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就想写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作为对他的纪念。在和我哥搜集父亲年轻时的资料时，被哥哥劝止了。他说，我们只是普通人，没什么好写的。今年，父亲出生整一百年了。眼看就年末了，想写父亲的愿望特别强烈，就取出当时从堂哥堂姐那儿收集的凌乱记在草稿纸上关于父亲的资料，一点点整理，重新提笔，碎片化的故事慢慢续接……父亲的形象跃然于我的脑海中……
我父亲的先祖是南京的，随着燕王迁到了河北廊坊，从此家族在这里延续。到了我爷爷王胜奎时，家道殷实，仍然算得上是富裕之家。爷爷是家中独子，他传承了父辈的手艺，做高粱酒和糖墩、酥糖之类的甜点食品。爷爷的头房妻子姓邸，没多久就生病去世了。爷爷娶了二房张姓妻子，就是我奶奶，他们育有两双儿女。
父亲生于1924年，排行老三。上面有大他四岁的哥哥和大他七岁的姐姐。奶奶在父亲四岁的时候得了产后风不幸离世。爷爷不得已，把刚出生七天的女儿（我的姑姑）送给一户姓边的人家。
一年后，爷爷续弦，来年家中又添了一个女儿。在父亲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一岁时，爷爷用玉米秆围院墙的时候不小心让铁丝扎破了手指头。当时也没理会处理包扎伤口，继续干活儿，没多久爷爷就去世了，估计是染上了破伤风。
爷爷去世，家也散了。父亲的继母年轻，也不愿意留下来支撑这个家照顾孩子们，带着她的小女儿走了。得知继母嫁人，十一岁的大爷着急了，怕妹妹随继母改嫁而受苦，叫上自己的大爷大娘（爷爷的叔伯哥嫂）去继母家要回了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妹妹是回来了，可怎么生活呢？大姑十四岁，大爷十一岁，父亲七岁，小姑一岁，这样几个未成年人组成的家庭，看着就让人心酸。
大姑为了这个家，去给人家当童养媳了。小姑则由父亲的大爷大娘帮忙照看。大爷和父亲为了生活去给一户尹姓的地主家干活儿。尹姓地主看着大爷和父亲年纪小又没有父母，干活儿不给工钱只管饭，还不让吃饱，动不动还拿他们出气。
大爷有时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馍馍偷偷带回家给妹妹吃。大姑则放心不下家中的弟弟妹妹们，想回来看看他们帮衬一把，总是遭到婆家的阻挠，抑郁成疾，不久就去世了。因年龄尚小也没有留下子女。
家中接二连三的变故没有击垮大爷和父亲，却让他们小小的年纪就萌生了反抗的火种。河北农村党的工作很活跃，他们明的是给尹姓地主家干活儿，暗地里为地下党当交通员，传递情报。
父亲到十一岁时才有机会上小学，到四年级初小毕业时，逢“七七”事变，学校被毁，父亲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即使这样，他也是当时全家成员中唯一上过学的人。之后，父亲在一家药铺当店员，为自己糊口并补贴家用，有空就帮大爷干农活儿，一边继续秘密参加抗日活动。
一天，父亲去十五里路外的葛渔村给抗日组织送信，被日本鬼子看出破绽。父亲就赶快往回跑，跑到葛渔城村边，前面是大路，这样极易被鬼子兵发现。父亲赶紧跑到一户人家，焦急地和这家的主人求助。主人是位聋哑人，但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把拎起父亲扔进地窑，匆匆掩盖好地窑时，日寇已追了过来，哇啦哇啦地比划着，意思是“那个小孩去哪了”。聋哑人也哇啦哇啦地比划着，指向西边的方向。日本鬼子环顾了一下四周，用刺刀乱扎了一下柴草之类能隐藏人的掩体，发现没有什么异样，就向西边追去……
傍晚时分，聋哑人把父亲从地窖里揪上来，父亲在夜色的掩盖下，匆匆跑回十五里地之外的家。
