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蒋士美：沈从文文学批评与“自我经典化”——兼谈经典观念如何介入作家创作

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藉由系列批评文章表达了自身对于文学经典（伟大中国文学作品）的理解与思考，这些批评话语背后潜藏着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并在其解读具体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呈现：一是以“我”之经典观点评“他者”，即以自己心中的经典标准来评价或界定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文学作品；二是主动将自己的作品与同时代风格近于自己的作家作品进行对读比较，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对自我的阐释与评价，敞开理解自己作品“经典性”的空间和路径；三是频繁为自己的作品预设理想的读者和评论者，展露出对作品恒久审美价值的深度追求。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有力拓展了现代文学关于文学经典的思考和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文学经典地位的最终确立。

20 世纪30 年代，凭借《从文自传》的写作完成与两次返湘之旅的见闻感受，沈从文逐渐找到了自我，其文学创作日趋成熟，先后写出了《边城》《萧萧》《三三》《湘行散记》等一系列颇能代表个人风格特点的优秀之作。这些作品着意追求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美丽、忧愁、自然、人性化、地方感等美学元素，构成了此一阶段沈从文创作的主题与风格，他也因此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与关注。但沈从文内心非常清楚，自己那些“与一般说法不同，与流行见解不合”的作品，同时代语境、社会情状之间的巨大鸿沟，在短期之内无以消弭，想要成为公认的“时代经典”近乎痴人说梦。随着自我认知的逐步提升，作为一名典型的作家型批评家，沈从文通过文论、时评、书信等形式，写下了众多别具一格的文学评论文章，这其中既有对五四新文学整体发展路径的思考总结，也有对具体作家作品和文坛现象的讨论和评价。他会在创作之余反复阐述自己的文学理想以及对于文学经典的独特见解，会对自己感兴趣的或影响过自己的作家作品发表看法，甚至会在中外文学比较视野中对自身作品进行解读阐释。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沈从文显然具有创造经典的自觉意识。

1936 年11 月，在一篇论述经典应该如何产生的文章中，沈从文明确指出：“理论得有东西来支持或实证。‘无言之教’不适用于文学。文学就是文学，在一个较宽泛的范围中，大家宜通力合作促进文学作品产生。”可见，沈从文已经意识到，倘若离开具体的文学作品，则文学经典之标准无以确立，文学经典之体系亦无从建构，要使人真正认识经典的本相，理解经典的意义，则必须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出发。作为一名出身乡土的“原生态”作家，沈从文虽然不像周作人、朱光潜、宗白华等人那般接受过专业化、学院派的理论训练，但他对文学的直觉感受较之那些纯粹的批评家无疑更为敏锐。在文学批评这一层面，沈从文进行“自我经典化”的路径与方法，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具体作品来展开的，其中有些略显隐晦，有些则较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以自己心中的经典标准来评价或界定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文学作品，这属于较为隐晦的做法；二是将自己的作品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实现对自我的阐释与评价，这属于相对明显的做法；三是为自己的作品预设理想的读者和评论者，这是最为直接的一种做法。

一、以“我”之经典观点评“他”者

鲁迅曾在《批评家的批评家》一文中就“文艺批评的圈子”问题作过如下精彩论述：“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鲁迅这段话中所说的圈子，实际上就是进行文艺批评的标准。诚如鲁迅所言，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会确立一套属于自己的评价标准，沈从文也不例外。表面上看，沈从文的批评似乎并无固定的理论体系作指导，多是结合自身的创作实际展开论述和评价，客观公允而又恰到好处。但如果我们对沈从文的经典观有一定了解的话，则会发现，他对于同时代作家作品的评价，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以自己的经典观作为参照坐标的。对于沈从文的经典观，目前学界已有不少讨论，但言人人殊、尚无定论。综合而言，其经典观的核心还是对于“伟大中国文学作品”的理解与阐释，以及如何才能写出“伟大中国文学作品”的探索与期待。在沈从文眼中，真正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应该是“现实性”“独创性”“恒久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体，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则要遵从三个原则：首先是最好选用小说为创作体裁；其次必须具备诚实、严肃、勇敢、谦虚的创作态度；同时还要注重文字的节制和恰当。这样一套相对完整的经典观念，实际上是沈从文在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并不断审视新文学的创作成绩与发展态势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建构出来的，也是他评点具体作家作品的固有标准。

