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史》第52期：明初中日交涉与东亚世界的结成

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向日本派出使节，谋求建立朝贡关系，由此开启明日交涉的序幕。最早回应明朝交涉请求者，乃控制九州北部，属于日本南朝阵营的怀良亲王。他听从明使赵秩的劝告遣使入贡。洪武五年（1372），明朝与京都的室町幕府取得联络，但未能与之建立朝贡关系，也未能实现稳定的使行往来。洪武十四年（1381）以后，明日交涉实际处于中断状态。靖难之际，建文帝与室町幕府重新互派使节，双方即将建立朝贡关系，但最后的成果被夺取大统的明成祖朱棣获得。永乐元年（1403），朱棣册封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标志明日朝贡关系正式建立。但朝贡关系并不稳定。足利义满去世后，其子义持中止对明朝贡。至宣德八年（1433），室町幕府第六任将军足利义教重新遣使入贡，明日朝贡关系才得以恢复，并维持了一百余年。  

在全部明代中日关系史上，洪武至永乐是明日交涉最为活跃的时期。朱元璋对日遣使六次，日本各方势力一共向明朝遣使八次；建文帝时，明日各有一次遣使；朱棣与足利义满互相遣使八次。这一时期的双方使行往来次数几乎占整个明代的67%，而且，在频繁的互使与交涉的基础上，明日朝贡关系也在这一时期初步确立。洪武永乐时期的明日交涉毫无疑问是整个明日交涉史的核心。

波士顿美术馆藏，歌川国贞绘《大森彦七・足利义满公》（1855）

建立朝贡关系是洪武永乐时期明日交涉的主题。与“模范藩属国”朝鲜相比，日本对宗主国明朝的态度颇为不逊。正德四年（1509），日本贡使了庵桂梧因明朝官买日本进贡的刀剑出价太低，竟直言不讳地上书礼部：“或者上国嫌厌往来之繁，一旦弃小国积世禁贼之功，欲显拒绝之意，变例如此，则恐失我国王之心。废贡之事，他日海寇闻风复集，其罪谁当？”意思是朝贡本是明朝对日本禁倭有功的报偿，一旦朝贡贸易不能令日本心满意足，日本将纵容倭寇袭击明朝。日本视朝贡为谋利手段，明朝以之为禁倭策略，朝贡的理念和仪式的外衣下其实是双方的利益算计和暗中较量，哪里还能看出一点“礼治主义”所宣扬的“事大字小”意味呢？朝贡关系成熟时期的明日交涉尚且如此，作为朝贡关系的草创时期，洪武永乐时期明日交涉的情形自然更远离礼制规定。因此，洪武永乐时期的明日交涉为研究者观察朝贡关系草创时期的中外互动提供了窗口，由于其免除了儒家政治观念和礼治话语的涂抹与包裹，我们能够直接触及国际利害冲突，对国际关系的描述也更可能接近其本质。

明日关系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国际关系互相链接、彼此牵动的。永乐四年（1406）正月，明朝按惯例举行每年的元旦大朝会，朱棣驾临奉天殿，接受文武百官和外国使臣的朝贺，并赐宴款待。宴席上，明朝礼部官员将日本贡使源通贤的班次置于朝鲜贡使李玄之上。朝鲜在明朝的所有朝贡国中最为恭谨守礼，其使臣的班次一向位于各国之首，而今却被日本压过，这种反常的安排令朝鲜君臣颇感意外。以当时明日关系和明鲜关系论，明朝与朝鲜因女真酋长猛哥帖儿木的归属问题互生嫌隙，日本则因进献倭寇大获朱棣欢心，据此推测，打破惯例的班次安排应该是朱棣有意为之，意在表示对日本的嘉奖和对朝鲜的不满。此事并未就此而止，明朝与日本关系升温，令朝鲜担忧明朝“当与日本共侵于我”。小小的班位变化竟引起朝鲜君臣心中如此大的波澜，大概是朱棣不曾料想的。 

这次事件生动地表明当时东亚各国紧密相连的关系。因此，在分析任何一组关系时都不能忽视其他关系的影响。极而言之，东亚各国的关系是互相链接而形成的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同由“中国的世界秩序”出发所想象的放射状结构存在截然不同的形态差异。在东亚关系网络视野下研究明初中日交涉，有助于发掘中国视角和双边视角所忽略的历史信息，加深对明日关系演进的总体时空结构的理解，丰富对东亚世界整体性的认知。  

仇英绘《倭寇图卷》部分（1550）

在东亚视野下研究明初中日关系，首先，要了解以往研究对“东亚”概念的界定和对东亚视野的阐释，以及关于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其次，需要关注明初中日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最后，由于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初前期倭寇成为东亚的区域性国际问题，研究明初中日关系还不能忽视对倭寇问题的考察。  

（一）“东亚”概念、东亚视野、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理论

 “东亚”概念源于欧洲，是西欧社会为了“建立自我意识而作为媒介被制造出来的”。“东亚”及与之意思相近的另一个词——远东，显然都是站在欧洲中心立场的表述，具有舶来属性。近代“东亚”概念的形成与欧洲殖民扩张有内在联系，被视为一个“现代性事件”。欧洲产生的地球知识和世界想象，伴随欧洲殖民侵略与之后的帝国主义统治，作为一套科学知识和规范被确定下来，构成了现代性知识的重要内容，东方学就是其中代表，“东亚”概念也成为现代性知识的组成部分。  

然而，“殖民主义的世界关系在创造它的基础结构的同时，也创造了它的反对者和社会的动员方式”。原先为殖民者使用的东亚概念，被殖民地的革命者拿来为我所用，改造成凝聚各殖民地认同、增强联合反抗殖民统治力量的武器。韩国学者白永瑞指出：“19世纪末，朝鲜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在追求东亚三国联合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将包括朝鲜在内的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潮亦如此。不过，亚洲主义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东亚联合的亚洲主义；另一种是“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计划为代表的亚洲主义”，即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两种亚洲主义截然对立，无法共存。2012年以前，韩国历史研究者非常忌讳使用“东亚”一词来谈论历史，那是因为日本在“二战”前为粉饰对亚洲的侵略而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构想中使用了“东亚”。  