解放后，父亲和母亲还专程从内蒙回廊坊葛渔城去拜谢自己的救命恩人，可是没有找到。他一个单身也没有任何亲人，和人无法沟通，人们也不知其下落。后经乡政府工作人员帮助，才知父亲的救命恩人早已过世了。父亲感慨万千地和工作人员说，没有他的帮助，我当时就被日本鬼子的刺刀挑了。
这次回来时，父母把我堂姐（我大爷的大女儿）带回呼市，安排在回民区三完小，供她上学。当时家里大哥二哥在幼儿园，三哥在保姆家，四个孩子很少见面，只有父母休息时才能把他们接回家。姐姐在这里学习了两年。1959年初秋，呼和浩特暴发了罕见的山洪，表姐被这突如其来的灾害吓到了，很想家，洪水退去后就回廊坊了。
为了反击日寇侵略，在冀中平原上出现一道亮丽的战地风景线——地道战。几乎家家都有地道，户连户，村连村，四通八达……还有各种各样的掩体，给抗日精英们提供了有力的安全屏障。
那时大爷大娘已育有一双儿女。大娘每天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给这些地下党、武工队抗日精英们做饭，通风报信。大爷家里成了大家开会商讨议事的聚点。一听到枪声或有些风吹草动的情况，他们就分别藏到家中西屋旮旯里八仙桌旁边瓮做的掩体里和炕洞下面的地道里。
一天同村有一位和大爷同岁的“白脖”（当地老百姓对伪军二鬼子的称呼）听到些风声，拎着枪，怒气冲冲地闯进大爷家中，看到家中只有大爷、大娘、父亲和两个孩子，就骂骂咧咧用枪指着大爷又指父亲说：“你们胆敢给八路做事？要不是看着我们是邻居，又一起从小长大的份上，我现在一扣板机就要了你俩的命。”两个年幼的孩子吓得哇哇大哭。
在那特殊的年代，大爷和父亲也是上天赐福的命大之人。解放后，这位曾经的“白脖”身染重疾，很可怜，大爷和父亲都还去看过他。同样的年代，不同的人生价值观，成就了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命运！大爷和大娘，虽然一辈子在村里务农，但他们都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
解放战争时，父亲跟随部队从家乡河北廊坊出来。临走时，偷偷（当时边家人不让姑姑与大爷和父亲相认）去看了看自己抱养出去妹妹。父亲把自己身上唯一的五块钱留给了妹妹。2014年底，我和先生去看望病中的老家二哥（堂兄），还和二哥一同去看望了姑姑。姑姑那时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了，还念念不忘地和我们提及此事，说那时父亲给她的这五块钱，她一直舍不得花，把它放在贴身的衣兜里，直到后来她成家了，孩子也相继出世了，她才把这五块钱花掉。2020年姑姑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父亲1945年3月入党，基本上就在冀中地区工作或学习。曾在河北冀中区九分区党校、河北保定党校学习，先后任河北五清四区青工会主任，冀中区津武四区、一区、八区青委书记。
后排右二是父亲，底部说明为母亲手迹
前排右二是父亲
1949年8月，绥远“九一九起义”前，父亲奉命随解放军接替傅作义部队驻防绥远，从此父亲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河北故土。父亲是个不爱言谈的人，他参加革命及工作后的情况从未和我们讲过，也没有听他和人说过，所以关于他在这方面的情况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空白。唯一知道的是一九四八年在游击区对敌斗争中，左小腿负了枪伤，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哪次战役的“烙印”。这里所记的他的一些任职经历还是从他去世后单位写的简历中知道到的。我准备写父亲时，翻阅父亲的遗物，发现了他的一些工作证件和证章之类的东西，又了解了一些情况。