沈从文评价他人作品，首先关注的便是其作品是否贴近现实人生。“文学与人生不可分”是沈从文提倡“工具重造”“工具重用”的根底，这一观念自五四文学革命开始，便引领着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演变，鲁迅在这一层面做出了实证性与奠基性的成就。沈从文从两个角度论述了鲁迅在探索文学与人生关系方面的贡献：一是在杂文方面用锋利如刀之笔否定现实社会工作，强烈憎恶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二是作为乡土文学的发轫与领路者，导引着新作家群的书写从“人生文学”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从广袤土地与现实人生中挹取滋养，使得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新文学的发展因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沈从文还以《故乡》《示众》等作品为例，佐证鲁迅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长处在以准确鲜明的色，画出都市与农村的动静。作者的年龄，使之成为沉静，作者的生活各种因缘，却又使之焦躁不宁，作品中憎与爱相互混合，所非常厌恶的世事，乃同时显出非常爱着的固执。”这种建立在深刻领悟人事基础上的文学创作，广泛影响了黎锦明、王鲁彦等众多后起作家，成为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滥觞。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新感觉派的圣手”穆时英，在《论穆时英》的开篇，沈从文开宗明义地强调：“一切伟大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生”，并由此展开了对穆氏作品的批判，指出其大部分作品技巧逾量，近于邪僻文字：“短处在做作，时时见出装模作样的做作。作品于人生隔一层。”读之便感觉与真实的人生体验隔了一层，空洞肤浅，经不起推敲：“一眼望去，也许觉得这些东西比真的还热闹，还华美，但过细检查一下，便知道原来全是假的。”沈从文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颇为独到地将穆时英的这类作品界定为一种“假艺术”，并以《圣处女的感情》为例证，说明穆时英其人不解“人生”之真意，其作品题材空虚浮泛、华而不实：“《圣处女的感情》作者所涉笔的人事虽极广，作者对‘人生’所具有的知识极窄。对于所谓都市男女的爱憎，了解得也并不怎么深。对于恋爱，在各种形式下的恋爱，无理解力，无描写力。作者所长，是能使用那么一套轻飘飘的浮而不实文字任兴涂抹。”沈从文最终以略带讽刺性的口吻对穆氏作品给出了自己的论定：如果穆氏专心于电影工作，或可望成为一名极有成就的大导演，但在文学创作方面，因其缺乏对现实人生的深刻体验及理解，是任由他怎么努力都无法写出优秀作品的。

在具体的作家批评中，沈从文常将文字是否节制、恰当、妥帖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在文字使用这一层面，周作人和废名是沈从文最为推崇的两位作家。他评价周作人是“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其作品最大的长处在于文体美丽，文字脱离了藻饰空虚，具有实际意义，且极端切合人类的情感，是健康而合乎人性的：“彻底把文字从藻饰空虚上转到实质言语来，那么非常切贴人类的情感。”由此盛赞周氏作品是最为纯粹素朴的散文，并将其定位为“历史的一种原型”，必然会影响到未来中国文学使用文字的趋向，永远也不会使世人忘却。至于冯文炳，沈从文认为其作品显示出作者对文字技巧有着特殊理解，即在节制中见出悭吝文字的习气，是“最能用文字记述言语”的一个人，在同一时代几乎无人可以与之比肩并行。在他看来，冯文炳的一些作品所写及的一切，甚至比鲁迅的一部分作品，更要成为不应当忘去而已经忘去的中国典型生活的作品。与之相反，沈从文则毫不留情地批评郭沫若在写作小说过程中对文字的极度挥霍、不会节制和废话连篇：“废话在诗中或能容许，在创作中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损失。”以郭沫若的两部自传体小说《我的幼年》《反正前后》为例，沈从文论证郭沫若因不擅用文字而导致了小说创作的失败结局：“我们随便看看《我的幼年》上……那描写，那糟蹋文字处，使我们对于作者真感到一种浪费的不吝惜的小小不平。”“《反正前后》是同样在修辞上缺少可称赞的书……那不当的插话，那基于牢骚而加上的解释，能使一个有修养的读者中毒，发生反感。”同时，沈从文也指出了茅盾在文字运用上的无效率，并讽刺他的小说有拼凑字数的嫌疑：“茅盾用三十万文字写个长篇，重技巧的人，或许十万字也能同样写一个，字数虽比较少，却可以收同样效果。”进而沈从文建议茅盾在创作过程中要好好学习如何去找寻那些增加效率的文字。

