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延久四年（凞宁五年1072年）三月十五日，时年六十二岁的日本高僧成寻阿阇梨告别八十余岁的母亲入宋巡礼佛教灵场并客死中国，客居期间成寻以其神通及高德获得宋神宗皇帝及一般民众的敬慕。宋元丰四年（1081年），七十一岁的成寻在开宝寺念佛端坐而化，“顶上放光三日不灭，颜貌红润举常无异”。
成寻在中国的行历日记《参天台五台山记》是研究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的宝贵资源。成寻的母亲用和歌和日记记录对入宋游子的思念，浸透慈母之爱的《成寻阿阇梨母集》也成为日本文学中脍炙人口的不朽名著。
《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载，凞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成寻在五台山文殊阁拜谒妙济大师延一，获赠《广清凉传》摺本三帖，“中心之悦，何事如之”。翌年夏天，成寻托弟子随便船将大小乘经律论527卷发往日本，《广清凉传》想必包含其中。[1]
这则成寻获赠《广清凉传》的日记包含了极为重要的文化信息，尤其对研究《三宝感应要略录》（以下略为《三宝》）的形成与传播至关重要。
一、关于《三宝感应要略录》
《三宝感应要略录》历来被认为是辽代僧人非浊所撰，被收录在《大正新修大藏经》及《卍续藏经》中，这足以证明其在佛教文化转播中的地位及影响。在日本，从院政期至近世，自《法华百座闻书抄》（1110年）始，《三宝》至少对36部日本古典书籍产生过影响，流传甚广[2]。《三宝》由灵像感应（佛宝）、尊经感应（法宝）和菩萨感应（僧宝）三卷构成，收录了164个故事，其中大多标明了故事的出处，但是有的原典已经失传，无法和正文比较，因此全面把握《三宝》的撰录目的、主旨以及方法是比较困难的。
最初对《三宝》的研究是伴随《今昔物语集》（以下略为《今昔》）的研究开始的。安政七年（1860）冈本保孝在《今昔物语出典考》中整理了狩谷棭斋、伴直方和木村正辞的研究成果，指出《今昔》从《三宝》中采用了60个故事[3]。关于《三宝》的研究主要有野上俊静、小林保治、李铭敬、后藤昭雄、田岛公等人的著述。1967年，大谷大学的野上俊静将《三宝》翻译成现代日语，收录在《国释一切经・史传部二十》中，但是没有翻译序文[4]。2007年，早稻田大学的小林保治、李铭敬在《日本佛教说话集的源流》中翻刻了尊经阁藏寿永三年（1184）的《三宝》写本，并加以训读，但是没有训读序文[5]。同年，大阪大学后藤昭雄监修的《金刚寺本三宝感应要略录的研究》出版、后藤昭雄训读了序文[6]。2008年，东京大学田岛公的《尊经阁善本影印集成43・三宝感应要略录》刊行，田岛公也训读了序文[7]。
关于流传至今的主要传本，田岛公等人做了书志学方面的研究，可简要归结如下：
1、元永元年（1118）写本，仅存下卷，所藏不明。
2、仁平元年（1151）写本，仅存上卷，金刚寺所藏，称为金刚寺本。
3、寿永三年（1184）写本，三帖，东京前田育德尊经阁所藏，称为尊经阁本。
4、元大和寺永久寺藏本，仅存下卷，京都熊谷家（鸠居堂）所有。
5、东寺观智院本，上中下三册。
6、庆安三年（1650）版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大正藏本[8]。
二、关于《三宝感应要略录》的撰者
《三宝》录用了1060年完成的《广清凉传》的两则故事，《广清凉传》是宋仁宗嘉裕五年（1060）完成的，因此《三宝》的成书时间限定在1060年至1063年非浊去世之前。清初朱彝尊的《日下旧闻》中收录了《守司空豳国公中书令奉为故太尉大师特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记》（以下略称《陀罗尼幢记》），这是研究非浊生平的最珍贵的资料。
非浊字贞照，号纯慧大师，范阳（河北省）人，俗姓张。非浊受辽兴宗和道宗尊崇，历任“上管内僧录”、“燕京左街僧录”，被道宗任命为“崇禄大夫检校太保”和“ 检校太传太尉”。晚年亲任“燕京管内忏悔主菩萨戒师”。重熙八年（1039）冬，奉诏赴京师，接受兴宗皇帝所赐紫衣。清宁九年（1063）寂于燕京竹林寺。在辽代佛教史上，非浊堪称“佛教界地位最高的人。其著述二十卷《往生集》的业绩得到道宗的称赞，并受敕命将其编入契丹大藏经。
《陀罗尼幢记》中记载: “清宁六年（1060）春，銮舆幸燕，回次花林，师侍坐於殿，面受燕京内忏悔主菩萨戒師。明年二月，设坛于本寺，忏受之徒，不可胜记。”即使不考虑《广清凉传》成书后是如何通过军事对峙的宋辽疆界辗转到非浊手中的，通过《陀罗尼幢记》也可以想像这段时间非浊是非常繁忙的，因此有必要重新考察《三宝》到底是不是非浊撰录的。
从《三宝》的文本来看，首先“释子非浊”的署名比较奇怪，大藏经中的署名基本上署为“沙门”或者“比丘”，在笔者的调查范围里只有《三宝》署为“释子”。从《陁罗尼幢記》的内容来看，非浊在当时的地位甚高，又深受辽代两位君主的敬重，尊为赐紫高僧，按照惯例署名处应该写上“赐紫”及其官职、僧职等。例如，非浊补撰的利州太子寺讲经论沙门德云的遗稿《一切佛菩萨名号集》中的卷第二十一和二十二中，就留下了“上京管内僧录纯慧大师赐紫沙门非浊续”这样的署名[9]，由此可以看出《三宝》的署名非常可疑。
