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人民网》发了一篇报道：
报道中，那个所谓的“印尼华社人物传记作家和资深媒体人丁见”，正是鄙人丁叔叔。
说来惭愧！丁叔叔其实算不上作家，只是一个靠写传记为生的“码字师傅”；本人确实在国内做过多年记者，但也谈不上资深，就是年纪比较大吧。更有意思的是，我并不懂印尼文，为何会被印尼这所大学和国内有关部门指定作为“主讲专家”，在这个翻译论坛上做主题发言呢？
是主办方找不到合适人选，叫我去“滥竽充数”吗？当然不是。
事实上我已经是第二次出席这个论坛了。
第一次是在疫情前的2019年9月5日，印尼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首次举办“中印尼文学翻译与出版研讨会”。我当时正在雅加达，应邀前往做了一场题为《从翻译角度看中国与印尼人文历史及社会思潮相互认知》的学术报告。
大约是主办方认为我那次讲的还行，所以这回又请我过去“梅开二度”。
可能有朋友会问，既然你丁叔叔不会印尼文，在这个专业性的翻译论坛又能谈些什么呢？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考虑再三，我讲了下面这个题目：
《让机器翻译更强大——普通人如何驾驭人工智能，兼谈印尼语的几个为什么？》
下面我就把演讲全文发布一下，分享给本号读者。
尊敬的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副理事长穆尼先生；尊敬的中国科技资料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李燕女士；尊敬的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牛海涛先生：各位老师同学，各位嘉宾朋友，大家下午好！
我叫丁见，来自中国福建，是一名中文写作者。感谢论坛主办方的邀请，非常荣幸来到阿拉扎大学，让我有机会在此和大家交流，向各位专家学习请教，分享有关的体会。
首先介绍一下我本人在印尼的简历。
那是2001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遇，让我这位国内曾经的媒体人越洋过海到了印尼。从此来来去去，大部分时间都在首都雅加达，20多年来，往返百次、乐此不疲，我的人生就这样和这个纷繁复杂、却魅力无穷的国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雅加达度过的这些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华人社区，还是重操旧业，做“码字工匠”，采访、写作，出版了人物传记，既是为了谋生，也是为了体验和感受异国他乡的生活方式。
作为一名靠写作吃饭的文化人，我和许多普通人一样，对雅加达充满着爱恨交加的多重感受：温和、包容、简单、方便、繁琐、困扰、叹息、无奈……
但无论如何，这座城市蕴含于芸芸众生的乐观天性，总能感染时常面临愁苦中的我继续前行，永远不会灰心感到绝望。
因此，我应该感谢这座城市所展现的一切，感谢挚爱亲朋的支持帮助，让我去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文化、历史，以及当地非华裔友族百姓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
但是，我在采访写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生活不便和出行不易，而是语言文字的障碍——因为我基本上不懂印尼语。尽管我平时的社交圈子基本上都是华人，交流没有问题，可毕竟是在印尼，不会印尼语怎么得了！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学印尼话冏事一箩筐》
我在国内有个中小学同学，有一天发信息问我：“你在印尼这么多年，会说印尼话吗？”
我迟疑着支支吾吾地回答：“嗯——这个嘛！当然，多少会一点吧。”
同学追问：“一点是多少呢？记得你小时候在咱们班英语特差，好像26个字母都写不全，天天让我帮你写英语作业。所以一直担心你在国外是怎么过语言关的。”
我这哥们读初中的时候，因为暗恋年轻漂亮的女英语老师，发奋勤学苦练，获女老师青睐当过几天英语课代表，至今还为之自豪。
我咬咬牙，壮着胆子回答说：“你也不能总拿老眼光看人吧！咱哥们虽然笨，如今好歹也学了八九百个印尼语单词吧，一般交流还ok。”
同学呵呵一声，说，“任何一门外语，至少要掌握一万以上单词，才能熟练交谈。就你那点单词量，只是简单日常用语，勉强应付衣食住行，但深入交流肯定没戏。”
我听了马上折服：“哎呀！你小子没白当咱班英语课代表，连马来语系印尼文的规律都触类旁通。
下面就坦白交代，我学印尼话的一箩筐尴尬事和笑话。
按照维基百科给出的定义：
因为天生缺乏学外语的才能，所以我本人一向对那些有语言天赋的人特别佩服。事实上，我认识的朋友当中，确实有一些轻而易举就能掌握外语窍门的奇才。