此外，评点他人作品，沈从文尤为看重作家的创作态度。在他看来，鲁迅“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郁达夫的作品所长“是那种自白的诚恳，虽不免夸张，却毫不矜持，又能处置文字，运用辞藻，在作品上那种神经质的人格，混合美恶，揉杂爱憎，不完全处、缺憾处，乃反而正是给人十分尊敬处”；叶绍钧多年来以最诚实的态度坚持写作，维持着那种沉默努力的精神始终不变，在平静美丽的文字中，从事练习，其作品“是比一切作品，还适宜于取法的”；萧乾的为人与创作态度极度类似于一个“乡下人”，生气勃勃而又勇敢结实，故其文章别具一格、妙不可言。但更为直观明显的证据，还体现在他为青年作家李连萃的首部作品集作推荐时所撰写的序言之中，在这篇序言中，沈从文首先对自己所秉持、宣扬的创作态度作了归纳总结，即由“热情的自眩”“感慨的无从节制”“急于小成”“取法乎一般标准”而转到“沉默的努力”“安详的注意”“勇于写作而怯于发表”“极力使文字成为自己的言语”，并指出自己的这一类创作态度已经得到众多年轻作家如谢冰季、王坟、高植等人的认可和效法，这些年轻作家以最为诚实、严肃且勇敢的态度，将自己整个的生命放在创作上，将来的成就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值得期待。接着，沈从文高度评价了李连萃作为文学者的正当态度，从不“巧于自炫”，诚实、严肃、勇敢、虔诚而又坚持不懈，因而其作品将成为一种翻腾社会摇动信仰的力量——“连萃的作品，是已经能把眼睛所及的那世界的一面，加以朴素的描绘成为故事了的，时间将使它完全渐次长成。”与之相类似，在《高植小说集序》中，沈从文也盛赞高植“以文学为志业”，采用“最傻的也正是最诚实可爱的方法来写作小说”的创作态度，认为这种诚实严肃的“可爱的傻处”是一个作家所必须拥有的态度，是年轻作家一种最好的德性，毫无疑问将支撑伟大作品的产生。在此文之中，沈从文还从相反的角度，对创作中的“白相态度”和讽刺诙谐趣味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正是此类讽刺与诙谐的儿戏态度，致使许多小说皆以小丑神气存在，缺少健康，走入邪路，给文坛留下了不良结果。不过，最能展现沈从文对取巧、儿戏之文学态度持批判立场的，还是他在《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一文中对张资平“中国大小说家”的嘲弄：“请注意大字，是数量的大。是文言文‘汗牛充栋’那个意思”，并讽刺其创作的众多恋爱小说由于面貌雷同而常常让读者难分彼此：“常常让读者疑心两篇文章不单出于一只手，又出于同一时间，忠厚的说，就是他那文章‘千篇一律’”。

二、自我的阐释与定位

作为一名出身扰攘乡野、来自湘西边地的作家，沈从文的创作自有其独特的风格，尤其是进入30年代之后，他的创作日趋成熟，作品也获得了广泛关注，但其诗性、浪漫、自然的创作风格却与时代主潮之间存在着明显鸿沟。正是由于沈从文的作品与当时流行风气不合，与一般作品的审美取向不大相同，因而在大部分时间里很难被读者和批评家所理解、认同，恰如他在《一个人的自白》中所言：“唯有一个刘西渭，能稍得其解也还不够。这个老友的文章特点是在……自得其乐较多，而对作者生活作品却无多兴趣。这也就是我对于批评永远不能心服，不感兴趣的原因。”显而易见，沈从文对于当时文艺界评价自己作品的文章大都不太满意，认为他们并没有实在触及自己作品的真切灵魂，能稍稍合他心意的似乎只有刘西渭一人。有鉴于此，他在评点其他作家作品的同时，也会主动选择多角度、立体化地来解读和阐释自己的作品，以展现自身作品的独特价值。

