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先在学校念书，后在学校工作，接触的人多半除了学生就是老师。对教书这一行当，看别人教或自己教，两种情况都有过很深的体验。说起来，我这人生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课堂上渡过的。不论是作为学生听课，还是作为教学交流听课，被我听过课的老师们里，能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的老师数起来没有超过两手之数。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甚至给过我影响的老师，我把他们分为学术型、艺术型和二者兼有型三类。
学术型如邓新瑞先生、李枫先生、张金宽先生、李中林先生等，艺术型老师如我的小学语文老师王佐先生，他讲课时表情丰富，兴奋时手舞足蹈，严肃的课堂气氛让他带动得生动活泼；可王先生学术功底欠缺，教小学低年级还行，高年级就有些吃力。而学术与艺术两者兼有型的老师则有谢荣生先生和周济川先生。周先生是我们高一的历史老师，每周两节课，上了一年。上他的课就如听评书，总感觉每到他的课时间就短了，而整部中国历史就装在他的脑子里，一支粉笔上课，连一片纸也不带到课堂上。
我们高中时学制是两年。我毕业三年半年后，又念了一个两年制的中师。谢荣生先生是我高一的语文老师，高二时，他就脱离中学，去师范上课去了，由李枫先生接棒代我们语文课。等我再上师范时，就又和谢先生见面了，他给们代现代汉语课。师范其实也就上了一年课，剩下一年勤工俭学加实习就过去了。算起来，我总共听了他两年的课。以后的经历告诉我，正是这两年的时间，我有幸受教于他的，竟然是到目前为止所遇到的教学上最好的老师。
我在《高中的老师们》一文中曾说，谢荣生先生“以他讲课的艺术魅力作为教授语文的唯一手段，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上第一节课时，他嘱咐我们，不要准备作业本，也不要统一的练习本，即使做了他也没有精力批改。不过他让我们放心，总算账时保证不吃亏，即不论考试成绩，还是实际的语文能力，都不会落到别的班后面。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班是全年级六个班最偏爱学语文的班，尽管我们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谢先生调动起了绝大多数同学学习语文的兴趣。兴趣驱动下的自觉，比任何强加的训练都强得多。”
文中说“唯一”，一是有强调的意思；二是这是我自己对谢先生高中阶段讲课方式的真实感受。那时的他还年轻，虽然也经过了社会的一些鞭挞，但对职业的热爱没有冷却，知识分子特有的“文气”还在，加上没有高考指挥棒，课堂上由他自由发挥。说着说着，那种“劲儿”来了，可谓气势恢弘，激情四射。此时同学们也总会受到感染，全神贯注。一般情况下，他喜欢冷幽默，有时也“抖包袱”。一次他抖了一个包袱，把一位笑点高的女同学逗得要背过气了，是他从讲台上下来，到这位同学跟前“呔”喊了一声，才缓过来。
前第三排右一为谢荣生先生；前四排左六为本文作者
当然，谢先生不是全靠“表演”讲课了，否则就不是学术与艺术兼有型的老师了。他讲的所有知识点，不仅限于讲“怎么样”，还尽量告诉你“为什么”。讲议论文的“总—分—总”结构，他特别讲解了对应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加上课文实例让同学们明白议论文结构的内在逻辑。连“总摄句”与“过渡句”的区别，都不光是指出来，还要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从此，我感觉自己学会了写议论文，一直到现在也比写记叙文顺手得多。记叙文是初中重点，遗憾初中未遇谢老师这样的高手，记叙能力成了我一辈子的短板。高二时，李枫先生在讲议论文时，进一步提出了作者写作思路的问题，完善了议论文的写作技巧，令人受益匪浅。李先生与姚文元先生是高中同班同学，讲授课文所选姚文元先生的文章，其思路清晰，感觉就像他们同学之间商量过似的。
我在《高中的老师们》一文中讲过李枫先生讲授作文的特色，谢荣生先生的作文课也有自己的特色。他特别看重字数的训练，有一篇课文是京剧《红灯记》的一整场。课文比较长，他让我们缩写成500字到700字的一篇短文。然后，念了自己写的缩写，说：“我这篇正好六百字。”接着只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超出一个或少一个字扣一分；二是错一个字扣一分。强调：“跑步前先学会走步，跟着我的渠道走，必有好处。”不说别的，就这种要求学生写，自己先写一篇“下水”作文的做法，九十年代，曾有教研指导机构专门提倡过，可我未见有语文教学的同事包括我自己真的这样做过，而谢先生的行动是在七十年代初期。谢先生还布置过我们一篇作文是这样的。一次年级活动是约请一位同学家长来校给我们做忆苦思甜报告。报告结束后的作文课，谢先生给我们布置的作文是把这个忆苦思甜报告写下来，字数不得少于一万个。他说，不要投机，他会一个字一个字数的。当时我就想，不可能吧，六十来本作文能数过来吗？不过，还是老老实实地写了一万多字。隔周后，作文就下来了，谢先生在课上真的宣布了哪些同学没完成，缺了多少字。原来谢先生是让师范的同学数的，当时他已经在师范兼了课。
一次，学校请了电影队在学校礼堂播放戏剧片《龙江颂》，谢先生陪我们看电影，现场实习课上讲过的戏剧知识。随着电影的播放，他逐步指出序幕、发展(矛盾逐步激化)、高潮、尾声等关节，让我们对所学知识有忽然开朗之感。从此，我自己看戏、看电影都由不住套用这个格式，发现不一致，就想应该是作者或导演的创新了，对我这个观众或多或少有些启发。