当年我初来乍到，急学先用，只好用中文标注的笨办法得过且过。比如：我是“杀鸭”（Saya）；你是“嘎母”（kamu）；他是“抵鸭”（Dia）；吃是“马甘”（Makan）；喝是“米努”（Minum）……等等。
犹记得老贾写过一篇《三条裤子学印尼话》的文章，拜读令人忍俊不住。
那么，他说的是哪三条裤子呢？
原来，分别是读音为巴古斯（BAGUS ）印尼话：好；朋古斯（BUNGKUS)印尼话：打包，以及提古斯（TIKUS）印尼话：老鼠。老贾把上述三个单词，用联想式中文一标注，便成了——扒裤子、绷裤子和提裤子。
嗯，没错，就是三条裤子！一下子就把这三个单词记结实了。
除此之外，老贾的联想还包括：把刀切（POTONG）记成“暴动”——言下之意，你要暴动不就得拿着刀吗！把厨房(DAPUR)记成“搭布儿”——厨房肯定有搭抹布的地方啊！等等，这联想确实够丰富的！
可怜我没有老贾的本事，只会老老实实用中文谐音字标注印尼话。但是很快发现这种标注式的读音既不准确，还容易把前后顺序记颠倒了，难免洋相百出，闹出种种笑话。
有一次，我外出办事。跑得口干舌燥，忽见路旁有个卖椰子的摊贩。赶紧上前施礼，用半生不熟的印尼话对那印尼老汉大声说道：“巴，沙亚猫乌伯力嘎目葛巴拉玻拉巴？”（先生，我要买你的椰子多少钱？Pak, berapa yang mau saya beli kelapa anda?）
不料，那印尼老汉忽地站起身来，手提砍刀，面露愠色，侧目而视。
我吓了一跳，又小声把刚才的问话重复一遍，心想，这卖椰子的老头莫非还兼职做拦路的好汉，难道光天化日之下，要打劫吗？
就在此时，那个老伯好像明白了什么，竟然笑起来，他手指地上的椰子对我说：“衣尼葛拉巴，不甘葛巴拉。（这是椰子，不是脑袋）”然后又指着自己的头告诉我：“衣尼——葛巴拉！（这是脑袋）”。
我恍然大悟，原来印尼话椰子叫葛拉巴，而葛巴拉是头的意思。我刚才记颠倒了，要买老汉颈上人头，难怪人家听了不爽。
我住的小区有个印尼台商，也犯过同样毛病。他老兄知道印尼是宗教国家，男女老少说话时经常把上帝挂在嘴边。印尼话上帝的读音是“都罕”（Tuhan），结果这个台湾商人记成了“罕都”（Hantu ），和印尼人打交道时嘴里也不停地唠叨“罕都、罕都”。弄到印尼人看他就像看到鬼一样，目光里露出难言的惊恐。
后来这个老兄才知道，原来他给人家念叨的罕都，是印尼话魔鬼的意思，被他这么稍微颠倒一下，竟然变成了上帝和人类都痛恨的敌人。
还有一些印尼语单词，用中文谐音标注，也能从字面上产生令人意会的喜剧效果。比如，人这个词，印尼话是Orang，读作“奥朗”，富人就是“奥朗嘎亚”（Orang kaya）。万隆有位华人老作家林万里先生，写了一系列讽刺某些大老板为富不仁的幽默小说。他在小说里就一律把那些富人用中文写成“恶狼该压”，读起来确实让穷人感到解气。
讲罢趣闻轶事，接下来，我就综合有关专业人士的见解，进入本次演讲的第一个话题：
一、说说有关印尼语的几个为什么？
一种语言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国家官方确定的“国语普通话”，并非理所当然。各国的国语政策皆有其历史脉络，而在有殖民背景的印尼，其国语政策的历史脉络尤其复杂。
印尼是世界上岛屿最多的国家，在荷兰殖民以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其族群、语言因而十分复杂。但是这个世界上最碎裂的国度，却成功地让一种语言——Bahasa Indonesia（印尼国语），成为在全国上下流通并广受认同的官方语言。
但是，这里就浮现了几个疑问：为什么被荷兰殖民了几百年的印尼，荷语不但没成为其官方语言，甚至在短时间内就烟消云散？
为什么使用人口最多的爪哇语（Javanese）最后没有成为印尼普通话，反而是使用人口不多的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不但成为国语，而且广受认同呢？
1、荷印时期的教育与“市井马来语”的社会基础
印尼语的前身是Pasar Malay（市井马来语）。在马来文里面，Pasar（巴刹）是“市场”的意思，市井马来语就是早期印尼群岛之间的商业活动的通行语言，历史悠久且使用广泛。
但在各岛的部落与城邦里面，人们仍然习惯使用各自的母语。
进入荷兰殖民时代以后，殖民当局对教育非常不重视。在荷属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时期，当局只在意香料贸易与热带种植园的收益，对于教育根本不屑一顾。荷兰政府在1799年解散荷属东印度公司并直接接管印尼之后，才逐渐意识到当地的教育需求，因此开始在印尼设立学校。
然而为了维持荷兰后裔的优势地位，殖民当局在教育上却实施种族隔离。荷兰语学校只有荷兰人或菁英阶级的印尼本地人才可以就读，给予一般印尼平民的学校不但很少、升学空间有限，而且故意使用市井马来语作为教学语言。
这也就是为什么荷语没有在印尼形成深厚的社会基础，反而是市井马来语被视为普罗大众的象征。
