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史》第50期：日本近世武家节日的确立及其政治意义

日本近世武家节日的

确立及其政治意义

日本自从飞鸟时代以降，就在主动接受和融合中国古代文化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深受中国传统岁时文化影响的“年中行事”，即岁时节日体系。这一体系最初以朝廷和公卿为主体和中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宗教、地域等文化因素，并最终扩展至社会各阶层。另外，随着中世以来武士阶层的崛起并最终掌握天下，镰仓和室町两代幕府也相继形成了适应于自身需要并独立于朝廷年中行事之外的武家节日，两种相互关联又区别存在的岁时体系实际上构成了流传至今的日本节日民俗传统的文化基础。然而，中世后期应仁之乱的爆发和此后延续百余年的战乱割据，正如如内藤湖南所认为的“开启了真正的日本史”一般，深刻而全面地影响了日本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走向。等到十七世纪初日本再次由武士阶层实现统一，并步入长期稳定的近世之时，和基本延续传统的朝廷年中行事相比，江户幕府所确立的年中行事无论是在节日构成还是在庆祝仪式方面，都表现出了明确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而由近世武家节日所沉淀而成的江户岁时文化，也正是近代以来日本节日习俗的直接来源。

当然，近世确立起的武家年中行事不仅对后世影响深远，而且也是当时武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甚至在记载幕府日常事务的实录体史料《江户幕府日记》，以及幕府官方修纂的《东武实录》等编年史籍中，年中行事一直都是被加以详细描述并占据大量篇幅的项目，其重要性清晰可见。这种重要性，一方面与节日本就在古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特殊地位这一点有关；另一方面，正如二木谦一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年中行事作为武家礼仪制度的一环，具有确认和强化将军与武家领主的主从关系、明确武士阶层政治和身份秩序等重要的政治及社会意义。因此，分析近世武家年中行事的构成和仪式内容，及其具体的确立过程，不仅对理解近世以降的日本岁时文化有所裨益，更与辨明江户幕府的政治策略和武家社会的秩序构成密切相关。

而且，二木氏等学者的先行研究虽然成果卓著，但仍然有很多层面的问题值得重新探讨。首先，先行研究中所用材料多为近世后期的编纂史料并缺乏相应的史料批判，而随着幕府日记等近世早期史料的陆续公开，重新反思相关问题就变得迫在眉睫。比如小宫木代良就曾以此对二木氏“江户幕府的正月拜贺礼成立于元和二年（1616）”等观点进行过批判。其次，由武家礼仪制度出发的节日研究很少从整体出发分析武家节日，这种视角缺失就使得武家节日的体系构成和共性特征难以分辨，同时也影响到了本就因史料局限而模糊不清的节日确立过程研究。最后，既有分析中过分强调官位制等单一要素对节日仪式中武家政治秩序的决定作用，而最近的政治史研究早已指出了近世武家政治的多元复合性秩序特征，从上述前提出发重新廓清近世武家节日中所表现出的政治意义，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且重要了。

小宫木代良《江户幕府日记与仪礼史料》吉川弘文馆，2006年

（一）江户幕府的节日构成

广义上江户幕府的年中行事，除节日之外，还包括在固定日期进行的相应仪式，如每月朔望日诸大名例行进入江户城拜谒将军的“月次御礼”、历代将军忌日（每月）当天集体参拜供奉将军灵位的寺庙或神社等等。不过这些以月为单位重复进行的仪式，不能被算作在每年约定俗称的特殊日期进行的狭义上的年中行事——节日之内的。比如在中国和日本朝廷节日体系中都十分重要的正月十五日（日本朝廷为十六日）和八月十五日，幕府也会进行诸大名登城拜谒将军的仪式，但都会被明确标记为望日“月次御礼”，其意义与朝廷的“踏歌会”和“观月会”，或民间的上元节和月见节完全不同。据此观之，江户幕府作为节日而进行的年中行事，主要包括：以正月元日为中心的新年，通行于全国各阶层的“五节句”即一月七日人日、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七月七日七夕、九月九日重阳，由江户幕府特别确立的六月十六日嘉祥（又称嘉定）、八月一日八朔、十月初亥日玄猪，共计三类九种。当然，与中国和日本朝廷节日相似，上述武家节日也包含长短不一的节期和内容丰富的节俗。