谢荣生先生的板书没有规矩，总是先写右下角，发射式散开。没见过把教案带到课堂上，总是夹着一本书上课。老师带不带教案上课，我那时没有觉得这是个事，直到后来听内师大景士俊教授讲课，一次他上课前先做了一个说明：“这节课我没有备好，把教案带上了，是准备翻一下的。”他还特别强调，带着教案上课，就是没有完全驾驭了教材。这和后来因不带教案上课挨批，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尽管如此，我自己上课时受当初老师们的影响，一直坚持了不把教案带到课堂里，尤其是讲了十来年服装裁剪课，都是只带一把尺子上课。课讲得好不好，不能走了样。
我这个人天生缺乏社交能力。高中阶段虽然也是我人生的一个活跃期，但那多半表现在集体活动中。与人的私下交流，尤其是与老师们的交流是个空白，像谢先生这种上完课就走的老师，我就不记得单独和他说过话没有，尽管我当时特别喜欢他的课，也仅限于课堂上的交流。
三年半后，再次和谢荣生先生在师范相遇，一种亲近感油然而生，我相信他也如此，可是也仅此而已。此时的谢先生明显少了激情，却偶有疲态，个中缘由多多，有社会的、单位的、家庭的，为先生讳，不说也罢。
他教的《现代汉语》课，教材是他自己编写的，油印本，给我们每人发一本，内容是从“词素”开始，到“复杂单句”结束。体系是以意义派为主，兼顾结构派，比如“意谓动词”这个动词的次类，就完全是从意义上划分的。因为高中时谢先生在逐词讲授文言文翻译时，涉及了不少汉语词性和句法的知识，李枫先生又从英语句法中得到的启示（李先生说，他没有系统学过汉语语法知识，但学英语时学过英语语法），比较系统地讲过划分句子成份， 所以再听谢先生的现代汉语课，对于我来说是学有基础，学起来也顺利，还比较感兴趣。划句子成份时，他采用了黎锦熙教授的树型法。当年黎教授把毛主席所著《矛盾论》和《实践论》通篇用树型法分析了一遍，谢老师也让我们把华国锋主席在毛主席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用树型法分析了一遍。我是整整用完了一个作业本才做完，这个作业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作业多的时候，谢老师会让我帮他批改，我多半会找刘永祥和黑玉莲两位同学一起来判同学的作业。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个师生之间的温馨时刻。
也因此，忘乎所以，头大了一回，让谢老师兜头泼了一回冷水。当时函授站和师范在一起办公。函授站的高子全老师在站里负责讲授现代汉语课。高老师是六十年代初的北师大政史系本科生，可毕业后一直教中学语文，因教师稀缺，他的学历又摆在那里，调他到函授站给参加函授学习的在职教师讲课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并非他的专业，就有些吃力。又因高老师是我姑母的小学班主任和我妹妹的高中班主任，和我也熟悉，他在站里的宿舍和我们的宿舍也就两屋之隔。他到晚上就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问我备课时遇到的一些语法问题。此事大概持续了有七、八次，一天夜里十二点之后，谢荣生先生把我从宿舍叫到教室里，谈了一个来小时的话，意思就一个：“我教给你的，你只能教给你的学生”。谢先生的谈话很委婉，也始终没有提到高子全老师的名字，可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还觉得谢先生是不是心胸有点小了。直到读了杨伯峻先生求黄侃先生讲《尚书》的往事，才明白一点谢先生当初训诫我的意思。杨伯俊先生是杨树达先生的亲侄儿，而黄、杨两家处的关系也挺好，杨伯峻先生也常到黄家玩，可好归好，每当杨伯峻先生向黄先生请教学业问题时，黄先生从不认真回答。他就问叔叔杨树达先生，黄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呢？杨树达先生告诉他，你得教学费，还得行跪拜礼。于是，杨伯峻先生，到黄家跪在黄侃先生面前先磕头，后递上准备好的现大洋。黄才问：“你想学习什么？”回答：“想请先生讲讲《尚书》。”于是黄侃先生给他讲了两个月《尚书》。杨树达先生解释，不是黄先生小气，而是吃过亏，本来是跟学他的，别人拿去贩卖，还不承认是跟他所学。通过这种正式的拜师仪式，杜绝这种现象发生。而直到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才深深理解了当初谢荣生先生的训诫。
师范毕业又参加高考的几天，我去过谢先生家一次，不巧赶上他们吃午饭，本来想让他给些指导，可那种情况我也不好意思待到他吃完饭，就走了，走前，他和我说：“你要考不上就撞在南墙上撞死吧！”
从那以后再未见到谢先生 ，这也成了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几年后，传来了他去世的消息，也就是五十多岁吧？从此人世间少了一位难得的好老师。
今年9月24日晚上11点，任文元同学给我发微信说：“前天我安葬我姨姨时，在他们家发现了一份我姨夫（谢荣生老师）亲笔写的自传。我才明白他的履历情况。转给你参考。”
谢荣生先生自传（部分）
谢先生的自传写得很简略，全文也就四百来字，写作时间是1980年2月19日。估计是为填什么表，要交给单位报备的，因而能简则简，刚刚经过一个特殊时期，教训是要接受的。
从那天起谢先生的影子就时不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眼看到年底了，终于写了这些，算是我对先生的一点纪念。夫人也追随先生去了，愿他们天堂安好！（2024.12.26；晚九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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