其一是强调自己作品的原创性与独特性。沈从文自入文坛便以“乡下人”自居，如他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所言：“乡下人照例有着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与此同时，“乡下人”还具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也正是“乡下人”独特的性格与经验，使沈从文的作品与一般的作家作品大为不同：“我的作品稍异于同时代作家处，在一开始写作时，取材的侧重在写我的家乡，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一条延长千里水路的沅水流域。”地方性和诗性当然是沈从文作品的两个独特标签，但沈从文的独特却远远不止于此，更加值得重视与注意的是，他甘愿冒着被文坛除名的风险，顽固地将作品与“商业”“政策”分割开来，异常执著地建筑自己的“希腊小庙”，以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而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但这样的作品，在以革命文学为主潮的时代，想要得到批评家的青睐着实不易，一如《边城》问世之后，批评界对这一作品的评价大多集中在“过时”与“无思想”。对于此类批评，沈从文看似不以为意，但实际上还是通过自我阐释进行了强力回应：“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这段话简明扼要却鞭辟入里地道出了《边城》的生命情怀、美学追求与历史价值，也成为后世学者理解《边城》的重要依据。与此相类，沈从文在自己的小说集《石子船》“后记”中也郑重指出：“我还没有写过一篇一般人所谓小说的小说，是因为我愿意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到在章法内得到成功。”这一评断隐然有一种示范意味：那些与时人不同的有个性的文学，可能不符合一般人的欣赏口味，却是在“章法外”的艺术创造。他甚至觉得，关于“短篇小说”的最好界说，“应当是我作品所表现的种种”。而所谓“不想到在章法内得到成功”，就是在不断突破既有模式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一种对作品原创性的自觉追求，并通过对作品结构、形象、语言等方面的试验和发明，将这种艺术追求实践化，从而在文学史的脉络中为自己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其二是将自己的作品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作品对比。在《论冯文炳》一文中，他首先表明自己是与废名写作风格最为相近的现代中国作家，在“生命体验”“生活观察”“牧歌文体”与“诗性风格”上具有同一性——“把作者，与现代中国作者风格并列，如一般所承认，最相称的一位，是本论作者自己。一则因为对农村观察相同，一则因背景地方风俗习惯也相同。”但同时，他也指出两人在细微之处仍然存有较多分歧：“除去文体在另一时如人所说及‘同是不讲文法的作者’外，结果是仍然在作品上显出分歧的。”在沈从文看来，废名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人格多以“平静”为底色，皆柔和具母性，是最小一片的完全和部分的细微雕刻，看似一切与自然谐和，但却不会骚动，缺少冲突。随后，他以自己的小说《雨后》为凭，着重强调自己的兴味与成就是“使社会的每一面，每一棱，皆有一机会在作者笔下写出”，因而较之废名要稍胜一筹：“《雨后》作者在表现一方面言，似较冯文炳君为宽而且优。”沈从文将自己作品置于特定的文学批评场域中，从人物塑造、语言文法、思想情调等多个层面，与废名的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对读，表明自己优于废名之处主要在于原始而又生动的“乡下人经验”，这种现身说法之后的自矜，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经典观（伟大作品需紧贴现实人生）作注脚。而在《〈湖南的西北角〉序言》一文中，这种自我阐释的意图则更加明显，此文本意在于推介李震一新作《湖南的西北角》，但在这篇洋洋近万言的文章之中，介绍李震一新书的内容却只有最后一段，篇幅还不足两百字。真正的重点，沈从文全部都放在了自己十年前所写的作品《湘西》之上，文章不但详细回忆了《湘西》的创作意图和成书过程，还扼要介绍了《湘西》的主要内容，并着意强调了《湘西》一书的史料价值与历史意义：“我的工作并不白费，这本小书直到十年后的现在看来，意义犹未完全消失。尤其是一个同乡知识分子，面临当前地方由于战争复员所感到的社会变化和经济贫乏，以及十年战争壮丁牺牲殆尽所形成的种种，引起了他对地方的责任感和无所措手足痛苦时，读了我这本小书，必然还可得到一点点新生的憧憬，以及对于地方重造所抱的勇气和信心。”沈从文为何要在推介他人新书的文章中，花费主要篇幅来评价自己的旧作呢？这一看似本末倒置的行为背后究竟暗含怎样的逻辑与期待？对比两部作品可以发现，无论是李震一的《湖南的西北角》，还是沈从文的《湘西》，所叙写讲述的皆是湘西边地的区域问题，实际上具有共同的期待视野，都是为湘西未来的重造设计提供参考价值。共同的写作目标之下，在沈从文的观念中，自己的作品《湘西》显然提供了一份更加深入而又更为可靠的范本。

以上诸种评价与对比，都是基于沈从文对于文学史的深刻理解，具体而富有说服力，彰显了一种清醒的自我定位。同时，这种自我定位也体现了沈从文对自己作品能够进入经典序列的高度自信。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首先是其蕴含的审美价值，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学作品的“原创性”与“独特性”。沈从文对自身创作的“原创性”自觉，以及在文学批评中通过自我阐释而形成的“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敞开了理解、阐释其作品“经典性”的空间和路径。

