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们部队于当年底即从华北平原移防至北线燕山地区，准备迎击来犯之敌。移防之初，各单位大多没有“制式”营房，有的住在自己挖掘的土窑洞中，有的住在村民腾出的空房子内，单独执行“军农”生产任务的我们老五连就借住在燕山脚下，伊逊河边的一个30多户人家，仅有一个生产队的小山村里。至我一九七一年初参军时，连队仍然住在这个地方。在这里，我们连队因一头大白猪发生的事，在处理军民关系上曾遇到一些尴尬。但这些尴尬被我们逐一化解后，最终刧赢得了驻地村民的赞誉和上级机关的认可。
这个 小山村位于燕山中段地区，夏日的山上，蝉鸣鸟唱，山色苍茫，林草与岩石争辉，那风光，秀丽而雄峻；冬季积雪蒙山，阳光下一片银白，间或有野兔跳跃，不时有山鸡飞过，那景色，庄严而灵动；而自北向南流动的伊逊河，春秋两季，河水清澈见底，常有小鱼游戏，微风吹过，细浪涌动，那画面，恬静而安详；但若遇山洪暴发，河面骤然增宽，河水咆哮奔腾，那场景，宽广而雄宏。这样的自然环境，对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青年战士来说，很有吸引力。得闲时观观山景，听听流水，看看小鱼，冬季甚至在河面上溜溜冰滩，感觉十分惬意。
自然环境的优美并不代表物产丰富，更不代表可耕种土地宽广。相反，这里的可用耕地不多，农民生活比较艰苦。伊逊河只滋养沿岸一些稻田，村里土地多数位于半山腰，根本用不上河水。坡地上种的高粱、谷子、玉米等农作物的生长只能依靠老天降雨。雨量充足的年份还行，雨量少的歉收年有时人们还稍感粮食不足，这一带山区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多是这个样子。
受当地条件制约，驻军部队的生活也很一般。粮食以粗粮为主，细粮不多，蔬菜肉类则更少。虽然我们连队执行“军农”生产任务，但军纪严明，生产的粮食一斤也不能截留。为了改善伙食，连队只能想办法养猪种菜，以提高伙食质量。
说到养猪，我们连队还是比较“牛”的，存栏大中小猪约十几头。其中一头大白猪是部队进驻北线以后就开始饲养的，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已经膘肥体胖，就等着出栏了。据当地村民预估，这头猪除去头蹄下水至少也可产出350多斤肉。全连战士都盼着宰了这头大白猪，能惬惬地享受几顿油大肉多的美食。连长指导员也表了态：国庆节就宰这头猪。我们想，连长指导员的许诺肯定能兑现，吃上大白猪的肉应该是毫无悬念的。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领导的承诺也可能因机缘不巧变成泡影。
那一年的九月发生了震惊全国全军的“九一三”事件，北线部队立即进入了战备状态。因所处地域位置特殊，一些部队还进入了预设阵地，以防止外敌入侵也防止内部生乱。虽然我们是生产连队，但根据统一部署，也离开驻地进入阵地备战。
进入阵地后，不少人还惦念着那头大白猪，希望国庆节能用它的肉来解解馋。大约过了十多天，内外形势逐渐稳定下来，我们撤出阵地回到驻地，但却被一个雷人消息把我们气得够呛：毛重约500多斤的大白猪被人用老鼠药毒死了，已经深埋于地下，并做了无害化处理。
是谁毒死了我们的大白猪？奶奶的！
这个问题激起全连战士的愤怒和一片骂声，并立即将此事定义为“大白猪事件”，并要报案处理。为了平息广大指战员因吃不上大白猪肉产生的怨气，连长指导员决定：杀一头半大不小的猪全连会餐，再吃一顿包子。
终于会了餐还吃上了肉包子的战友们调侃着编了一段顺口溜夸奖连长指导员：“连队带兵靠肥猪，没有大猪杀小猪”。连长指导员听后却品出了浓重的疯刺意味，感觉到了来自战友们并未消除的不满情绪，而他们一一连队的掌舵人也想尽快地把这个所谓“大白猪事件”弄清楚。
原来，生产队有一块红薯地就在小山村东南边百米处，常有村民的猪、鸡、羊等家畜家禽去地里觅食搅闹。为了避免红薯被禽畜祸害，生产队长想出了在红薯地边撒放一些老鼠药，借以警示村民管好自己的家畜家禽的“妙招”，并告诫村民严管自家禽畜，倘被药死，生产队盖不负责。可忙中出错，队长忘了把此事告诉我们连队的留守人员，而我们的猪圈就位于小山村的东南角，离红薯地很近。由于留守人员仅有三人，每日做饭产生的泔水不多，单处一圈的大白猪可能吃不饱，结果它拱开圈门外出觅食时被药死了。生产队长倒也痛快，主动到我们连部承认了错误，还说要赔偿我们的损失。但他随后也向其上级组织生产大队表示：赔了部队的猪以后，他也不当队长了，要求大队另选他人继任队长一职。