二排右五是父亲
父亲在归绥市团委工作近三年后，于一九五二年调往绥西（即巴盟陕坝地区）地委组织部任职。父亲在陕坝工作期间，经组织牵线与母亲结婚。大哥就是陕坝出生的。
父亲（左一）母亲（左三）
父亲在华北局党校学习时留影
父母亲在绥西工作时的大衣使用证
四排右四是父亲
父亲于1954年写的向党组织汇报思想的自传
此后父亲又去了好些单位。1955年8月调回呼和浩特，在市第一工程公司任职。1958年1月起到呼市橡胶厂工作。1965年1月后，在呼钢政治处任主任。1972年11月起在黑脑包铁矿（大型国有矿）任职。1979年12月起在自治区冶金建设公司担任领导职务，直到离休。
1957年和1966年时父亲
父亲年轻时的头发乌黑茂密，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小将揪着头发批斗，使劲往下薅头发……可能由于批斗造成的心身创伤，头上出现了鹌鹑蛋大小的秃斑，至此父亲再没有留过头发。头发刚长出个茬茬，他就去理发馆剃光。小的时候，我总是称呼他“秃老汉”。
说来也很有意思，父亲到他七十五岁去世时都是满头黑发，只有头上那两片长斑秃的地方是隔一段时间，它就长上了头发，但头发的颜色是白的。过段时间，两小撮白头发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又露出两片斑秃，不久这两处又长出白茬茬头发，如此反复交替。
打我记事起，父母就是两地生活。父亲那时在黑脑包铁矿上班。我和父亲聚少离多，对父亲很陌生。家里家外都是母亲操持，母亲在市房地产管理局担任领导职务，工作特忙，尤其是到了夏天雨季来临时，担心辖区的房子漏雨坍塌，连家也顾不上回。把我交由保姆看管。
父亲（右一）留影
父亲每次回家，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也是快乐的事情。那时候满大街也没有几辆车，他回来的时候是坐着单位派的吉普车。车停在我们巷子里，母亲则忙里忙外地给父亲和他的同事做饭。我和院里的小朋友则在车上车下的玩捉迷藏。玩得累了，再给小伙伴们分食父亲给我带回来的奶饼奶豆腐等食品。
唐山大地震那年，母亲不放心在密云上学的三哥，去看望他。父亲在家陪了我一周。这一周也是我童年记忆里和父亲最亲密的时光。他每天给我买我爱吃的面包（一种蜡纸包的老式面包，大概一毛七分钱一个），特别好吃。中午就带我去二食堂（现在的大天广场那里）吃饭。因为母亲太能干，饭又做得好吃，所以父亲不太会做饭。
母亲看望三哥时在北京留影
一周后，母亲回到家，我却缠着父亲要和他去黑脑包铁矿。父亲的司机接上我们出发了，不久就驶离了市区，进入了盘山公路。那时通往矿区只有经过武川的这一条公路，非常险峻，绕绕弯弯，晕晕乎乎，终于到了父亲的单位。
父亲在单位做报告
父亲是单独住的一个房间。他每天领着我去办公室上班、下班，在食堂吃饭。每天晚上我睡觉都特别害怕，倦缩在被窝里瑟瑟发抖，因为能听到狼的叫声。父亲总说：“别怕，狼离我们可远着呢，不会过来的。”他给我讲故事，哄着我睡觉……在这里待了几天时间，我待不住了，闹着要回家，父亲的司机又送我们回来。车渐渐驶离了父亲的单位，我特别高兴要回家了。很快我们就进入了盘山公路。看到路下面的深渊，我小小的心悬在嗓子里，不敢朝车窗外看，想父亲怎么跑这么远上班……迷迷糊糊睡着了，一觉醒来时，发现司机打方向盘转弯。我急忙问父亲怎么又往回走呢，没等父亲开口说话呢，司机就逗我说：“我们不回家了，返回单位呀！”
我和父亲、母亲、大哥