近十余年，中国学界兴起了关注东亚的潮流。其大致有两个分支：一是以孙歌、汪晖、杨念群为代表，从思想史、观念史角度考察东亚意识在中国的起源、流变，近代中日韩三国对东亚的不同想象，以及东亚视角的认识论意义；另一支以葛兆光、张伯伟、孙卫国为代表，关注散落在东亚世界的汉文献，主张利用这些域外汉文献“从周边看中国”，丰富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域外汉文献不仅包括中国文献的海外遗存，还包括东亚文化圈的其他主体用汉文写作的文献。后者中名为《燕行录》的李氏朝鲜时期朝鲜使臣前往中国的记录，因体量庞大、内容丰富、记录相对连续，具备较高的史料价值，引起一众研究者关注。目前对《燕行录》的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虽然采取东亚视野的研究十分可观，但孙歌十多年前提出的问题——“在中国的思想与知识产生的层面上，东亚研究的定位是不清晰不自觉的”，依然未能圆满地解决。例如，域外汉文献研究设定的东亚，主要基于西嶋定生提出的“东亚文化圈”。不过，西嶋定生有意避免把东亚文化圈作为文化传播的自然结果，而把政治性的册封体制作为东亚世界形成的基石，所以，仅仅从文献传播的范围还无法充分地说明东亚何以能够作为一个整体的“视野”。关于东亚世界的整体意义的探讨，最终还是要回到国际关系领域。

即使探讨近代“东亚”概念的形成，也不能忽视“东亚”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因素”，即古代东亚部分存在的朝贡体系作为一项国际政治制度虽已瓦解，但其历史记忆仍对近代东亚共同体意识的发育产生影响。这是我们考察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另一个因素。  

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提出的朝贡体系论，至今仍是研究者认识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费正清认为，中国传统外交模式“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优越的色彩”，“外国必须把与中国的贸易视为皇帝给予他国统治者的一种恩赐，外国统治者必须遣使进京，举行朝贡仪式，只有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中，经济关系才能得到正式认可”。朝贡之于中国皇帝，是树立国内统治权威的手段；之于外国，则是获取贸易权利的途径。  

费正清的高足卫思韩（John E. Wills Jr.）强调朝贡制度的防御功能。他认为：“中国的外交传统在实践层面倾向于防止冲突、维持现状和‘维护边界’。”滨下武志强调朝贡制度的贸易功能。他认为，“朝贡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商业贸易行为进行的活动”，“因朝贡关系而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近代以前，以东亚为中心的广阔地域范围形成了“作为整体的朝贡贸易圈”。  

然而，朝贡体系仅仅是中国对东亚国际秩序的单方面看法和实践，学界一直质疑以此径直定义古代东亚国际秩序。杨联陞指出，朝贡体系“是在不同的时期，由许多真假程度不同，有时甚至子虚乌有的‘事实’构建的一个神话”。从外国的立场看，朝贡或许是另一幅景象。郑容和提出“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万明也认为，朝贡关系不足以概括中外关系的全部内容，“仅将对外关系看做是朝贡关系是不充分的，这种相对单向度的研究视角，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纷繁复杂的中外关系的历史”。  

朝贡体系论假设中国传统对外观念存在一个文化起源，此种产生于文明源头的“文化心理结构”在此后的历史过程中基本保持稳定。但陶晋生、葛兆光指出，宋代已经有了“明确的边界和边界意识”，“天下缩小成中国”，四夷成了敌国，出现了“多元国际系统”的观念。万明考察洪武时期外交诏令后也认为明初国家观念由“天下”缩变为“中国”，显示出“由传统普遍王权的帝国理念逐步走向有限王权的国家观念的征兆”。  

不少学者批评朝贡体系论在立场和方法上的局限性。张锋认为，朝贡体系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本身也带有一种学术上的华夏中心主义，它把分析焦点集中在中国对外政策上，而对其他政体的政策只是一笔带过，这就限制了它对双方关系互动的诠释力”。柯文（Paul A. Cohen）批评了朝贡体系论的结构主义观点，他认为朝贡体系论“容易使人们对历史采取相对静止的看法”。何伟亚（James L. Hevia）认为，朝贡体系论具有经典功能主义模式的普遍弱点：“那些凝固在共时维度中的东西，尽管看上去优雅从容，有条不紊，却在时间和历史的张力下崩溃了。”  

与朝贡体系类似的概念是西嶋定生提出的册封体制。西嶋定生认为，汉唐时期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册封关系为政治基础，中国的典章文物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朝鲜等国，不仅促成这些国家的社会进步，还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汉字、律令、儒学、汉传佛教为指标的文化圈。册封体制不仅是东亚世界外在的表现形式，也是其内在联系的强有力纽带。  

无论是朝贡体系还是册封体制，主要反映中外关系的官方属性，对唐中后期兴起的民间海外贸易如何塑造东亚世界的整体性则缺乏阐释。藤间生大认为，册封体制对形成单一化的世界十分有效，但这一体制制约了各国自身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从后一角度言之，中外册封体制松弛但民间贸易活跃的宋代反而是东亚世界的形成期。各国的民间往来互动才是东亚世界一体化的关键因素。  

册封体制论夸大了礼制、名分在国际问题上的作用。鬼头清明指出：“决定东亚各国间关系的因素，并非册封关系一类的名分关系，而是集中的国家权力及各国间的实力关系。”堀敏一考察了隋代对外政策与国际关系，认为“隋朝在考虑周边各国间现实的势力关系及其对抗与均衡的基础之上，展开了积极的对外政策”。他继承了鬼头清明的观点，认为“现实的国际关系是受各国的地位及实力关系所左右的”。李成市也认为“在风云变幻的东亚国际形势中，自行决策、自行行动的各国相互间的战略、战术交错在一起”，所以考察东亚国际关系“应该从东亚各国自身的外交战略等各种关系入手”。这些观点均否认册封体制本身对现实国际关系的决定意义。西嶋定生本人后来也接受了这种现实主义的观点，他说，“册封体制建立在现实中国家之间实力关系的基础上，随着实力关系变化而改变”，而“册封体制本身无法左右实力关系”。  

册封体制论同样具有中国中心主义的色彩。菊池英夫提出，“东亚国际形势的变化并不总以中国为中心”，在隋代“是以北亚的突厥和朝鲜半岛的高句丽为中心运转的”。韩昇指出，册封体制论“缺乏从周边国家的立场进行的研究侧面”。菊池英夫、韩昇对册封体制论的批判与研究者对朝贡体系论的批评是一致的。  