当时正处秋收季节，生产队长撂挑子可不是小事，它不仅影响秋粮入库，而且影响交公粮、卖余粮、年底决算、社员口粮分派、工值分红、耕畜饲料储备、籽种留存，来年耕种等一系列问题，任务不可谓不重。况且，该村当年庄稼长势一般，预估收成较往年有所减少，队长早就忧心忡忡地不想干了，借着“大白猪事件”，他顺水推舟就想撂挑子。如果我们此时以大白猪被毒死一事找队长的麻烦，由此而迫使队长下台，继而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影响了生产队的秋收及其后的一系列工作，那我们必然摆不脱来自部队和地方两个方面负面言论造成的尴尬局面。
怎么办？是忍受尴尬让赔猪？还是承受损失避尴尬？
掌握了上述这些情况弄清了我们面临的困境之后，我们连长指导员果断地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认为：队长田头放药虽然有错甚至违法，但也是无奈之举；田头放药虽然未对我们尽告知责任而药死我们的大白猪，但也是无心之失，并非有意为之。连队应从支援地方建设，加强军民关系的大局出发处理这个问题，不应报案而使问题复杂化，不能顾小利而忘大义。为此，他们先后召开“支委会”、“党员大会”、“军人大会”做了大量正面工作：一是用“拥政爱民”的政治要求统一全连指战员的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彻底破解因让生产队赔偿损失而引起军民关系紧张的尴尬局面。二是实事求是地承担了连队没有管理好猪圈的责任，不把自身问题向外推送而诿过于他人。三是强调了应以人民军队的高姿态来理解、谅解队长因不懂法律私放药物的事情，以此降减队长的心理压力，逐步消除队长因思想负担过重而想撂挑子的想法。四是承诺了要派出部分兵力帮助生产队秋收，确保他们的庄稼该收尽收，颗粒还仓。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使队长深受感动，主动反省了自己的问题，痛快地接受了地方党组织因其私放鼠药给其的党内警告处分，不仅没有辞职，而且带领村民圆满完成了秋收、决算、交公粮等任务。当地公社、县里领导对我们连队的高姿态，对队长的努力工作都非常满意。团里听说了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后，认为具有典型意义，政治处撰写了一份经验材料在全团推广，并上报了师部。师里还将我连评为当年全师的“遵纪爱民先进连”，并授予了奖状。
战争年代，我们连就曾被华东野战军援予过“遵纪爱民模范连”的称号，这次得到了这样的荣誉，我们认为是继承革命传统的体现，全连上下一派喜庆。而通过对大白猪事件的处理，生产队长及村民与我们连队的军民友好关系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年冬季，他们主动划拨出一亩多耕地，以使我们能在来年开春时种菜改善伙食，不过也附带着提出一个请求说：由于他们当年收成稍歉，交公粮后口粮不足，商请我们连队支援一些米面。
满足这样的要求，其实我们是有困难的，但如果不同意，在“遵纪爱民先进连”的光环下又显得有些尴尬。看着老乡们期待的眼神，连队党支部只好决定，尽力做好“节粮助民”工作，要求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食以支援村民，并根据村民的愿望，二两粮中必有一两白面，以便他们在过春节时能吃上白面饺子。