首先，作为一年中最为重要的节日，正月新年在包括二木氏在内的先行研究中一般被视为从元日到三日举行的武家领主拜贺将军的年头贺礼。不过无论是近世初期的幕府日记还是明治以后修纂的《德川礼典录》等记录，都反映出江户幕府的新年节俗中既包含朝廷和前代幕府流传而来的影响——如齿固、具足饼下赐等节俗，也包含基于德川氏旧俗形成的新年拜贺、谣初（首次演出能乐和狂言等歌咏）等节俗，更包含初连歌（首次进行连歌会）、初寄合（首次重臣合议）、红叶山和增上寺等将军灵位初谒等一系列以初始更新为宗旨的仪式。这些丰富并各具深意的节俗仪式，使得幕府也像朝廷一样构建起了庞大的正月岁时活动群。

其次，武家节日中被统称为“五节句”的正月七日和三月三等四个重数节日也与朝廷岁时传统有关，但同时又具有武家特性。柳田国男在《年中行事觉书》中认为，日语中“节句”一词本应写为同音的“节供”二字，而这源于近世初期幕府命令人们在这五天当中都必须前往“上长之家”（长辈家里）拜贺，节供即取“以食物供献长辈”之意。江户时代以降，庶民阶层会按人日七种粥（又名七草粥）、上巳菱饼白酒、端午菖蒲酒、七夕素面、重阳菊酒等来准备节句食物。武家节日中虽然也会品食或敬献相应食物，不过节俗的重点其实是身在江户的诸大名登城拜谒将军；当然就规模和仪式流程来讲，五节句的仪式较年头拜贺要简化许多。

最后一类节日比较特殊，虽然朝廷或前代幕府的节日当中出现过它们的身影，但依然应算作江户幕府的新创。八朔在朝廷和室町幕府中不过是君臣或公武之间互赠礼物的普通节日，在近世则成了武家领主向将军行拜贺礼，并且仪式规模和重要性都仅次于新年的重要节日。六月十六日嘉祥虽然在室町时代也作为行拜贺礼的节日出现，但近世确立的嘉祥节则是将军向前来参谒的武家领主下赐“馒头”（带馅点心）和羊羹的节日。玄猪节俗与嘉祥类似，是在十月第一个亥日由将军下赐亥子饼的节日，不过玄猪礼不仅通行朝廷与民间而且历史悠久，甚至与中国古代习俗息息相关。此外，上述三节还和新年一起并列为近世武家的四大节日。

纵观各个节日可以发现，虽然节日渊源等方面的区别使得各节日在节期和节俗表现上不尽相同，但在江户城由武家领主向将军行拜谒礼并献上礼物或拜领下赐礼物，几乎成了每个节日仪式中所共同的核心内容。这种趋同性甚至可以扩展至本章开头提到过的月次行事上，二木氏就将两者并列于近世武家礼仪制度当中。当然，节日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还是十分明确的，不仅临近节日的月次行事会被取消——比如嘉祥节前的六月望日和处在七夕与盂兰盆当中的七月望日都不会安排拜谒仪式，而且与时常因为将军身体不适等原因而中止的月次行事相比，节日礼仪几乎没有被取消或简化的例证。比如宽永十二年（1635）四月底，将军家光“御不例”（身体不适），五月朔日“依御不例诸礼无之”（月次仪式取消）；直到五月十四日病情才由所好转，但望日行事仍因养病而取消。可就在此期间，五月五日端午的行事却如期举行，当天家光于辰刻享用献上的御膳，巳刻驾临江户城表侧黑书院，依次面见御三家和国持大名并分别接受每人拜谒，之后接受谱代及幕僚的一致拜谒，随后又移驾更靠表侧的白书院接受其他大小领主拜谒，而当日前后都出现了家光病情不稳定的记录。节日在武家礼仪制度中的重要且特殊的地位，由此也可见一斑。