通过对朝贡体系论和册封体系论的反思，可以总结出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研究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第一，无论是朝贡体系论还是册封体制论，主要站在中国的立场描述东亚国际关系，正如费正清所言，它们是“中国的世界秩序”，“只是中国一方的天下观念，只是一种标准，一种理想模式”。这就需要研究者有意识地结合其他国家的立场分析国际关系的真实形态。

第二，如鬼头清明、堀敏一所指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国家实力的较量。研究古代东亚国际关系时，只有坚持这一基本认识，才不会被繁复的“礼治主义”言说迷住双眼。  

第三，“中国的世界秩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重大历史变化时期，中国的对外观念既会继承之前时代的部分特征，也会发生断裂。对研究者而言，需要从延续与断裂两方面分析不同时期的中国对外观念。  

（二）明初中日交涉研究  

明代中日关系领域代表性的通论性质的著作有：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1955）、田中健夫《倭寇与勘合贸易》（1961）、小叶田淳《中世日中通交贸易史研究》（1969）、郑樑生《明代中日关系史研究》（1984）。木宫泰彦的著作上启汉唐下至明清，着眼于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其中文版在1980年已经问世，至今仍是国内研究者主要参考的日人著述。田中健夫的著作将明日关系和日朝关系并置考察，具有极开阔的研究视野，简明扼要地论述了明日建交、倭寇、勘合贸易等明日关系史的主要问题。小叶田淳的著作以资料丰富见长，几乎网罗尽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关于明日贸易的日本史料，对中国研究者按图索骥了解日本的资料情况甚有助益。此书的大量论断尚有待研究者进一步阐发和评述。郑樑生的著作侧重考察明代倭患、明朝海禁政策和朝贡制度，体现了传统制度史研究的特点，是迄今为止中国学界明代中日关系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之一。  

2015年出版的村井章介等编《日明关系史研究入门》分专题总结了日本学界在明日关系领域的研究成果。年旭的硕士论文《洪武朝明·日交涉史研究》、王来特的博士论文《近世中日贸易中的政治问题》是近年中国学界结合中日史料研究明代中日关系的代表性著作。  

以上研究集中讨论的议题有：①朱元璋对日交涉的目标，②怀良亲王对明朝贡的原因，③冒用“日本国王良怀”名义的伪使问题，④明使赵秩、仲猷祖阐、无逸克勤的使日活动，⑤足利义满接受明朝册封的原因，⑥永乐以后明日勘合贸易的实态。  

明朝成立之初，朱元璋即遣使日本，学界对朱元璋的外交目标存在禁倭和构建华夷秩序两种观点。石原道博、佐久间重男、村井章介认为，朱元璋对日交涉旨在解决倭寇问题。郑樑生、田中健夫则认为，朱元璋“希望恢复如唐宋以前那种以中华世界帝国为中心的华夷世界原有的国际秩序”。刘晓东、年旭认为，“禁倭很可能只是次要目的，申交方是明太祖对日交涉的核心目的”，明日建交具有“彰显新朝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的积极意义。刘、年的研究注意到明日交涉与元明关系的关联性，但对此尚未有系统深入的说明。  

日本国内各势力中，怀良亲王最早回应明朝的交涉要求，但学界一直以来对怀良入贡的真实性存在怀疑。藤田明认为：“赵秩恐怕为怀良亲王所逐，不得已伪造贡品与国书，携祖来归国。”栗林宣夫亦持此种看法，认为实际遣使入贡的是九州中小豪族，而且他们为避免被怀良亲王追究，将他的名字改为良怀。佐久间重男、田中健夫虽承认怀良遣使的真实性，但认为怀良的目的只是通好，却被明朝误解为称臣纳贡。郑樑生则认为，怀良遣使前“已为北朝势力逼迫成风前残烛”，精疲力竭的怀良亲王“利用朝贡于明的方式，来挽回大势”。村井章介同样指出，怀良选择加入明朝的朝贡体系以换取明朝的军事支援，而且，以怀良为首的征西将军府已经表现出追求独立的倾向，对明朝贡具有摆脱从属南朝地位的意义。  

洪武五年（1372），怀良势力败退，失去对外联系的能力，但《明实录》仍有怀良继续遣使的记载。佐久间重男认为，这些使节是假借怀良名义的伪使，由于明朝实行僵化的对外政策，只把怀良作为交涉对象，于是，日本其他势力为了获得贸易资格不得不冒用怀良的名义入贡。此说对日本学界影响极大，2015年出版的《日明关系史研究入门》一书仍写道：“征西府没落后，明朝认可怀良为日本国王的态度没有改变。”不过，近年王来特提出新的观点，认为朱元璋已经察觉到怀良的名号虚假不实，其之所以仍然以怀良为交涉对象，旨在通过这一名号向室町幕府表明明朝期待的交涉对象是“具有统合国家的能力，同时兼具合法性及合理性的代表”。 

小叶田淳曾根据史料中“贪商假名”一词推测，可能存在商人冒用怀良名义入贡的现象。然而，这一富有启发性的观点长期未受学界重视，因此怀良伪使事件所包含的历史意义仍未得到充分阐释。  

洪武五年，明朝使僧仲猷祖阐、无逸克勤到访日本，首次与室町幕府接触，并成功地说服幕府派出回使。明朝使团近距离观察日本政治结构和中枢政局，所带回的情报对明朝的日本认知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并且影响了未来明日关系的走向。然而，明朝一方的史料无法说明这次出使的情况。1977年，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发现《云门一曲》《明国书并明使仲猷、无逸尺牍》两份关于明使赵秩、仲猷祖阐、无逸克勤在日活动的珍贵文献。今枝爱真、村井章介据此撰写了《日明交涉史序幕》一文，丰富了学界关于洪武五年明使在日活动的认识。1988年，汪向荣在《<明史・日本传>笺证》一书中向中国学界介绍了《云门一曲》，但未引起足够重视。2005年，陈小法又在《佚存东瀛的赵秩诗文》中再次介绍《云门一曲》收录的赵秩诗文。2010年以后，中国学界对上述两份文献的关注度才逐渐提高，陈小法、王来特、刘晓东、年旭发表了一系列结合明日两方史料考察明使在日活动的论文，初步解明洪武五年至洪武七年明日交涉的情况。  

