熟悉驻校作家制度，1964年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曾表示“有时我想再进大学也许很有意思，在大学当驻校作家，不教书，少不固定去上课”，这一内容在1997年被译至国内。1998年在一本翻译的图书中，记录了驻校作家的薪酬，艺术咨询委员会的建议标准是每天130美元，参加作家工作坊举办讲座的费用是每小时50-150美元。借由翻译，中国读者对驻校作家的工作状态和岗位职责也有所了解。

此时期一些翻译的小说中，提到了驻校作家这一职业和岗位，也有作家将其纳入小说写作，用其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大江健三郎在短篇小说《自动人形的恶梦》中，故事开篇所设置的情景临行之前：父亲从日本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担任驻校作家，母亲也要前往。艾瑞卡·张在其女性自传体小说《我挡不住我》对驻校作家颇为揶揄。驻校作家的称谓也出现在中国作家的笔下。1998年，中国作家伊沙在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江山美人》数次提到了驻校作家。最初，故事主人公、作家汤晨在跟郭平聊天时谈到，美国加州想请他当驻校作家；之后，在跟木下惠子的交往中，木下提出汤晨可到日本当驻校作家，她说：“日本的很多大学学习西方的做法，每年都会在全球聘请一些访问学者和驻校作家，我们丽泽大学也有，前两年来过韩国和东南亚的作家。”在木下惠子的争取和努力之下，丽泽大学决定聘请汤晨为驻校作家，周期为一年，这期间创作的诗歌由校方派人译成日文后，交丽泽大学出版部出版；学校会请汤晨开几场讲座，这是其工作的一部分；工作待遇很高。小说创作源自对现实的认知，从其中描述的内容来看，伊沙是比较熟悉国外驻校作家制度的。

与译介同步展开的，是概念的传播。中国作家在阅读这些文本时，对驻校作家的概念和内涵有所认识和了解。在2018年的一项采访中，广西民族大学的驻校作家东西说，他是在1990年代中期，阅读福克纳的传记时知道了驻校作家这一概念。温州大学的驻校作家张翎则陈述，应该是在二三十年前，在张爱玲的生平介绍里听说了“驻校作家”这个词。在接触到驻校作家的概念后，他们对这项制度的内涵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东西认为西方作家在大学里，一边上课一边写作，驻校作家是作家最好的归宿；张翎则坦认，当时还不太了解这个系统，隐隐觉得这是一项给作家提供生活基地、支持作家完成某些写作项目的措施。这表明译介作品顺带提及的驻校作家概念，给当时的作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心中也萌发了将来要成为驻校作家的想法。

改革开放以来，较早专门讨论驻校作家问题的是王蒙。他将其放在作家非学者化问题的背景中来讨论。当时，不少人普遍认为搞创作的不需要做学问，从事文学研究的不需要会创作。在王蒙看来，这是错误的观点，如果作家文化水平不高，最终会成为其文学创作事业的瓶颈。他指出：“五四时期乃至三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名作家都同时是，或可以是教授，国外的许多名作家也是大学教授。”在这段论述中，他尚没有明确使用驻校作家的概念，但可从中看出，他是熟悉国外作家在高校任教的动向的。王蒙撰写此文深层原因是针对当时作家队伍明显地呈现出非学者化的趋势而有感而发，故希望作家加强理论和知识的学习。也正是因为这一背景，在1980年代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设立作家班制度，开启了当代作家进校园的第一波热潮。当然，此时是作家在校园学习而非教学，但作家班让作家的理论、知识和学历得以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作家非学者化的问题，又为新一波的作家进学校任教提供了人才储备和师资力量。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专职作家制度受到冲击，其利弊问题被各界所讨论，而高校中又出现了学院作家等新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驻校作家作为一个参照系被引入，得到进一步讨论。1987年，花建发表了《自由的创造和不自由的职业——作家的社会构成》。该文指出一些发达国家开辟了作家资助的两个来源，一个是新闻媒体等大众传播机构，一个是高等学校，前者用金钱资助作家发展而作家为其提供优质内容，后者让作家成为“住校作家”。在披露了国外对这些现象的观点后，他认为以恰当的形式资助作家以促进社会的文化生产，是一个重要课题。1989年，马原在《小说》一文中，区分了专业作家和职业作家的概念。他认为在世界多数国家里，作家是高度职业化或者半职业化的，譬如有相当数量的作家是在大学里担任驻校作家或者创作教师；中国多专业作家，职业作家却十分匮乏，而职业作家有很多优势。1994年，文化学者、执教于香港城市大学的潘铭燊同暨南大学潘亚暾笔谈时，探讨了学院作家。潘铭燊认为学院作家的出现是社会需求的结果，但“学院作家现象”尚未形成共同的风格。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借鉴苏联经验而建立起的作家协会模式如何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为党政部门所注意。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课题组深入调查研究，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领域面临的新问题》。文章在探讨专业作家体制的改革时，认为要引进竞争机制，探索多种可能，在具体思路上，可以进行驻校作家的尝试，让一部分著名作家到高校兼任教职。这标志着党和国家层面上已经注意到国外广泛实施的驻校作家制度，并将其作为改革的思路和举措。