2、爪哇语和印尼语：高度复杂败给了简单易学
荷兰统治末期，印尼民族运动的菁英开始思考国家语言的选择。虽然印尼的菁英多半来自操持荷兰语的上层阶级，但是荷兰语在社会上的使用并不普及，而且又是殖民的象征，因此被排除在考量之列。
但是除了荷兰语之外，还有一种语言有成为国语的潜力，那就是在印尼使用人口最多的爪哇语。但是爪哇语的使用毕竟只侷限在爪哇岛地区，而且相对于市井马来，词汇比较丰富，能表达多种含义的爪哇语在学习上相对困难，广大非爪哇地区的老百姓学起来就不容易，当然他们肯定也不愿意学。
最后，因为市井马来语的使用范围比较广泛，而且比较不偏袒特定的族群，所以最后被独立后的印尼政府选为该国的官方国语。
政府选择印尼语目的，是为打破民族沟通障碍，促进300多个民族融入新的国家，印尼独立在1949年正式得到承认。当时的想法是，不把任何主要的民族，包括爪哇人（爪哇语作为一种高度复杂的语言有大约40％的人口在使用）所使用的母语作为官方语言，这样才不会产生或强化各民族间的不平等，新生的印尼语将有助于印尼这个多民族国家维持统一。
3、印尼语“普通话”的推广
印尼独立之后，将市井马来语定为国语，并改称为印度尼西亚语。政府在机关、学校和大众媒体都采用这种语言，也提倡在商业会议、学术研讨会等正式场合使用。
另一方面，政府对于其他地方语言或少数语言也采取包容的态度，不会禁止民众在非正式场合使用地方语言交谈，甚至在小学阶段，照顾到爪哇岛的小孩子还不太会讲印尼国语，还允许学校使用他们的母语授课。如此一来，不但避免了语言冲突，也使印尼语的“普通话”更容易获得认同。
除此之外，由于印尼国语，仍然是一种发展较晚，相对不成熟的语言，字汇量也有限，而且也没有统一的文法，于是政府便对它进行标准化作业。建立统一的文法和单词，也把方言的词汇加入其中，这样就使印尼“普通话”更具有跨族群的代表性。
印尼国语除了蕴含国家认同的价值，也被赋予现代化、进步的意义，因此对普通人来说，学习这种官方语言，也具备了提升其阶级地位的功利动机。
4、“大杂烩”语言，表达却不给力
所谓印尼国语“普通话”，其实是一种在爪哇方言基础上，大量吸收了荷兰语、英语和中国闽南话（其中包括3000个英语单词，五六百个闽南话词汇）等外来词汇而形成的“大杂烩语言”。
印尼语的字母与英语完全相同，单词发音简洁明快，语法规则也较简单。虽然以其融合性强与比较容易学习的优点，在与爪哇语的比选中最终胜出，但是其中包含的外来语词汇实在太多，而且单词量每年都在增长，而成为它的缺点。据统计，在独立之后短短几十年里，印尼语已经增加了数万个新词汇。这当然不利于保持本国语言的纯洁性，也给外国人学习印尼语增加了困难。
另外一个问题是，印尼语相对比较单调。人们经常会发现，印尼语不足以表达他们想要的东西。就连爪哇岛一些有文化的人也承认，他们经常有这种挫折感，有些时候印尼语无法将意思表达清楚，只好使用家乡的爪哇方言的词汇和表达方式。
产生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印尼语本身：印尼语本身比大多数语言的词汇量少。《雅加达邮报》的安迪·巴俞尼写道，印尼小说翻译成外文后往往好过原著，而外国小说翻译成印尼文读起来会嫌"累赘和重复"。
好，大致讲述了有关印尼语的优缺点，下面我进入第二个话题，也是我报告的主要内容：
二、让机器翻译更强大——普通人如何驾驭人工智能？
所谓机器翻译，就是指人工智能，也就是AI。
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产品进入千家万户。比如手机语音助手，智能音箱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专业翻译人员，在处理语言文字翻译过程中，经常会使用一些翻译软件，也就是人工智能的机器翻译。
资料显示：早在1956年，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就被首次提出，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进入21世纪，人工智能被广泛应用，涉及医疗、金融、教育等各个领域，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着人工智能如火如荼的发展，人工翻译的前景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人工智能将取代人工翻译”成为大众热议，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不可否认，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机器翻译系统似乎越来越成熟。谷歌翻译、百度翻译、网易有道翻译、搜狗翻译等工具层出不穷，只要一部手机，两种语言就可以随意转换。在生活节奏加快，金钱压力增大的现代社会，这样无需花费，不必耗时的工具，对于一部分人群和企业来说，无疑是不二选择。