父亲调回冶金建设公司后，冬天的早晨，他早早起床，穿戴好，拎上他的黑色的皮质公文包，就站在家门边上等接他上班的车。司机一按喇叭，他就箭步如飞跑出去。那时街道上没有多少车辆，只要司机在大门口按喇叭，声音能传到很远很远。夏天呢，是早早在巷口等着司机来接他。因为这，母亲说过他多次：“你就不能坐在哪儿等？偏要站着。听到司机来接你，你正常往出走就行了嘛，跑啥呀！跌一跤怎么办？”但父亲依旧我行我素，不听母亲的劝告。
父亲在工作中
哥哥们相继成家了，我也慢慢地长大，可是我们还住在一间七厘五的平房里。我想要自己的独立空间，我就和母亲说，某某家那么大，有两间房子，小院也那么大，多好。某某自己住一个房间。母亲才和我道出真相。某某家那么大的房子原来是我家的，由于他们家三世同堂住在一起。十多口人挤在一间七厘五的房子里，生活学习都受限，我们和他们无条件换了房子。后来他们搬家迁到外地的时候，连我们家的床板也卖给了别人，房子也给他亲戚住了……
我们一家人
听着母亲道出真相，我很懵，不知道该说啥……本该我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空间。这么热心肠帮助别人，值得吗？
父亲刚离休，一家施工单位的负责人找到父亲，让父亲给他们企业挂个名，也不用去，每月给几百元钱。那时的几百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被父亲婉言拒绝了。
没多久，父亲单位组织离退休人员去杭州等地旅游。回来时他给我买了一件胸口带菲字边的花衬衫。这是他第一次给我买衣服，也是仅有的一次。给嫂子们也带了礼物，但没有母亲的，给家里只买了一些那里的腐乳之类的特产。父亲离休时我正上初中。一次开家长会，母亲忙，他去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也是仅有的一次。
照片里的我（左二）就是穿着父亲给我买的衬衣
父亲在漓江留影，时年65岁
那时港台音乐很流行，父亲离休时单位给他送了一台录音机。我买上流行音乐的磁带或与朋友们互相借的听。如果听到迪斯科乐曲的时候，兴奋得摇头晃脑地随着音乐的节拍欢乐地蹦哒起来……父亲很反感，总是骂骂咧咧；听到音乐里有情爱之类的歌词，更是骂我不学好，听什么流氓音乐，并呵斥不让我用他的录音机，我一赌气自己就买了一台。
前排左二是父亲
父亲特别喜欢听京剧，看战争片。电视频道或收音机里播放京剧时，他看得是目不转睛，听得是乐呵呵，平时自己偶尔还哼唱几句。我看他听京剧就心烦，说这才难听呢！他回怼我：“你懂什么，这是国宝……”
我家刚有电视的时候，邻居们晚上都搬着小凳子来我家看电视。那时只有两三个频道，一次他正津津有味地看京剧，邻居来了，想看其它台，他毫不犹豫就换了频道。邻居走后我生气地问他：“为什么我不想听京剧，你就不给换频道呢？”他回答我：“别人来你家是客人，主人得让客人这是礼节……”
回想起来更小的时候，夏天的雨后，三五个小朋友，蹲着围成一个圈在地上画画玩。当我站起来的时候，重心不稳，差点跌倒，下意识扶了一下旁边的小朋友，一下把她身体也倾斜了，好在她的一只手朝后支撑了一下，没跌倒，但那只手插到旁边的泥水里。这时恰巧父亲从巷子里出来，这小朋友立马就向我父亲告状，说我故意推他。父亲也不问缘由，拎起我就把我扔在巷子里……为此我哭得泣不成声……
小时候的成长，感觉没有父亲的陪伴和呵护，我直到现在没有安全感。
父亲离休以后，单位给订了几份报纸和杂志。他不同于别人的看报姿势，一想起来如在眼前。他把报纸平铺在床上，戴上老花镜，两手撑在床上，双腿直立，躬着背看……报纸上有他认为重要的资料就剪辑下来装订成册。剪后的报纸，我才能拿上几张去公共浴池洗澡时垫在柜子里放衣服。如果拿上他还没有剪辑的报纸，就会遭到训斥。一般也是拿不上他没有废弃的报纸的，因为他都按日期排列，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子里。
父亲的手迹