三、期待视野与理想读者之预设

沈从文始终将一部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恒久的审美价值奉为圭臬，他在《短篇小说》中曾明确指出：“作品公正的审判人是‘时间’，作品在读者与时间中受试验，好的存在，且可能长久存在，坏的消灭，即一时间偶然侥幸，迟早间终必消灭。”简而言之，一部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必然能够经受住时间检验的。基于这一立场，沈从文一再强调自己并不注重作品的时代轰动效果，宁愿主动放弃多数读者也要追求作品的恒久性，他在各类文学评论中对读者（包括批评家）的预设颇能说明这一问题。

沈从文在自己许多作品的题记、序言或后记之中，都会频繁提及这些作品的“理想读者”。比如在《边城》题记中，他便强调，由于小说着意于诚实地叙述湘西乡城居民的平凡生活与美丽性情，虽然有人性、近人情，但与生长在都市中的读书人生活相去甚远，明显不合时代风气，难免引起批评家及大多数作者不愉快的感情，因而在这些人眼中，《边城》便被视为了一种无益之业：“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给人中国不需要这类作品，后者‘担心太落伍’，目前也不愿意读这类作品。”针对这一现状，沈从文明确表示：“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并逐一回应了批评家和大多数读者，对于那些有过文学理论训练和文学批评经验的批评家，沈从文指出“他们既并不想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便无法说明这个作品的得失，——这本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而对于那些活跃在都市的诚实天真的读者（包括文艺爱好者和学生），沈从文则强调“这本书也就并不希望得到他们。”与此同时，沈从文还将自己与那些为了迎合读者大众趣味而像陀螺一样不停转变的作家进行对比，坦陈自己存心要放弃那些“领导多数的理论家与批评家”和“被领导的多数读者”，最终为自己的小说《边城》确定了理想的读者——“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显然，在沈从文眼中，那些被时代风气所裹挟的批评家与读者大众，是无法理解《边城》之真、《边城》之爱及《边城》之美的。换言之，《边城》实际上是写给那些没有进入体制、没有读过大学但又关心中国文化命运的人看的，在沈从文眼中，当时大学里的人都被左派思想感染了，都相信革命，而农民又没有能力来关心这些，所以《边城》的理想读者，就是关心主流文化又有自己独特看法的人，也就是观察社会主潮但又反主潮而动的人。

沈从文对理想读者更为清晰的设定体现在其短篇小说集《看虹摘星录》的后记之中，他在这篇文章中开门见山地强调，当时文坛为迎合读者趣味而写出的作品已然汗牛充栋：“一般书店中标明为读者‘有益’或‘开心’而印行的新书，二十年来已经够多了。”而自己的这部小说集却并非想要使任何读者受用，只是为了那三五个有会于心的读者而写，期待他们能够从作品中见到自己对于生命的偶然，以及用文字所作的种种构图与设计。接着，沈从文还强调了这三五个有会于心的读者究竟指代何人：一是批评家刘西渭先生和音乐家马思聪先生，他们或许能超越世俗所要求的伦理道德价值，从篇章中看到一种“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胆尝试。因为沈从文自己明确指出《看虹摘星录》是他“借用老年人认为平常而在年青生命中永远若有光辉的几个小故事，用作曲方法为这晦涩名词重做诠注”。在他看来，一支小曲的进行，以及它的发展过程，除了使用音符排比以外，或者还能用文字手段进行处理；二是一名教授、医生或者性心理分析专家，比如陈雪屏先生，他或许可以将这部作品作为他要知道或得到的一分“情感发炎”的过程记录。沈从文指出，“五四”运动之后的二十余年的中国社会，在男女关系重造问题上，中层阶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个问题取予之际所感到的困难，以及填补生命空虚的方法，可以归纳成三五个公式，自己如果能客观而谨慎的用一支笔将其表现出来，自然可望产生若干优秀作品。但这样的作品，若非陈雪屏之类心理学家，是不能理解领会的。既然有会于心的读者如此难以寻觅，沈从文也只能寄望于时间，正如他在《〈一个母亲〉序》中所言：“最好的批评家是时间。时间延展，虽其中免不了侥幸，但无论如何，把作品付之于时间，是比付之于现在由书业中大老板所支配指定的批评者手中为可靠的”，因此不妨在自己的头脑中建筑一种世界，用文字将其保留下来，期待着另一时代心与心的沟通，即便自己在完成这项工作时已然死去，但恒久的审美价值却永远存在，存在于故事章句段落间，存在于年轻男女为爱所中时的叹息与微笑里。