足利义满接受明朝册封，是日本对外观念和对外关系的一次根本转折，因此引起日本学界的关注。今谷明认为，义满实际上已篡夺了天皇的权力，又通过接受明朝册封，“从形式上对义满的地位加以确认，其最终目的不是篡夺天皇的皇位，就是废除天皇制度”。但田中健夫指出，义满“在国内正式场合从未使用过日本国王的称号”。石田实洋、桥本雄考察了足利义满接见建文帝使节的记录《宋朝僧捧返牒记》，指出义满接见明使的礼仪“明显表现出一种妄自尊大的态度”，这说明义满对明朝皇帝的权威并不是真心敬服。   

永乐时期，明日建立了勘合贸易制度。田中健夫、郑樑生、李云泉对勘合制度的内容各有详细说明。田中健夫、伍跃、桥本雄考察了勘合的形制，纠正了过去认为勘合是一种中分两半印章的错误观点，指出勘合应为一种带礼部批文的半印文簿。关于明朝实行勘合制度的目的，朱亚非、时晓红、李金明认为勘合真正的用意是企图在政治上影响日本政府，杜绝倭寇为患。但田中健夫认为，“勘合的功能在于辨别使节真伪，并不专以禁倭为目的”。  

《明史・日本传》载，永乐时明方规定“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宣德时又规定“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以上两个约定分别被称为永乐要约和宣德要约。永乐要约的真实性问题是学界讨论的热点。20世纪20年代，后藤秀穗最早提出两个要约没有事实根据，而栢原昌三认为二者是真实存在的。小叶田淳认为，宣德要约实际是景泰时期颁布的，“比所谓宣德要约更消极的永乐要约，是嘉靖倭乱时期畏惧倭寇氛围下编造的”。中国学者杨翰球持论与小叶田淳相似，认为嘉靖倭乱背景下“《筹海图编》与《皇明四夷考》虚构了所谓永乐、宣德要约”。桥本雄在小叶田淳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虽然景泰以后日本遣明船基本以十年为隔入明朝贡，但这并非是日本遵守十年一贡规定的结果；遣明船派遣间隔并非受明朝限制的影响，而是日本的自律行为，与日本国内幕府将军就任右大将仪式有直接关系。  

小叶田淳、伊藤幸司、桥本雄探讨了日本遣明船的组织形态和运营方式。明初日使来华后的各种接待礼仪缺乏史料记载，牧田谛亮、朱莉丽对嘉靖时期日使策彦周良来华时的接待礼仪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  

除上述议题外，吴晗、陈尚胜、檀上宽考察了胡惟庸通倭说的真实性。吴晗、陈尚胜认为，胡惟庸通倭谋反之说查无实据，完全是朱元璋编造的，其目的除了抹黑胡惟庸外，还有为对日断交制造借口。檀上宽分析了林贤事件，认为这可能是一场勾结倭寇的走私案，但在胡惟庸案造成的政治氛围下，被虚构为一次通倭谋反事件。檀上宽对朝鲜史料《吏文》所载的洪武二十八年禁贩番香番货圣旨的考察，显示胡惟庸案可能与朝贡活动中出现的伪使现象有关。孙太初、伊藤幸司、王宝平等考察了朱元璋流放日本使僧事件，认为日僧遭流放云南是受到胡惟庸案株连。  

石原道博、石晓军、汪向荣、刘晓东考察了明初日本观的变化及原因，认为明初中国人的日本观发生重要转变，日本开始由礼仪之邦变成凶狠无道之国，倭寇问题是造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因素。榎本涉对日僧椿庭海寿的研究，显示椿庭海寿充当明使祖阐、克勤出使日本的向导，且为明使向京都比叡山和春屋妙葩传递书信。  

总体而言，明初中日交涉研究集中在洪武和永乐时期为，前一时期主要关注两国使行往来，具有外交史研究的特点；后一时期关注勘合贸易，具有制度史和贸易史研究的取向。研究不足之处在于：①把中日建交主要归因于明初统治层的华夷思想及恢复华夷秩序的意图，缺少结合元明易代背景的分析；②重建交而轻断交，相对于成果丰厚的明日建交和明日册封关系建立的研究，关于洪武、永乐时期明日两次断交的研究十分有限，对断交原因的解释仅限于倭患不靖一个因素。  

（三）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初前期倭寇研究  

14世纪中叶起，倭寇大规模袭击朝鲜半岛和中国沿海地区，至15世纪初才气焰渐息，16世纪中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再次出现倭患，规模较前一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两个时期的倭寇在来源、性质、主要活动地域上有所差异。中国早期的倭寇研究对上述两个时期的倭寇未加区分。例如，研究倭寇问题的经典著作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认为，倭寇“自元初日本北条氏执政时代，迄明中叶丰臣氏当国时代，寇掠三百余年”。日本学界则一直把倭寇区分为前期倭寇和后期倭寇，强调二者性质差异。田中健夫认为，前期倭寇主要袭击朝鲜半岛，波及中国山东、辽东，成员主要来自日本对马、壹岐和松浦半岛，也有朝鲜的贱民阶层加入；后期倭寇主要袭扰中国东南沿海，成员以中国沿海走私商为主，混杂日本人和葡萄牙人。  

日本学界对前后两期倭寇的划分基本达成共识，但中国学界对此还存在较大的分歧。戴裔煊、林仁川、樊树志认为，明初倭寇与嘉靖倭寇有性质差别，后者是沿海民众要求发展海外贸易、反抗海禁的活动，甚至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也符合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化趋势。而张显清、范中义、宋烜等坚持认为“明代‘倭寇’，始终以倭人为主”，“前后期倭寇是相联系的”“倭寇的性质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界的倭寇研究开始与日本史领域“地域论”研究取向相结合。1980年塚本学提出“倭寇世界”概念，用于指称环中国海（即东海和黄海）沿岸存在的一个与国家相对、倭寇活动的地域社会。这一观点对此后日本学界的倭寇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继塚本之后，村井章介认为近代以前的国家边界并非一道清晰的界线，而是领属模糊的空间，即所谓“境界”；生长于斯的边境人群——“境界人”，主要以渔业、游牧、运输、贸易、劫掠为生，采取流动的生活方式，在居住形态、文化标识上与中央部的居民有较大差异；高度的流动性使边境人群未被彻底纳入国家体制，而与国家保持若即若离关系，国家权力无法对之形成有效控制；反之，各地边境人群往来频繁，在边境地区形成多族群杂居、混血、文化交融的现象；倭寇即一种边境人群，经由倭寇活动，环中国海沿岸出现了与国家相对的地域社会。高桥公明继承村井的观点，而使用“海民”一词描述倭寇，指出济州岛居民与被视为倭寇根据地的对马岛居民、朝鲜水贼与日本海贼在生活形态、文化标识上十分相似。  