王蒙曾在前述文章中倡导过作家学者化，响应者不多，倒是新时期以来高校中有不少学者在从事文学创作，受到关注并获得奖项。学者姚申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认为在中国文坛中第三个群体——格非、王晓玉、戴厚英等“厕身学院却以作家蜚声文坛者”。姚申指出聘任“驻校作家”是美国高校的一种特色，贝娄、布罗茨基、莫里森多位在美国高校任职的作家都有教授头衔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在英国还有一类以大卫·洛奇等为代表的“学院作家”，在学术和文学创作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故姚申呼吁中国文坛能够出现学者/作家两栖的人才。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程巍则定义了驻校作家的概念。他说：“‘住校作家’（Writers in Residence）是一个当代现象，尤其是八十年代后的现象，指当初纯粹以写作文学作品为业（自由撰稿人）的自由作家进入了以理性化研究为业的大学，成为大学机构的一员。”程巍将驻校作家放在波西米亚的对立面去讨论，他认为自浪漫主义时代以来的浪荡、居无定所的波希米亚人式的作家，从1970年代以来走上大学讲堂，过上了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为此，程巍从特权自由、城市改造世俗化、作家和批评家的三个角度，探讨了作家从波西米亚式生活到驻校作家身份所带来的后果。总之，程巍是在欧美主流国家驻校作家制度实行日益广泛的背景下，反思这一制度给作家自身和文学生产本身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2002年以前，驻校作家在中国不仅是停留在概念传播和评价反层面的认知，其实已经从两种路径和方向展开了探索：中国作家到海外担任驻校作家，以及驻校作家制度在不同地区的初步探索和开展。

首先是中国作家到海外担任驻校作家。1985年萧乾收到纽约大学校长的一封信，邀请他与夫人文洁若到该校讲学1个月。正当他意外和迷惑之际，其好友哈洛德·阿克顿从意大利来信说此事是他促成的，并估计纽约大学会写信，邀请萧乾去作一次Writer in residence（驻校作家）。1986年9月，萧乾到纽约大学任职。在纽约大学期间，他对驻校作家制度有了深入了解并详细记录了其工作。曾镇南《张辛欣评传》提到，1988年张辛欣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当驻校作家去了。杨沫之子、作家老鬼1990-1995年在布朗大学任驻校作家，任职结束后回国。作家雪莲提到，1990年张洁在康涅狄格州维斯大学任“住校作家”，并提供了她与张洁、王蒙的合影。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王蒙很早就接触到了驻校作家制度。1998年1-5月，王蒙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担任驻校作家，公开演讲6次，主要讲授现代文学。在国内这一事件受到关注，还一度被改编为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行政能力测试的模拟试题。以这种独特的形式，驻校作家的制度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

中国最早开展驻校作家活动的是中国港台地区。2002年以前，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已经在实施驻校作家计划。1991年岭南大学文学与翻译研究中心筹办中文文学创作课，在永隆银行的赞助下，推出驻校作家计划。历年受邀请的作家有陈祖芬、钟玲、方瑜、张淑香、也斯、陈村等，2003年邀请了马原和格非。1992年，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第一次到香港，岭南学院的相关领导邀请其次年到学校担任驻校作家。她认为讲课是自己“最做不来的事”，遂将这种纠结的心态记录在散文中。1993年，陈祖芬如约到岭南学院参加了该计划。同年4月5日到5月4日，王蒙以住校作家身份访问香港岭南学院。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还邀请舒婷夫妇为短期驻校作家。

中国台湾地区作家接触驻校作家的时间更早，可追溯至聂华苓、安格尔夫妇1967年开始主持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根据其官网记录，第一届邀请了诗人痖弦。到2002年以前，已经有27位中国大陆作家、34位中国台湾作家、11位中国香港作家参加了该计划。中国台湾地区最早设立驻校作家制度是静宜大学，1994年12月，该校聘请陈千武担任驻校作家，开设课程和相关讲座，时任校长李家同担任荣誉驻校作家。1995年11月，曾任美国史丹佛大学第一位华人驻校作家的陈若曦，出任台湾中央大学驻校作家，开设写作班。1996年，曾获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学位的诗人杨牧，从美国任教岗位返回中国台湾，担任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创院院长，邀请痖弦（1999）等担任驻校作家。到2000年前后，港台地区各大高校也开始跟进实施。当时出任驻校作家的有，周梦蝶获聘为中山大学驻校作家，龙应台任香港大学驻校作家，陈幸蕙任台北商业技术学院驻校作家，黄春明任成功大学的驻校作家，等等。