另外，各节日之间虽然相似性明显，但同时也各有特点。新年节期最长节俗最多，八朔被认为是比照新年的下半年最重要节日。五节句在仪式流程方面一致性，参加成员也和新年、八朔相似，不过正月七日将军会在大名拜贺之前进食七草粥，七夕前日诸大名会派使节向将军献上青花鱼料理（或相应的金银）。嘉祥和玄猪虽然也包括拜贺仪式，节俗中心却是将军向下赐点心或亥子饼，参加成员方面也有所不同，更接近于德川将军家内部的庆祝仪式。这样看来，在时间上按上下半年分布的新年、嘉祥以及八朔、玄猪在仪式内容上也具有对应关系，与内部相互对应的五节句相结合，以登城拜谒仪式为共性特征，构成了一个相对简单又比较完整和统一的武家岁时节日体系。

（二）武家节日仪式的具体内容——以正月新年为例

在上述武家节日体系中，各节日之间的地位并不相同。嘉祥、玄猪和五节句之间差距不大，但八朔作为德川家康入部江户这一历史事件的纪念日，在仪式的隆重程度上特征突出。不过正如前所述，正月新年岁时活动在整个近世武家节日体系中，就如同其在朝廷和前代幕府年中行事当中一样，在节期和节俗等各个方面都完全超越其他节日，而八朔也被认为是比照其形式确立的。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月岁时活动乃是近世武家节日的核心基础。

一直以来学者的关注点始终集中在正月元日至三日的武家拜贺礼的仪式流程和政治功能上，这也的确是江户幕府新年节俗的核心。不过首先，幕府的年头贺礼并非仅包括武家拜贺，从史料记载来看，起码还包括正月六日佛教诸宗派本山寺院“出家众”以及神社神主、山伏等宗教领袖拜谒将军的部分，而这一习俗至少可以追溯至庆长十九年（1614），明显早过确立于元和二年（1616）的武家拜贺。另外，天皇和上层公卿也会向幕府派出新年祝贺使，一般于二月或三月抵达江户，将军则于正月八日前后指派赴朝廷贺使前往京都。将军还会同时指派赴日光东照宫代参的新年使节。考虑到上述内容就会看出，由《武家诸法度》《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等诸多法令被纳入到幕府管辖范围中的武家、公家、寺社等社会各阶层，都是参加年头贺礼的成员。

其次，幕府正月节俗也不仅是拜贺礼而已。新年伊始观赏能乐等歌曲表演的“谣初”，自战国时代以来就是德川（松平）氏的正月习俗，江户前期一直在正月二日晚进行，四代将军家纲以后变为正月三日晚，这一习俗甚至持续到了幕末。谣初礼的历史源流和仪式流程都不输给元日拜贺礼，而且其核心仪式内容与其说是观赏表演，倒不如说是同时举行的家臣飨宴。当日入夜，将军驾临江户城中能舞台对面的大广间，中段落座，御三家于下段面向将军落座，其他三河时代以来追随德川家、资格最老的谱代大名于紧邻下段的次之间落座，同行飨宴。在武家年头拜贺礼中，上层大名也会与将军同行飨宴，其间在座众人依次传递并拜饮将军下赐的一杯酒（中间多次添酒），配合相应菜肴的一次酒杯传递被称为“一献”。年头拜贺中行三献，而谣初则一般行七献甚至十一献，而且五献之后不曾落座的谱代或亲近外样大名，会特别获准行一献之后退席。当然，相比更为正式的拜贺，谣初飨宴更富娱乐成分因而很难比较相互地位的高下。但新年伊始进行的谣初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规范严格，其地位不容小觑。另外，幕府还会在正月二十日（后改为正月十一日）举行类似的对颂和歌短句的“初连歌”礼。同一天，将军还会下赐供奉于武士铠甲之前的“具足饼”给谱代大名和自己的近臣，这一仪式明显源于朝廷在正月二十日分发镜饼以象征正月结束的“藏开”礼，经幕府吸收改造之后独居武家特色。