不过，地域社会视角下的倭寇研究，不能回答14世纪中叶倭寇为什么突然大规模兴起的问题。中村荣孝、李领注意到倭寇勃兴与14世纪中叶日本九州政治形势变化的关系，指出1350年的九州观应之乱是造成同年朝鲜爆发“庚寅以来倭寇”的直接原因。  

相对于明初倭寇，学界对元代倭寇关注较少。高荣盛《元代“倭寇”论》一文详细梳理了元代倭寇袭击事件。目前，学界的意见分歧集中在所谓元代至大年间“倭寇”的性质认定。日本学者一般认为，至大“倭寇”本质上是商人暴动，与带有海盗劫掠性质的前期倭寇有本质区别。中国学者则一般从倭寇“亦商亦盗”的特点出发，认为至大“倭寇”与前期倭寇没有区别，而且“自庆元事变（即至大“倭寇”——笔者注）开始，漫及沿海地带的寇患已呈现出一个连续发生并日趋严重的过程”。马光认为日本“自然灾害、动荡的政局”是导致元代倭寇的深层因素，“庆元等地官吏的贪污腐败和勒索无度则是部分倭寇事件的直接导火线”。但后一结论的依据仍不充分。因为研究者误将元人文集中关于至大“倭寇”的回忆当作新的倭寇事件，并对几次倭寇事件的年代判断有误，从而增加了元代倭寇事件的总数和频次。其实至大“倭寇”在很长一段时期是一次孤立的事件，元代倭寇在14世纪30年代才连续性地出现，至50年代趋于严峻。这与朝鲜半岛1350年以来倭寇袭击事件突然增加是一致的。  

自陈懋恒起，一些研究者梳理了明初倭寇的记载，为倭寇研究的量化分析奠定了基础。然而，研究者对明初倭患程度的总体判断仍有分歧。赵轶峰认为“整个洪武时期多数年份有倭寇侵扰”，即认为洪武时期的倭患一直是很严重的。而马光考察山东倭患后，得出不同结论：“洪武七年之后，终至永乐初，除洪武十二年（1389）和三十一年有倭寇侵扰记录之外，其余年份均未见有记载，表明这一时期倭寇已暂时平息。”部分考察明初各省海防、地域社会的研究，也兼及明初倭寇情况。  

中国学界对朝鲜半岛倭寇的研究较少，笔者所见只有高荣盛、陈尚胜、谭红梅、李宗勋、李昌植曾予以考察，但所依据主要资料是《高丽史》，缺少日本方面的材料，研究的对象与其说是倭寇本身，不如说是倭寇造成的祸患。  

明初海禁政策与倭寇问题密切相关。以往研究主要关注海禁的功能，采取相对静止的研究视角，对海禁政策的变化论述不足。曹永和认为，明朝最初的海禁令是针对兰秀山岛民叛乱的一项措施。檀上宽进一步指出，海禁的最初目的是防止沿海民众滋乱，“与其说是一项对外政策，不如视为一种维持内部治安的措施”；朝贡贸易作为中国的一项传统外交手段，旨在通过“厚往薄来”吸引外国入贡，使王朝统治合法化；海禁政策与朝贡贸易原本没有关系，洪武七年以后明朝实行全面海禁，“海禁措施与传统的朝贡制度及朝贡贸易结合起来”，形成明朝特有的海禁朝贡体制。  

近年，张金奎关于“倭寇海上三角贸易”的研究，吴大昕、朱莉丽有关朝鲜己亥东征的研究，提示了倭寇研究的新动向。张金奎认为，朝鲜王朝对倭寇的优待政策在“东北亚地区人为制造出一个以朝鲜为支点的充满血腥的三角‘贸易’网，朝鲜半岛实际成为倭寇劫掠明朝后的销赃之地”。己亥东征是1419年朝鲜王朝征讨对马倭寇的战争；同一时间，明朝在辽东望海埚之战中大败倭寇。吴大昕认为“两场战役看似独立发生，实则是明、日、朝三国之间围绕政治、外交与贸易问题不断冲突与交涉的结果”。朱莉丽着重考察了战后朝鲜通信使宋希璟出使日本及对日交涉的经历，认为“15世纪初中国、朝鲜、日本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围绕倭寇产生高度相关性”。葛兆光也将己亥东征视为具有东亚史意义的事件。上述研究揭示明、日、朝三国关系的整体性特征。如何将目前仍彼此分立、互不相通的中国倭寇与朝鲜半岛倭患的研究结合起来，如何说明明、日、朝三国关系的整体性特征，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怀良亲王墓（日本熊本县八代市）

从东亚视野鸟瞰明日交涉，和从明日交涉切入对东亚整体性的思考，乃目前明日交涉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思路。不过，何谓东亚视野，东亚世界的整体性有哪些表现，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目前研究的内容看，明日交涉同东亚其他国际关系的交织、互联、互动，是经常讨论的对象。“网络”一词被用来描述东亚世界的整体样貌。然而，无论是采用网络这一形象化词语描述东亚世界，还是考察具体的关系互动，以往研究对关系、网络缺乏更加清晰的和条分缕析式的界定，由此形成的东亚世界、东亚关系网络的面目还很不清晰。本书在吸收、整合现有研究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东亚关系网络的理论视角，希望通过这一理论视角对明初中日交涉的过程及其所交织、互联、互动的各类关系做一番清晰的考察与说明。  

