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豪门家族，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型的帝国。
这个小型帝国的兴起，也是创业者努力打下江山（高官显爵）；后世子孙继承这江山（高官显爵）。
最低一等的后继者，是败家型，他们从祖父辈手中继承了高官显爵，通常结果就是让这一切渐渐缩水，甚至变得化为乌有。比较高一级的后继者，则是守业型，他们虽然不能让家族的官级爵位再上升，但也能保持家族的既有爵位官级。最高一级的后继者，则是创业型，他们从祖父辈继承了高官显爵，更会在这基础上,让家族地位越来越高。
司马家族是司马懿努力打下了江山（高官显爵）；后来的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都也是创业型的后继续者，所以司马家族的地位越来越高，最后竟然开创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贾氏家族是贾逵努力打下江山（高官显爵）；后来的贾充绝对也是创业型的后继者，所以贾氏家族地位越来越高，最后家族的代表人物，竟然成了帝国的首席执政官。从这层意义上，做为创业者的贾逵自然是成功的；而做为后继者的贾充也是成功的。贾氏家族的奠基人贾逵，绝对是一个高大上的人物，甚至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物。他有胆有识、有能力、有魄力；而且道德节操无可挑剔。
而贾氏家族的后继者贾充呢，却是一个十足的奸臣形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显然是因为贾氏家族的第三代人，实在太败家了。如果贾氏家族的第三代人，也能谨慎行事，并且善终收场。贾充的历史形象，应该也是非常可观的。因为什么忠臣不忠臣的，那就是用来扯淡的；更主要的是，抛开有色眼镜，贾充的形象，本身就非常可观的。因为贾充的具体工作能力、工作中的成绩，那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对贾充持贬责态度的《晋书》，也都表示认可。“充少孤，居丧以孝闻。袭父爵为侯。拜尚书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课。辩章节度，事皆施用。累迁黄门侍郎、汲郡典农中郎将。”“从容任职，褒贬在已，颇好进士，每有所荐达，必终始经纬之，是以士多归焉。”翻开《晋书》，我们会发现贾充的工作能力、工作成绩那都是实实在在的。而对贾充的非议，则都是一心空洞的，真假难辩的东西了。类似的内容，能证明什么呢？我以为，这什么也证明不了。一个人用怎样的态度对待皇帝，这通常受制于他的人格特点；本身并没有什么高下。一个人对皇帝刚正不阿，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能因此让国家、百姓受利；否则官员对皇帝刚正不阿，又有什么意义？一个人对皇帝曲意顺迎，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曾因此让国家、百姓遭受了损害，否则他对皇帝曲意顺迎，又算什么了不起的错误。一个官员是不是称职？主要应该看他的工作能力与工作表现。单以空洞的正直与否去评定官员优劣，通常只会使政治舞台上遍布一种虚伪的风气。 更主要的是，人们在嘲笑贾充时，常常会提到一件事，那就是贾充在伐吴之战时，一再大唱失败的调子；甚至在晋帝国大胜在即之时，他仍然认为伐吴必败，一再让晋武帝停止战争。问题是，人们用这件事嘲笑贾充时，岂非证明了，“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只是一种言过其词的说法。因为贾充为了反对伐吴，一再受到晋武帝的责难。贾充在二十多年时间里，一直是司马家族的头号心腹；这种地位，难免会引得许多人的眼红。这大约是贾充饱受非议的重要原因。因为说到忠君云云，大家谁不是三姓家奴？汉、魏、晋交替之际，真心说，大家谁也别说谁。至于说到拉帮结派重用私人，大家也一样，谁也没有资格说别人。因为他们拉帮结派争权夺势，那是世人皆知的事。只是贾充的政敌们，成天都标榜自己是正人君子罢了。任恺是这种正人君子的首脑，但任恺吃一顿饭就用一万钱。这种消费水平，就是石崇也得甘拜下风。和峤也是这种正人君子中的重要成员；但和峤在当时有一个雅号叫做“钱癖”。我无意把和峤说得一无所是，问题是做为高级官员，能获得这种雅号，真称得上什么正人君子吗？正人君子首脑人物们，都是这副德性，所谓的正人君子们，真是名符其实吗？我无意说那些正人君子不如贾充，我只想说这种所谓的正人君子，绝不会比贾充强到哪里去。 贾充自然是乱臣贼子了，这在历史上也早有定论。但我以为，这种历史定论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宣传。因为说贾充是乱臣贼子的前提是，贾充是“魏臣”，但贾充却显然也是“晋臣”。对于曹魏帝国而言，贾充也许是乱臣贼子。但对于晋帝国而言，贾充又实在称得上是忠臣了，因为贾充为了忠于司马昭，那是不惜身败名裂的。更主要的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那种王朝向走马灯一样来回换的年代里，真有什么所谓的忠臣吗？显然是没有的。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大家都把自己家族的命运，看得比什么王朝交替更为重要；事实上我们翻开当时高级官员的家谱，有几个家族不是先后受到汉、魏（吴、蜀）、晋三个帝国重用的呢？从这层意义上，翻开家谱，那些豪门贵族，有哪家称不上三姓家奴呢？贾逵没有背叛曹魏帝国，恐怕也主要是因为他死得太早，否则在司马家族取代曹氏家族之时，他真会无视自己家族的利益，去忠于曹氏家族吗？这种可能性显然可以忽略不计。按大道理而言，贾逵实际上也是乱臣贼子了，因为他本是大汉帝国的臣子，却充当了曹魏篡夺大汉帝国的帮凶。从这层意义上，我们在谈论历史时，如果只着眼于所谓忠与不忠，很容易被当时的皇权政治宣传牵着鼻子走。如果抛开皇权政治下的种种政治宣传，我们就会发现贾氏家族的兴起，是所有豪门都向往的样板。老一辈使家族挤入豪门行列，后一辈让家族成为最显赫的豪门；再后一辈更让家族代表人物成为帝国的执政官。让自己家族的权力一直得到巩固，更越来越大；不管帝国如何兴衰、交替，自己家族的权力地位一直蒸蒸日上；这是所有豪门贵族都期盼的事情。贾后成为帝国执政官后，她的侄子贾谧已开始敢和太子一争高下，并且处处都想压太子一头。从这层意义上，贾氏家族已爬到了人臣的顶点。再问题是再向上是什么呢？一个人爬到人臣的顶点之后，通常就会让自己家族陷入危机之中了；换而言之他会让这个家族充满危险（因为爬到这种境地的家族，大部分都是以家破人亡为结局的），但另一方面又会让这个家族充满了机遇（因为在魏晋南北朝之时，许多开国皇帝都经历这个阶段的）。贾氏家族在人臣的顶点上，如果不能有所突破，那就只有接受由盛转衰的命运了。贾氏终于不能有所突破，因为司马家族的势力实在太大了；它已完全堵死了贾氏家族再向上爬的道路。贾氏家族永远不可能与皇族相提并论的，一来司马炎分封诸王的策略，使当时所有的豪门与皇族相比都黯然失色了；二来贾氏家族人丁太稀少了，如果贾充也兄弟七八个，儿子七八个，侄子几十个；那贾氏家族权力扩张起来，也是惊人的。但贾氏家族人丁太稀少了，这使他们以家族为核心的力量本身就有限。如果贾氏后继者是一个象贾逵、贾充一样谨慎的人物，那贾氏家族还有机会，长久的保持由盛转衰的过程，但贾充的后继者，却显然都是贾南风、贾午、贾谧那种不知天高地厚少壮势力。于是贾氏家族在最辉煌之时，瞬间就走向了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