当时国家有个政策，离休干部可以携带配偶和一名子女回老家落户安排住房并给子女解决工作。我老家二哥（堂兄）还催促父亲去申请这件事，老家的事二哥帮处理。父亲考虑故乡虽亲，在这里生活近四十年，朋友、同事、战友、老邻居都是割舍不下的情谊。另外，把我带回去，还有三个儿子在这里。虽然他们已成家，但是还是放心不下。我当时是特别想回老家定居，因为故乡的美一直在我脑海深处。
单位给父亲在家里安装了电话，每月给报销一定的话费，大哥给我屋里接了一个分机，方便我打电话。我有两位同学，就是俗称的“闺蜜”。她俩经常来我家，与他们的朋友煲电话粥，有时还打长途。父亲发现电话费异常，提醒过我多次，我还和父亲争辩：“老公家的话费不花白不花。”父亲斥责我：“老公家的钱才不能浪费乱花，再说话费也是我挣回来的，不是给你和不三不四的人闲聊瞎扯的。”后来她们家里也自费安了电话，有烦恼事就给我打电话，还让我拨回去节省她们的话费。我也总是不厌其烦地开导她们。一聊就是半夜一两点，给她们提供情绪价值。她们可以睡懒觉，我还得上班。那时的我不分人的重情谊，最后好多事都毁在了闺蜜这里。其实父亲和母亲早就和我说，不要和谁谁接触，你太实在，不听话以后会吃亏的。后来真应了父母说的了。可那时的我，不听话，家长反对的就是不听。父亲因此把我的分机取了，当时的我，真的很气愤。
父亲还有一个行为我当时很不理解，就是我帮着做家务时，父亲就会说“显你呢”“用你做”之类的话，当时我这个气呀，就甩手不干了。我不做，家务就是他们的事。现在想来，他是不舍得让我干活儿，只是情商低，不善言辞，不会表达他对我这个唯一女儿的关爱。
父亲在医院看病买药单位都是给报销的，但父亲从没有去医院看过病。偶尔有个头疼感冒的，就在家门口开一些自费的药。一次嫂子拿了一堆写着父亲名字的条子让父亲去单位给报销。父亲说试试吧！没几天父亲就把报销的钱给了嫂子。见此，我看病也写上了父亲的名字，却被父亲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让我不要沾他的光，占老公家的便宜。我气得和他大吵起来，我嫂子能报，为什么我不能！父亲说，那是我拿我的钱给她报的……边说边把那些写着他名字的药费单扔在我眼前。
父亲分得80多平米的房子，离三哥单位近，就给三哥住了。按政策规定，父亲应该享有100多平米的住房，但父亲从来没有和单位提过这事。
母亲作为市房产局的领导干部，有直接分配住房的权利，但母亲几次都把应分到的房子让给困难职工和大龄青年。我们呢，仍旧住在一间七厘五的小平房里。一直到母亲单位最后一次分房时，我家交了集资款，才终于分到了楼房。此后，就变成了商品房，没有单位分房一说了。
母亲分到的是四楼中户，那时的楼层多半是五层，有“金三银四”的讲究。可母亲和父亲商量，再一次把好楼层好楼位让给了别人。我家换成了一楼边户。冬天真得很冷很冷。换房子的原因是，一楼边户这家的男主人是母亲的老同事，他儿子要结婚，新媳妇闹腾得不住一楼，说住一楼和住平房一样。他们家就打听的想和别人有偿换楼层，我们家听说后就换了，也没要任何补偿。父亲还说，换了好，换了省得爬楼梯了。我当时对换房很不满意，也不想住一楼，可拗不过父母。殊不知这个楼层一换，冬天边户太冷，暖气不好，光照也不好。晚上我要是洗脸洗脚，得打开音乐在我那屋里先蹦跶得身上热乎起来，才去洗漱。住进这个房子后，父母接二连三地闹病。之前，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是从不生病的，每天都是精力充沛。
当时，我们楼房都统一用的是三项灶。点燃这灶，卫生间就有热水，也可以在浴缸里泡澡，还可以用这灶做饭。虽然有暖气供的，每年冬天也需要储备煤炭。我家的炭放在北屋窗户外面和阳台夹角那块区域。半夜时分，我突然听到外面有搬炭往车里倒腾的声音。我慌忙起来跑到父母那屋，告诉他们有人偷炭呢！他们被我仓促的喊声惊醒，迅速穿好衣服出去。真有两个小伙子正在搬我家的炭呢！见我们出来了，他们就往下缷。我要回屋里给二哥打电话，让他过来，他家离我们近。父亲一把揪住我：“大半夜给你二哥打什么电话。”然后和那两位小伙子说：“这么冷，半夜三更出来搬别人的炭，遇到了什么困难了？”两个小伙嘴里嘟囔得不知说啥呢！父亲说，剩下的炭不要往下搬了，拿回去用吧！他们就推着小车里的炭走了，连声“谢”也没说。这种不懂感恩的人，天生坏种。