东亚关系网络是各种关系交织形成的关系网，其中的关系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国家间关系，它指国家作为主体的外交关系，例如，明日交涉、日丽/日朝交涉、明丽/明鲜交涉；二是新旧王朝的关系，14至15世纪东亚主要国家均发生政权更替，最先是日本镰仓幕府灭亡、南北朝并立，然后是中国元明易代，最后是高丽为李氏朝鲜所取代，这种政权更替对国家外交也造成影响；三是陆地国家与海域社会的关系，14至15世纪倭寇作为一支海上力量崛起，不仅威胁明朝和高丽这些陆地国家的海疆安全，还对它们原有的贸易和社会控制制度造成冲击，引起国家体制某些部分的深刻变革，同时推动倭寇关联国家之间外交的开展；四是国内与国际的关系，明朝国内君相矛盾、日本国内权力分散化，使我们很难把作为外交主体的国家视为一个实体，实际情况是国家由中央和地方构成，中央也包含不同部门，地方和部门有时会越出国家的范围独立地开展外交，因此，外交问题有时与内政问题联系起来，甚至是变成一个内政问题。以上四类关系与明初中日交涉交织、互联、互动，形成东亚关系网络，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性质正是东亚世界整体性的明证。  

 山口县文书馆藏，日明贸易船旗（1584）

（一）研究时段  

本书的考察时段为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初。其中，1368年和1419年首尾两个年份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1368年是明朝建立立的年份，不过，笔者更加重视的是这年八月明军攻克大都，而非这年年初朱元璋称帝建国。明军攻克大都一般被视为元亡明兴的标志，实际上却是此后近两年时间里元明军事对峙格局的起点，这种军事对峙给明初中日交涉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明朝建立。1419年在东亚国际关系史上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年六月十五日，明朝在望海埚之战中大败倭寇；4天后，朝鲜出动227艘战船、1.7万大军东征对马岛；时隔1天，明使吕渊抵达日本，要求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持禁戢倭寇，恢复中断数年的对明朝贡，但为对方所拒绝，明日交涉自此中断，直至宣德八年（1433）足利义教再次遣使入贡才恢复。倭寇势力经过上述两次大战迅速衰退，对马岛与朝鲜恢复通交，重新订立文引制度，继续担任日本对朝鲜交涉的中介。倭寇对明朝的袭击次数大幅减少，虽然正统年间零星地出现倭寇袭击事件，但规模和频次远不及洪武永乐时期的程度，可以说1419年以后前期倭寇对明朝的袭扰基本停止。  

上述首尾两个时间点都是东亚区域多方势力的关系交错并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刻，二者划分出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本书以此作为考察的时段。  

（二）地理范围  

东亚是本书考察的地理范围。不同语境中，东亚所指的范围差异甚大。当今在经济和文化交流领域使用的“东亚三国”一词，指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则因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缺乏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常为人们所忽视。中学地理教材中的东亚是一个地理概念，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本书使用的东亚，基本指元/明、日本、高丽/朝鲜，不过，在讨论上述国家之间关系时，还会论及琉球、爪哇。由于史料缺乏对上述区域的合适指称，本书不得不使用东亚一词整合研究对象。  

可能令读者心生疑惑的地方是，本书为何不把琉球作为核心的考察对象。从琉球对外联系看，13世纪，已经存在一条从福州出发，经琉球群岛，抵达日本九州的东海陶瓷贸易之路；1373年，琉球开始建立与明朝的官方联系；1389年高丽东征对马岛引起琉球的关注，因此，当年琉球向高丽遣使；1404年，琉球又向室町幕府派出使节，而它与日本九州南部的官方往来应该更早。既然琉球已经同明、日、丽/朝三国都建立了官方联系，把琉球纳入考察范围似乎顺理成章。但是，在本书的研究时段内，关于琉球对外联系的史料数量很少，而且内容单一，主要是关于琉球来使消息的记录，基于少量的、高度同质化的史料，很难对琉球对外交涉做出准确的描述。  

而且，琉球对外交涉史料的特征主要不是记述不充分所致。1422年，中山王尚巴志统一琉球，统一后的琉球在15世纪成长为东亚海上贸易中心，被誉为“万国津梁”。因此，琉球实现统一后才开始深度参与明、日、朝为核心的东亚国际关系网络。在本文的研究时段内，琉球在东亚国际关系网络中的地位还不是非常突出的。这是本书没有把琉球作为核心考察对象的根本原因。  

完全以国家视角考察国家间关系的研究思路，不足以反映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全貌。20世纪80年代日本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发生的“地域论”转向，即对国家视角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反思。本书设立东亚视野时，也竭力避免把东亚视野变成东亚国家的视野。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初的前期倭寇，代表了超越国家的地域势力。倭寇主要来自日本近海岛屿和滨海地区，尤其是对马、壹岐、松浦半岛，但其活动地域却覆盖了明、日、丽/朝三国的沿海地区。传统的倭寇研究把倭寇视为日本国民，但这是一种颇为现代的观念，其实倭寇相对于日本的中央部分保持一定的文化距离，高度流动的生活方式使之很容易逸出国家的管制，尤其是在日本中世权力分散的国家结构下，倭寇活动带有很强的独立性。因此，倭寇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国家组织的人群，研究倭寇需要具备一种超越国家的地域视角。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的研究时段内，中国、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均发生政权更替，在中国为元明易代，在日本列岛为镰仓幕府与室町幕府的更迭，在朝鲜半岛为高丽与朝鲜王朝的递嬗。为了不造成指称混乱，本书描述具体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时，使用该时期的王朝名号，而总体性描述东亚国际关系时，则使中、日、朝这些国名。  

（三）代表性资料  

1. 《明实录》与《朝鲜王朝实录》  

研究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初的东亚国际关系，《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是十分重要的编年体史料，为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时间坐标。《明实录》具备编年体史料的普遍优点，既能反映明日关系的变化，又能提示明日关系与同时期明朝国内事件的联系。由于《明实录》卷帙浩繁，我们常常利用的是李国祥主编的《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但《明实录类纂》无法代替《明实录》，这不仅是因为学术规范要求我们引证更加原始的资料，还因为《明实录》中的对外关系记录一旦被提取出来，它们与同时期明朝国内事件的联系就被削弱了。  

作为一部官史，《明实录》自然受到明朝官方立场和观念的左右，对有损国威的事情做曲笔和删削。洪武永乐时期，明日关系均出现过冲突，最后陷入停滞或中断的境况，《明实录》对明日断交的记述是有失客观的，研究者必须参证其他史料来检查《明实录》的真伪。  