当年我们每人每天供应一斤半米面，且多是小米、高粱米、玉米面等粗粮，大米白面不多。实行每人每天减少二两粮，还包括一两白面的措施后，立即就使我们的生活质量明显下降。特别是吃馒头时取消了以前随意吃的作法，改为每人每顿两个馒头。尽管小米稀粥管够，但吃馒头的数量限制却是实实在在的。对于我们这些二十来岁，肩负繁重训练和生产任务的年轻人来说，那日子确实难熬。在这期间，我还出过一次“洋相”。一天晚上连队吃馒头，照例是每人两个，稀粥管够。我领了馒头打了一碗稀粥，三下五除二就把馒头吃完了，然后端起粥碗慢慢地喝着，心里想着再来两个馒头就好了。人世间心想事成的事情是有的，我就遇到了。坐在不远处吃饭的连长看到我这个新兵不想喝粥，就把他的馒头给了我一个，我当时好像什么也没想，拿过来就吃了，直把周围的老兵看得目瞪口呆。晚上班长找我谈话，他批评我说：“你把连长的馒头吃了，他吃什么？他也是两个馒头啊”！这时我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忙向班长做了检讨，保证以后绝不再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好在这样的日子只延续了四个多月，第二年春末，政府给村民的“返销粮”到了，我们也就不用“节粮助民”了。
“节粮助民”行动虽然停止了，可得过实惠的一些村民认为，遇到困难找部队解决是个好办法。于是他们又通过队长向我们提出：鉴于村民养的猪都按政府统购要求出售了，他们不仅日常生活中缺肉，即使遇到一些人生大事需要办宴席，也很难用肉来提升席面的层次。因此他们希望以后办红白事宴时，连队能给他们送一些肉票以解决的困难。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吃肉是需要肉票的。当时我们每人每月仅有一斤肉票，全连一百二十多人每月的肉票也就一百二十多斤，还需要集存一些以备在春节、元旦、建军节、国庆节等四大节日和老兵退役时改善伙食时使用。平时我们一个星期也只有两三顿饭的菜里有薄薄几块肉片，大多数的日子里都是粗粮素菜，伙食确实很一般。可当时我们仍然住在老乡挪出的房子里，头顶着“遵纪爱民先进连”的荣誉，心里装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满足他们的愿望，似乎也不太好说，尴尬又一次降临在我们连队里。
怎么办？难道就没有变通办法？
变通的办法还是有的！
炊事班有人提出：可以让村民们用鸡蛋与我们等价交换猪肉。因为当时买鸡蛋不用票，而且村民大多养鸡，鸡蛋对他们来说不是紧俏商品。这个办法一经提出立即得到连队和村民的认可，较好地解决了双方的需求，特别是村民，对部队提出的办法很是感激。
“大白猪事件”“节粮助民”“鸡蛋换肉”这些事虽然让我们有一点尴尬甚至被动，但我们秉持人民军队的本色，尽量地照顾了村民的情绪，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处理这些事也使我们感悟到：化解尴尬是需要较高的政治站位，广博的度量，宽大的格局和高妙的智慧的。回想这些尴尬，都是因大白猪事件而派生出来的，但也正是因为破解了这些尴尬，才促进了我们与驻地村民的友好关系，保持了“遵纪爱民先进连”的荣誉。即使后来我们搬离小山村住入自己新建的营房，仍然主动帮助村民办了不少好事，诸如：帮助生产队开挖渠道，使他们能利用伊逊河水在山脚下较平坦的地块中种上稻子，吃上大米；在三月初天气仍然寒冷的季节，全连赤足入水，帮助生产队从伊逊河里拉出了他们装载良种和救济粮的三辆陷入河冰中的马车，保护了马也保住了粮，使他们避免了损失；派出连队有祖传针灸技术的卫生员，帮助村民防病治病，送医送药，缓减了当年他们缺医少药的问题；派出连队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两名战士，为村小学学生讲课，解决了他们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每到秋收季节，仍然派出部分战士帮助他们秋收等等。
我们帮助生产队做的这些事情，赢得了村民的广泛赞誉和真心爱待，他们由衷地夸赞我们“不愧是人民子弟兵”，我们也连年保持了师团级遵纪爱民先进连的称号。每年八一建军节，生产队还会送两只羊慰问我们连队，当然我们也会照价给付钱款，军民关系十分融洽。以至于十几年后我遇到该村一些村民，他们还向我忆起了我们老五连，高兴地回忆着老五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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