父亲也有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
他不会做饭，可是喜欢买餐具。家里各种碗碟和尺寸大小不一的鱼盘、象牙筷子等，都是他买的。好在母亲特别会做饭，母亲把精美的饭菜盛在精美的盘碗碟里，让人食欲大增。那才是真正家的味道，可惜再也品尝不到了。1982年沈阳的二姨来呼看望病中的二舅时，来我家看见象牙筷子很稀罕，还要了两双筷子。
父亲喜欢买家具，买紫砂壶，收集邮票、文玩等。家里有各式各样的紫砂壶。
我五、六岁时家里就有父亲买的一把电镀椅子，墨绿色的包皮，我经常在椅子上玩骑马，因为椅子能伸缩移动。一直用了有二十多年，只有一处被烟头烫下一个疤，也没有露出里边的海绵。那时的东西，质量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直到父亲去世后几年，哥哥们才把它扔到凉房。
父亲不会摄影，却喜欢相机。家里当时有两部相机，海鸥牌120相机和海鸥牌135相机。我小时候的好多好多照片都是大哥用这相机给我拍的。父亲还喜欢怀表，他一直用怀表，不爱戴手表。
父亲领回工资时总爱摊在茶几上清点，按面额分开叠放。我管他要点零钱，他说：“你有吃有喝要钱干吗？”我说：“你也有吃有喝，要这干吗？”他说钱要花在刀刃上，我故意把他整好的零钱拨拉下去散落一地。他气乎乎地一边捡钱一边训斥我……他把零钱都装在信封里，每次有乞讨的人来，他就把这些零钱给了这些人。遇到年龄大的，还会多给一些。父亲回到老家时，遇到村里年长的五保户和老人，都会慷慨解囊，帮助他们。
父亲的工资用于他的这些爱好和帮助人，母亲没有一点儿怨言。家里生活琐事的一切开销基本上用的都是母亲的工资。后来我们住进楼房的那几年，父亲也不买他这些喜欢的东西了，家里米、面、油、肉之类的物品也惦记着去买了。
父母每逢节日都给二舅妈点钱，二舅妈是二舅的第二任妻子，没工作，靠二舅去世后的遗属补贴生活。母亲过世后，父亲依然坚持过节时接济二舅妈。
父亲的一件苏式呢子大衣，从我记事起一直穿到他去世。这件衣服很厚很沉，每到冬天父亲就穿上它，脖子上系条围脖，戴顶帽子，就过冬了。春天穿的是一件浅色风衣，也是从我记事起穿到他去世。除了大衣、风衣，正式的外套就是中山装。每到过年时母亲要给他添置衣服时，他就不高兴，后来母亲也不管他了。
母亲去世的第二年，我们第一次给父亲过生日。我给他买了一件半袖衫和一个脚部按摩器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
父亲生日
父亲特别喜欢吃甜食，端午节时粽子是他的最爱。每逢过这个节日，都是母亲包粽子，母亲包的粽子又大又好。现在母亲不在了，没人包了，我给他买了几个粽子，当打开粽子时，我发现有一股酸味，我说坏了不能吃扔了吧！他却说：“酸了怕啥？你没过过苦日子，这怎么就不能吃了？”他把那几个有味的粽子全吃了，让人无语。
父亲和我一样酷爱养猫。搬到楼房时，家里有一只大橘猫，不适应新环境，有应激反应，钻在沙发底下不出来，无奈又把它送回了平房。父亲不放心猫，隔三差五回平房，去看看猫，喂点吃的。一天他又回去看猫，晚上回来时坐公交过站了。下车时站台下有个排水井盖是虚盖的，他一脚踏上去，身体失去平衡，倒在了道牙子上，右手手腕骨折，估计是想撑一下地呢！
手腕好了没多久，一日早晨母亲发现父亲嘴眼歪斜。母亲赶快陪父亲去医院，在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输液扎针，疗效甚微。后有热心人提供偏方，用活黄鳝的血治疗挺管用。