《明实录》对涉外关系的记载一般徒具大纲，而《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常常细致入微。对于小国朝鲜而言，事大交邻是极为重要的政治活动；而对于疆域辽阔的明朝，国内政治才是重心所在，对外交涉通常无足轻重，所以两国实录对涉外关系的记载详略有别。《朝鲜王朝实录》没有《明实录》中过度的天朝上国意识，通过考察《朝鲜王朝实录》对明、日、朝三国关系的记载，我们能够去除明朝史料中天朝上国意识的遮蔽，更加接近国际关系的实质。  

2. 日本史料  

日本的史料情况与明朝和朝鲜不同，它缺乏官方编纂的史书，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方面史料匮乏；相反，日本史料的丰富性要超过明朝和朝鲜。可见，发达的官方史学传统，不一定代表有着丰富的史料遗存，二者也可能是相反关系。  

日本史料分为两类：一类是室町至江户时期由参与或关心外交问题的禅宗和儒学者编纂的史料集；二是近代以来由历史研究者编纂的史料集。  

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时期（1449—1490），参与幕府外交工作的鹿苑院主、禅僧瑞溪周凤编纂的《善邻国宝记》，收录室町幕府成立以来明日、日朝的往来国书，是了解室町时期明日、日朝关系的一手资料。 

江户时期儒学者伊藤松编纂《邻交征书》，搜集了上自汉魏、下迄明清中日关系的史料。虽然其中很多资料来自中国史籍，在国内并不罕见，但也有不少史料是保存于日本的，例如，明朝使僧无逸克勤《致延历寺座主书并别幅》就来自延历寺法明院保存的写本，对研究洪武五年至洪武七年明朝使团在日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江户时期另一位儒学者梶原景淳编纂的《修史为征》也收录了极具价值的外交文书，包括虽然题为《大明皇帝书》，但其实是明中书省要求怀良亲王禁倭的咨文；明朝使僧祖阐、克勤请求天龙寺住持清溪通彻帮助斡旋与幕府交涉的书信；朱棣第二次派遣吕渊出使日本所携带的国书等。  

近代以来日本历史研究者编纂的重要史料集首推汤谷稔的《日明勘合贸易史料》。这部史料集是汤谷稔根据小叶田淳《中世日中通交貿易史研究》，搜集小叶田淳引用的史料，然后摘录汇编而成的。小叶田淳的著作网罗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几乎全部的日本史料，而据之撰成的《日明勘合贸易史料》对研究者全面了解日本对明交涉史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部重要的史料集是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纂的《大日本史料》第六编和第七编。这部史料集的一大优点是采用长编体例，将摘录的史料原文系于相应年份之下，使研究者免去搜检之苦，又能参考前后史事，对明日交涉的历史背景形成比较全面的了解。尤其是本书为考察洪武五年至洪武七年明朝使团在日活动而利用的关键史料——《云门一曲》全文收入《大日本史料》。  

除上述史料集外，本书利用较多的还有《续群书类从》第9辑下册和玉村竹二的《五山禅僧传记集成》。明日两国之间的往来人群，尤其是日本派往明朝的使节，以禅僧为主，这些禅僧的传记主要收入《续群书类从》第9辑下册。《五山禅僧传记集成》是禅宗史名家玉村竹二撰写的禅僧传记总汇，为研究者考察明日之间人员流动提供了更为详实的参考。  

3. 其他朝鲜史料  

《高丽史》是研究高丽对外交涉的基本史料。就记事的细致程度而言，《高丽史》可与《朝鲜王朝实录》媲美，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高丽对外交涉活动的细节。不过，研究者需要对《高丽史》的可信度保持警惕。因为这部史书是在高丽和朝鲜王朝易代的背景下创作的，朝鲜时期已有人指出“丽史所予夺皆未可信，末年事迹尤为乖谬”。朝鲜王朝的统治者出于粉饰其篡位行径的目的，对高丽末期政治多加诋毁，于对外交涉的记载也多加曲笔。例如，《高丽史》严厉批评辛禑王和宰相李仁任弃明投元的行为，但事实上，辛禑王统治时期高丽主要采取亲近明朝的战略。因为朝鲜太祖李成桂把事大不恭作为其推翻高丽王朝的重要理由，辛禑王时期高丽寻求明朝支持的努力也被有意削弱了。  

《高丽史》还是研究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初前期倭寇的重要史料。不过，高丽作为受害国一方，其关于倭寇的记载主要反映倭寇袭击情况，而对于倭寇的内部组织、倭寇形成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政治因素，必须辅以日本史料予以说明。  

朝鲜礼曹承文院编纂的《吏文誊录》，是朝鲜王朝为进行对明交涉而编纂的两国来往文书集。为了使朝鲜官员习熟明朝公文写作，承文院又从《吏文誊录》中抄录部分文书，编成《吏文》并刊印。1942年，日本的朝鲜史研究者末松保和把前辈学者前简恭作施加训读的《吏文》三卷（原本四卷，缺第一卷）与《吏文辑览》《续集辑览》合刊出版，题为《训读吏文》。《吏文》保存了明中书省与朝鲜关于缉捕兰秀山叛乱首领的咨文，及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谈论伪使问题的圣旨，这两份文书对研究者考察明初陆地国家与海洋社会关系、明朝海禁朝贡体制建立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老松堂日本行录》是1420年朝鲜通信使宋希璟出使日本的记录。时值朝鲜东征对马岛的第二年，两国关系处于相当紧张的状态，这份出使记录对研究者考察明、日、朝相互联系的复杂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  

1471年朝鲜领议政申叔舟编纂的《海东诸国纪》是研究日朝关系史的重要史料。申叔舟曾出使日本，比较了解日本国情。该书详细列出了日本与朝鲜关系中出现的上至日本国王（即幕府将军）、下至海贼大将（即倭寇首领）等各色交涉主体，反映了室町时期日本外交权的分散化特征和东亚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神户大学图书馆藏《善邻国宝记》书影