比如谷歌，就利用新兴的 AI 技术不断提高了它的翻译能力。目前谷歌翻译功能，已经可以支持翻译世界上108种语言文字，特别是数据贫乏的一些冷门语言也能在谷歌实现互翻。据统计，谷歌目前提供的服务，平均每天翻译量达到了 1500 亿字的天文数字。
我本人因为写作需要，这几年就经常使用在网上谷歌翻译印尼文和英文，甚至是俄文、乌克兰文，还有日文资料。应该说，人工智能的帮助，不仅让我了解到许多以前完全不可能知道的信息，而且对于拓展丰富我的写作题材和文章内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为了传播印尼文化，推广印尼旅游，我在丁见印尼纪事公众号上发表了大量图文并茂的文章，向中国读者介绍印尼迷人的人文历史，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还有美丽的田园风光，而那些详实的背景资料和图片，都来自印尼文网站，由我借助谷歌，一一搜索、下载翻译的。
再比如，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我写了十几篇公号文章，配发大量图片，解读两国的历史恩怨，很多资料也是通过谷歌翻译了俄乌两国的网站。
对于我这个外语盲来说，人工智能翻译机器的出现，简直就是天降甘霖的及时雨。所以我对这个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充满了感恩之情。
但是，人工智能在为人们带来快捷、便利的同时，其背后也有存在的问题。首先最大的问题在于翻译的精确度。人工智能最显著的特点无非就在于，它是一个机器，但这也是它最大的弱点。机器相较于人，它没有实践能力，没有经验来源，更不会结合语境去做翻译，这就对其精确度提出巨大挑战。
那么，应该如何克服这些障碍的呢？
我的操作步骤是：首先把想要了解的事件地点和人物，分别用中文写出关键词，然后用谷歌把这些关键词翻译成我需要的语言。再把翻译出来的关键词，用谷歌搜索引擎搜索出来，就会搜出大量包含这些关键词的有关国家的网页。打开之后，有一些浏览器能够把那些自动翻成中文，让我进行选择甄别，获取所需内容。
当然这样操作，肯定会有一些词汇翻得不准确，语法逻辑也不对，经常让人不知所云。但是因为我的中文能力足够强大，判断好了之后，再把翻译出来的中文修改完善，这样一篇文章就完成了一半。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要想更好地驾驭人工智能，提高它的翻译质量，除了使用者本身的中文基本功要比较扎实以外，还必须对你所关注的那个国家的人文历史和相关背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举个例子。我和国内老友邱易平先生合作写了一部《雅加达传》，其中有一节，写到雅京历史上最著名的省长阿里萨迪金的故事。
用谷歌搜索印尼文阿里萨迪金的关键词，印尼网站就会出现许多有关他的报道。但是谷歌翻译的这些报道，一律把阿里萨迪金翻成雅加达总督，这个身份就不对了，总督是荷兰时期的叫法，而印尼独立后就改为省长。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背景，直接使用总督这个词汇，就会闹出笑话。
此类事例还有很多，时间关系，我不能一一例举。总之，对于非专业翻译员而言，尤其是不懂英文和印尼文的人，要想比较精准地使用人工智能，你需要具备比较丰富广博的相关知识，还要不断变换翻译关键词，耐心细致，多方对比，才能拿到相对准确的内容。正所谓功夫在诗外，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再举个例子：年轻人都知道，这几年美国推出了AI对话机器人，也就是利用网络进行智能化写作的计算机程序。你想写一篇普通的短文，只要给打开软件下达一个指令，它瞬间就能帮你完成，一般上都能达到70分左右。但如果使用者本身不谙写作技巧，那么机器人帮你写出的文章，质量也不会太高，因为你不知道怎样编写精准的指令，充分挖掘机器人的写作能力；文章写好后，你也判断不出好坏，无法进行修改。
所以说，无论人工智能再怎样发达，还是需要使用者具备相应的文化水准，才能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如虎添翼。
今天的报告，尽管谈了一些我使用人工智能翻译的体会，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向下面将要上台演讲的嘉宾陈诵林老师致敬！因为他才是真正的翻译家，这是机器永远无法比拟的。
对于陈老师和在座各位阿拉扎中文系师生和华人朋友的外语能力，我终生羡慕，望尘莫及。
好。我的体会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再次谢谢主办方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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