当时物流不发达，本地也没有黄鳝。有好心人说大庆路有专门卖活黄鳝的，就是得早早地去排队，去晚了就没了。我叫了一位朋友，天没亮就去排队，鱼买回来了，按偏方的要求用了，也没治好。父亲的一只眼皮耷拉，嘴有点歪，医院的治疗也没进展。他也不想在医院住的了，就办理出院回家了。
在我的印象中这是父亲第一次住院。按他的级别，他可以享受单间住院，可他说不给公家找麻烦。可这苦了母亲，她不让我们上班分心，一个人陪着父亲，困了累了，和父亲挤在一个床上，还照应着怕挤着他。
母亲陪父亲在医院治疗了两周，瘦了好多！
没多久，母亲也病了，说是梅核气。来年夏天，父亲母亲领着我和三哥三嫂侄儿回老家走了一圈儿。父亲的意思是他们年龄一天比一天增长，想让我们与老家的兄弟姐妹等亲人们多走动来往，在他们百年之后还能延续这份亲情。他们打算每年都领着我们回去一趟。
在老家时照的全家福
可是这个愿望还没实现完，第二年母亲就得了重病，折磨了一年零三个月后走了。家中留下我和父亲相依为伴。一日父亲语重心长地和我说：“以前我对你不好，关心不够，现在你没有妈妈了，我会对你好的……”感动得我眼泪夺眶而出。
那年冬天，去同学家庆贺她生日。中午匆匆吃完饭，去单位上班，因骑车赶路，没注意路上有块砖头，车轮压到砖头上，车把摇晃，我摔倒了，左膝盖着地受伤。天气寒冷，我的工作都在户外，左膝盖牵拉得整个腿疼。父亲陪我去就医，是父亲第一次陪我看病。由于思念母亲，悲伤压抑的情绪导致我眼睛出了问题。父亲又给我亲自煎药，让我服用。
母亲去世三年的一个冬日里，由于气温骤降，家里的暖气供得不好，父亲感冒了。他自行服药，拖了两三个月不见好，才去的医院。一检查，是肺癌，胸腔里有很多积液，医生让马上住院。我知道这个结果，崩溃大哭。我对哥哥们说：“妈妈没了，爸爸再没了，我怎办呀……”
父亲的病恶化着，每天穿刺抽积液，一抽就是大半脸盆。这时他才能舒服点。就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也没和单位提出开单间病房的要求。一天他对我说：“得的病不好，和你妈是一样的。”我安慰他：“你只是重感冒拖得没及时治疗，这会儿是肺部感染，导致了积液。你要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很快就好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的胃里如火烧般难受，每天想吃凉的清淡的东西。大哥给买的芒果罐头，一吃是假的，是用萝卜做的。有一天我正好碰见一个卖芒果的，就买了一个大个芒果，当时这种水果在本地很罕见，父亲也应该是第一次吃。给他买冰棍，他一根根地吃，肚里才好受些。
一天我把他接回家看看，从出租车扶他下来没走几步，他老远看见邻居了，就把我的手甩开，自己坚持的让人看不出病重的样子，步伐稳健地走回家。我和父亲说：“让单位派车吧，你也方便些。”他又一次不高兴地对我说：“别给单位找麻烦！”我生气地对他说：“这是你应该享有的权利……”他别说享受这些待遇了，连做父亲的权利也不用。他不用我们任何人陪护，和母亲去世前的做法一样。
看着父亲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我打听到包头有家私立医院引进一台机器，相当于放疗，比放疗对身体危害轻些。我跑去包头找见这个地方，说明了情况，医院说可以治疗的。可是劝不动父亲，他说：“就这儿治吧，不折腾了！”
1999年仲夏的一个凌晨，父亲住院三个月后，静静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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