其次，《三宝》序文中有“行为路要解脱之基”这样主谓组合不当，语意不明的句子。最应该注意的是序文中“今略表其肝要”一句，“肝要”并非汉语词汇。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肝要”一词有314例，其中除了中国撰述部的《三宝》外，其余313例全部出现在日本撰述部中，最早出现在济暹的《般若心经秘键开门诀》及忠寻的《汉光类聚》等平安中后期的典籍中。
《三宝》中的三宝分类的也存在问题。《三宝》的序文对三宝的定义是：“盖三宝感应要略录者，灵像感应以为佛宝，尊经感应以为法宝，菩萨感应以为僧宝。”唐代的明旷在《天台菩萨戒疏》中提到三类三宝：
“略明三种三宝为所归依，一住持，二别相，三一体。一住持三宝者，人能弘道万代之所流传，道籍人弘三宝于斯常住，则剃发染衣为僧宝，黄卷赤轴为法宝，泥木素像为佛宝；二别相三宝者，十方三世法报应化为佛宝，所说法门为法宝，除妙觉外菩萨二乘为僧宝；三一体三宝者，实相圆理名为一体，即一而三无非秘藏，如世珍奇故通名宝。何者心体觉知名佛，性体离念名法，心体无诤名僧，凡圣始终此三具足，佛已修已证应物现形，别相住持功由一体。”[10]
同为唐代的李师政在《法门名义集》中也有关于三宝的论述：
“三宝，佛宝、法宝、僧宝。三宝有三种，一者一体三宝，法身体有妙觉名为佛宝，法身体有妙轨名为法宝，法身体离违争名为僧宝。二者别相三宝，丈六化身以为佛宝，不说教法以为法宝，大乘十信已上小乘初果已上名为僧宝。三者住持三宝，泥龛素像以为佛宝，纸素竹帛以为法宝，凡夫比丘以为僧宝。”[11]
比照这两部典籍的分类后可知《三宝》的佛宝、法宝属于“住持三宝”，但僧宝属于“别相三宝”。假设《三宝》的撰者熟知三种三宝的概念的话，自然会避开“住持三宝”与“别相三宝”混用的状况，这或许和《三宝》撰者手头缺少震旦“剃发染衣”的 “凡夫比丘”的资料有关。从这一点来看，如果非浊是《三宝》的撰者的话，收录历史上的僧传及当代僧的传说本该并非难事。前文已经提到，非浊将利州太子寺讲经论沙门德云的遗稿二十卷《一切佛菩萨名号集》补撰了两卷，增至二十二卷，将全二十二卷上呈辽兴宗。从非浊的学识来看也很难想象他会无视三种三宝的分类来编撰《三宝》。
此外，《三宝》的编撰态度也令人生疑。比如，“旧录”和“新录”区分基准的混乱；题脚注和采用故事的矛盾；跋和偈语中抄袭经典的语句，等等。
三、结语
综合上述可以初步推定《三宝》并非辽代高僧非浊所撰，而是平安中后期至镰仓初期，日本学者伪托非浊的名字撰录的，伪撰时间得上限在《广清凉传》完成的宋仁宗嘉裕五年（1060），下限被《法华百座闻书抄》（1110年）录用这五十年间。
虽然无法确定《三宝》的撰录者使用的是否是成寻在五台山获赠的《广清凉传》，但是《参天台五台山记》中的记载为这一推论提供了极为关键的证据。如果《三宝》的撰者使用的是成寻的获赠本或者以其为祖本的抄本，那么《三宝》的成书时间的上限为成寻托弟子随便船将大小乘经律论发往日本时间，即1073年以后。
日本著名学者塚本善隆在关于平安中期至镰仓初期以伪戒珠《往生净土伝》为中心的日本著书情况时指出：“大体上来说，日本平安中期至镰仓初期盛行从各种书籍抄袭拼凑的情况。”[12]
注释：
[1]沢田教英『成尋阿闍梨の研究』、『西山学報』、1961年6月。
[2]松尾譲兒、「『三宝感応要略録』訓読史素描」、『訓点語と訓点資料』、訓点語学会、平成二十二年九月。
[3]岡本保孝『今昔物語出典攷』、国学院大学出版部、明治四十三年七月三日。
[4]野上俊静『国訳一切経和漢撰述部・史伝部二十』、大東出版社、昭和五十五年六月改訂発行。
[5]小林保治、李銘敬『日本仏教説話集の源流』、勉誠出版、平成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6]後藤昭雄「金剛寺本『三宝感応要略録』の研究」、勉誠出版、平成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7]田島公「尊経閣善本影印集成四十三『三宝感応要略録』解説」参照。八木書店、平成二十年六月。
[8] 同注6。
[9] 《房山石経・遼金刻経２８》、華夏出版社、2000年5月。
[10]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四十，唐·明旷《天台菩萨戒疏》。
[11]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四，唐·李师政《法门名义集》。
[12]塚本善隆『日本に遺存せる遼文学とその影響』、『東方学報』、昭和十一年十二月。
作者：金伟，日本大谷大学文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东亚佛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