此外，沈从文在《给一个作家》一文中再度从历时性的层面确认了自己作品的价值：“只要一二规矩书店肯印行，并世百年内还常有几十个会心读者，能从我作品中仿佛得到一点什么，快乐也好，痛苦也好，总之是他得到了它，且为从别的作品所无从得到的，就已够了。”在这些引言、题记、序跋和评论之中，沈从文反复为自己的作品预设“理想读者”，不但显示出一位成熟作家的勇气和胆识，表达了想要创造永恒经典的自主愿望，也表明他对自己作品超越时空的艺术价值充满了信心。这一点，可以在沈从文1981年所写的《〈沈从文散文选〉题记》中得到验证，当时，被尘封多年的沈从文重回大众视野，其人其作开始得以进行价值重估，湖南人民出版社想要印行他以湘西人事风景为题材写成的作品，并请他自写题记。在这篇题记中，沈从文提到：“近年来我的某些作品，被一些好意的国内外读者，给以重新认识和评价，其实都近于过誉。由我自己说来，我所有作品，都还只能说是一个开端，远远没有达到我的目标。”这段话显然暗含深意，沈从文当真是觉得自己作品所得之重新估价近乎过誉吗？绝非如此！与其说沈从文是觉得这些作品还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毋宁说是他觉得当时评论界对其作品的重估还远远没有达到他自己的期待。这是因为，历经三十余年的沧桑浩劫，劫后余生的沈从文，在此一阶段的所有言谈都已变得十分谨慎小心，诸如此类欲说还休之言，实不得已而为之。

结　语

综上可知，在为数众多的引言、序跋、书评、时论、题识和文学专论中，沈从文基本上都是结合具体作品，以自己独特的经典观念对同时代其他作家的美学风格、艺术特色或创作技巧发表看法，并通过自我解读阐释、预设理想读者及评论者等方式为自己的小说在整个文学史脉络中进行定位。这些话语带有极其明显的“自我经典化”意图：一方面，它体现了沈从文对自己创作的肯定，以及对自己所开拓的小说领域或艺术技巧的绝对自信；另一方面，也展露出沈从文对某些具体作品的艺术追求与自我期许。这种自我期待和文本的最后实现可能并不完全一致，但渗透其中的创造经典的自觉意识表明：引言、序跋、书评、时论、题识和文学专论具有突出的文学经典批评话语功能，是沈从文进行“自我经典化”的有效路径与方式。

而当我们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考察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问题之时，可以发现，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不但有力拓展了现代文学关于经典的思考和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文学经典地位的最终确立。回望整个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其间充盈着极其浓郁的“经典情结”，无论是清末民初的文学改良，还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亦或随后纷呈并起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皆是如此。沈从文的经典观，便诞生于这一纷繁复杂的现代文学场域之中，其中既有对梁启超、周作人等前辈文人的继承，也有和茅盾、苏雪林等同代作家的辩驳，总体上则隶属于自由主义的文学范畴，并在事实上为新生的现代文学场创立了一系列的经典规范。但沈从文的经典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紧随现代文学场域内部的博弈变迁，在不断地进行着修正和调整，这种持续不断的变化背后，潜藏的正是作家强烈的经典意识及诉求。换言之，现代文学场域内部变动不居的复杂秩序，深刻地参与并塑造了沈从文的经典观，而沈从文这种独特的经典观，反过来又直接影响了其作品的美学形态、思想蕴涵及经典价值的生成，并从创作实践层面为自由主义文学博取了相当的话语权，有效地制约了现代文学场的发展沿革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文学经典地位的最终确立。

与此同时，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创作主体参与文学经典建构的鲜活标本。在文学经典的生成过程中，作家本身并非无可作为，基于对文学史深刻理解的自我呈现、建构、阐释、定位与确认，不但能有效地影响同时代读者和批评家的价值评判，亦可为后来者进一步挖掘其作品的经典意义指明方向。

责任编辑：张　园

* 本文刊发于《写作》2024年第4期。目录链接：《写作》2024年第4期篇目总览；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沈从文‘自我经典化’研究”（项目编号：23YJC751008）、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沈从文‘自我经典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YBA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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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阅：郑宇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