中国大陆在2002年以前也有了驻校作家制度的实践，以上海的高校为代表。上海与驻校作家制度结缘较深的作家是王安忆。王安忆是2004年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的，数年后与陈思和等创办了该校的创意写作硕士教育。其实，王安忆与创意写作以及驻校作家制度接触的时间远早于此。1983年，她随同母亲茹志鹃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这个计划本身就是安格尔、聂华苓夫妇主持的驻校作家项目。这次出访时，王安忆29岁，正处于创作和事业的开创期，这段经历对她产生了深刻影响。时隔20余后，在加入复旦大学前，王安忆已是上海作家协会主席，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她说：“很向往大学这么一个环境，从国外、香港看，一般作家落脚在大学里，是最恰当、最踏实的一个归宿。”很显然，青年时期在爱荷华大学的人生体验，给了她深刻影响。到复旦大学正式任教之前，她其实已经在担任该校兼职的驻校作家。1994年，王安忆应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允吉邀请，开设一门小说研究的课程。最初的计划是通过复旦大学的“明星讲座”授课，但王安忆则希望开设一门完整的课程，每周2个课时，共一学期。小说家给名校学生授课，且有周详计划和安排，虽未有驻校作家之名，却已开驻校作家之实，当时颇受媒体和社会关注。这并非笔者过度诠释，1997年陈思和在《作家登上讲台以后》中谈到王安忆在复旦大学授课情形，并表示：“像驻校作家或者请作家来大学讲课这类事，在国外是很普遍的，我们读过纳波科夫的《文学讲稿》，就是一部作家开设的小说课程的讲稿。”王安忆的讲稿经整理，1998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题为《心灵世界》。该书的策划人认为像王安忆这类作家到大学讲课或聘请驻校作家事情，在国外很普遍。这部著作跟纳博科夫的《文学讲课》性质相同，带有相当的感性且又不乏理性。《心灵世界》的出版有利于促进文学的发展和文学课程的建设，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俨然是呼吁驻校作家制度的普及和实施了。2002年以前，华东师范大学虽未正式推出驻校作家制度，但该校时任中文系主任徐中玉鼓励学生创作，已培养和涌现了不少重要作家。其中，格非在1985年留校，但他坚持创作并成为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在一些论者看来，他是作家进校园的早期代表，甚至就是驻校作家。199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作家吕约，在2000年9月写的校园回忆文章《丽娃河》中提到“还有语言充满机锋的批评家朱大可，严肃认真的陈思和，驻校作家格非”。在吕约当时的观念中，认为格非已经是驻校作家了。通过上面的事例分析，这就不难理解，今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驻校作家活动十分活跃的缘由了。

同样在20世纪末，王蒙受邀在南京大学担任兼职教授。此时他的正式身份尚不是驻校作家，但他在任职演说中对驻校作家制度有深刻认识。他说作家进大学，是高等教育人文学科危机的表现，因为以培养教学和研究人才为主的教学体系，不能满足市场化社会的时代，所以要改变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作家进校园是提供了现实的镜子，让学生“既能呼吸文学的新鲜空气，又有直面人生的新颖感”。

驻校作家制度是创意写作学科的核心机制之一。在大学教育体系中，引入驻校作家，给注重学历和研究能力的学术衡量模式破了一扇窗，与传统的中文教育形成了互补。一批当代作家转型成为大学教师后，中文教育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割裂的情况得到了弥合，有别于学院批评的、新型的作家批评随之兴起。从另一方面看，这赓续了新文学运动以来“作家驻校”的传统，又重启青年学生对文学和写作的热爱，激活了作家自身的素养与新的发展途径，提升了大学的美誉度，形成了“磁吸效应”。2023年，中国创意写作发展迎来新一波热潮：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现实与传奇：王安忆余华对谈”，成立了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成立十周年，举办“通向写作之路——驻校作家与北师大师生面对面”等系列活动；上海大学成立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等等。其中，驻校作家制度及其成果备受关注，各方也对其发展未来充满憧憬。

在这样的背景下，梳理驻校作家制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源流，至关重要。其一，找寻当前蓬勃发展的驻校作家制度的发展来路。通过上面的史料梳理，我们看到王蒙等在青岛大学，王安忆在复旦大学，王家新、阎连科等在中国人民大学，格非在华东师范大学、清华大学，马原在同济大学，毕飞宇在南京大学等担任驻校作家，是有深刻的历史根由的。只有深入勾勒当时对于驻校作家译介、传播和认知情形，了解中国驻校作家的相关早期实践，才能清晰描绘21世纪以来中国驻校作家蓬勃发展的缘由。其二，可据此构建和书写中国驻校作家制度的发展史。本文将香港、台湾地区驻校作家的发展、中国作家到国外担任驻校作家的情形予以整合，扩大文献搜集和研究的视野，认为中国驻校作家的历史可追溯至1960年代。这拓展了中国驻校作家发展史，将其从2002年前推到1967年。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论断，是因为爱荷华大学已经在该年开创国际写作计划，中国籍作家张爱玲在美国高校出任住校作家。其三，将历史和现实结合，为驻校作家制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衍化提供历史的支撑，可拓展相关研究问题。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当前全国中文写作课调查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STA033。原载《当代文坛》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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