本书尝试将明初中日关系置于东亚视野下进行考察，但首先需明确何谓东亚视野。朝贡体系论和册封体系论虽然覆盖广大地理范围，但实际上仍是从中国立场思考东亚国际关系，本质上仍属于中国视野。利用日朝两方的资料，站在日朝两方的立场，描述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尽管能纠正中国中心主义的偏颇，扩大研究视野，但日本视野和朝鲜视野相加，甚至再加上更多国家的视野，就能等同于东亚视野吗？在笔者看来，这依然不是东亚视野，而只是个别国家视野的集合，正如国别史的集合并不等于全球史，个别国家视野的集合也不等于东亚视野。  东亚视野应强调东亚的整体性和各国之间的有机联系，从东亚视野考察明初中日关系，就是把中日关系置于东亚各国的总体关系网络中考察，从中呈现东亚的整体性。  

本书选择了东亚范围内的四组关系，依次是元明关系、明日的国内政治关系、陆地国家与海洋社会的关系、中朝和日朝关系，分别考察它们与中日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借用侯旭东先生的话说，本书考察的对象是“关系的关系”。这种研究思路借鉴了堀敏一先生对隋代东亚国家关系的研究。笔者认为，东亚各国相互连锁、协同共振的的关系网络是东亚作为一个整体世界的基础，希望通过中日关系与这四组关系的互动过程，呈现这种关系网络的细节情形，从而论证东亚地区存在一种有别于朝贡体系论、册封体系论以及东亚文化圈设定的整体性。  

为服务上述研究目的，本书做了如下章节安排：  

第一章：元明正统之争背景下的明日初期交涉。洪武元年八月至洪武三年五月，元明之间的军事对峙及由此引发的正统之争，对明朝的统治合法性构成了挑战。明初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活动，正是为了摆脱这一合法性困境，并与残元势力争夺正统地位。通过《元史·外夷传》和不征政策，明朝塑造了元朝穷兵黩武、明朝仁德和平的国家形象，作为明朝比元朝更具道德优越性的依据。始终不肯向元朝臣服的日本，是明朝在这场正统之争中亟需拉拢的对象。朱元璋希望借由日本称臣，向心系元朝的士大夫阶层表明明朝相对于元代的优越性。  

第二章：“日本国王良怀”名号与伪使问题。本书所言的伪使，一指商人假扮使节的现象，一指商人加入朝贡使团的现象。后一种现象在朱元璋看来也是欺诈行为。明初中日交涉中的如瑶、庆有在《明太祖实录》中被记为“日本国王良怀”的使节，但他们的真实身份是日本肥后国寿胜寺的禅僧，代表寺院或附近港町商人从事贸易，故明朝以“贪商假名”者视之。在明朝与南海周边国家的朝贡往来中，也存在商人加入朝贡使团的情况。伪使现象的产生与明朝实施的海禁政策有直接关系。海禁阻断了宋元以来民间海上贸易的发展，外国海商不得不采取冒充或加入朝贡使团的手段以维续贸易。为解决伪使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鉴别使者的身份。因此，朱元璋把明朝国内的勘合制度移用至朝贡领域，朝贡勘合制度的建立完善了明朝的海禁朝贡体制。  

第三章：使行观察与明朝对日认知的形成。洪武五年至洪武七年，明朝的仲猷祖阐、无逸克勤等人到访日本。由于明朝与室町幕府交涉受阻，使团分成两路，一路抵达山口，与隐居丹波云门寺的前天龙寺住持春屋妙葩通信；一路最终抵达京都，得以近距离观察日本的中枢政局。通过实地考察和书信往来获得的出使经验，经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折射和过滤，使团得出日本权臣当政、文治不昌的印象。他们带回的日本情报，改变了日本在宋元时代形成的国家形象。而且，这些情报与明朝国内的君相矛盾、中日交涉方式相结合，引发朱元璋对权臣外交、君权旁落的疑忌。这不仅阻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还间接导致了胡惟庸案的发生。  

第四章：足利义持对明断交与赴朝请经。足利义满去世后，其子义持中断了对明朝的朝贡，同时，日本与朝鲜的交涉增多，其中日本使节赴朝请经活动尤为引人注目。本章将足利义持对明断交与赴朝请经进行统合考察。通过义满时期的中日朝贡贸易，大量中国铜钱流入日本，支持了义满在营造寺社和举办典礼上的巨额开支，构成了幕府财政收入的基础。义持与明朝断交后，铜钱输入戛然中止。失去重要财源的幕府财政如何进行调整？何种因素减缓了中日断交对幕府财政的冲击？日本赴朝请经部分替代了中日朝贡贸易对幕府财政支持的作用。这与日本国内寺社营造和寺社金融业的发展有直接关联。赴朝请经推动了日本国内寺社营的发展，间接地带来了寺社金融业的繁荣，进而增加了幕府的土仓酒屋税。同时，幕府也利用禅宗官寺与公方御仓从事高利贷业。  

第五章：前期倭寇背景下明朝与高丽/朝鲜的防倭交涉。本章考察中日朝三方关系的相互影响。中朝两国同样遭受倭寇侵扰，但未能因此发展出深度合作和军事联盟，很大原因是两国的倭患具有关联性，呈负相关关系，一国安宁总以另一国受难为代价。明朝与高丽/朝鲜的交涉多次涉及倭寇防御问题，但防倭问题在每次交涉中的重要性有所不同。洪武朝的三次交涉中，朱元璋第一次提出防倭要求是为了向高丽显示明朝的宗主国身份；第二次防倭要求是为了转移高丽的注意力，减少其对明朝的疑忌；第三次防倭要求才是朱元璋尝试联合高丽征讨对马岛。永乐朝时，朱棣利用日朝关系，通过朝鲜向日本施压，目的是令日本收敛倭寇活动，以保障漠北之战的顺利进行。  

终章：东亚关系网络的结构与历史。本章回顾了前四章所论的内容，指出中日关系与元明关系、明日的国内政治关系、陆地国家与海洋社会的关系，明丽/明鲜和日丽/日鲜关系之间相互交汇、纠缠、牵动、共振，形成了一张覆盖东亚地区的“关系网络”，任意一个关系的改变都会牵动相邻的关系，甚至产生波及整张网络的共振。这种关系网络结构即东亚世界整体性的本质。东亚关系网络是通过历史上各区域人群的广泛交流活动结成的，且为人类活动所推动变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政治、经济、文化不同方面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