此外，初代将军家康忌日的十七日参拜红叶山东照宫，二代将军秀忠忌日的二十四日参拜增上寺灵庙等例行参拜也会在正月进行更加隆重的仪式。将军还会在正月中择期进行新年放鹰，新年试弓等武士传统习俗。这些仪式全都具有新年伊始的特征，与年头拜贺以及谣初、具足饼下赐等仪式一起，在展现各自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的同时共同构成了江户幕府的新年岁时文化。

日本江户东京博物馆藏《日光东照宫总绘图》

三、近世武家节日的确立过程

通过上述节日构成与仪式内容的梳理，不难发现对源于朝廷和前代幕府甚至是中国古代岁时文化等传统的继承，构成了近世武家节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这种对于传统的继承，同时也是近世武家节日确立的前提。当然，一方面所谓的确立本就包含单个节日确立和作为整体的节日体系确立这两个维度，另一方面单个节日之间互相区别的节俗内容也与各自不同的确立过程密切关联。这些确立过程上的差异在反映出岁时传统是如何被近世武家政权所消化吸收的同时，也对我们认识武家节日的文化和政治内涵作用甚大；同时，作为武家节日整体在近世的确立，本身就直接体现了江户幕府的节日政策及其赋予节日的政治内涵。

（一）单个节日的确立过程

从源流上看大体分为三类的节日中，作为约定俗成的节日概念最传统也最清晰的是正月新年和五节句。日本很早就在唐风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以朝廷正月三大节会为核心的正月岁时活动，时间上一年初始的节日内涵同样通行于历代幕府。江户幕府的新年礼也包含各种强调初始意义的仪式，其明确的岁时文化意义为响应的政治功能提供了基础保证。此外，元日至三日的武家拜贺礼与德川氏自战国以来的新年礼传统密不可分，自那时起三河谱代和骏府家臣就已经有了分三天行拜贺主君的传统。五节句的人日、上巳、端午、七夕、重阳作为岁时节日，其历史与正月新年同样悠久，至少在室町时期，它们就开始作为整体表现出几乎相同的仪式内容。江户幕府将这些节日归纳为五节句，更多的是对既有传统习俗的继承。

和正月并列为四大礼仪的嘉祥、八朔、玄猪三节则与上述节日不同，其形成与岁时传统关系并不大。虽然八朔和玄猪都曾出现在古代至中世的朝廷、幕府岁时活动中，嘉祥也至少在室町时期就一度被列入节日仪式。不过，虽然江户幕府基本上沿用了此前节日的节期和名称，可具体的节日内涵和节俗内容却与此前有明确的区别，很难说有什么继承关系。首先，嘉祥的出现时间和来源都不甚明确，室町时期虽然有朝廷于六月十六日行嘉祥礼的记录，但内容和性质都与近世武家嘉祥关系不大。编纂史书中出现过丰臣秀吉在临死前的庆长三年（1598）举行嘉祥礼的记载，朝廷公卿也曾于庆长十年（1605）在伏见城向家康行“嘉祥”拜贺礼。但这些行为都和将军下赐点心的江户武家嘉祥截然不同，后者直到三代将军家光时期才最终确立。

八朔则更为独特。作为朔望日仪式的八朔礼的确一直存在，室町时期还出现了八朔当天公卿向天皇、将军向公卿、武家向将军互赠礼物的节日习俗——凭。战乱中“凭”一度消失，直到家康掌握天下以后，又以公卿在伏见和二条城向其拜谒并赠礼的形式复现；不过，一度复兴的公家向天皇赠送刀剑的凭则很快变为只赠送金钱。但上述发生在近世初期的接续并未确立直接成果，江户幕府前两代将军时期的武家八朔礼还只不过是朔望仪式之一。直到三代将军家光亲政以后，甚至直到其亲政八年后的宽永二十年（1643），八朔才最终作为节日确立相应的仪式流程。这以后的八朔与此前岁时习俗的唯一联系，大概就只有武家大名也会向将军进献“太刀目录”这一点了。

玄猪的确立也很特殊。十月亥日进食或赠送亥子饼这一标志性节俗被认为源自中国，有除病消灾，兴旺子孙之意。平安时代起朝廷年中行事里就有类似内容，室町以来的武家社会也承袭了这一习俗。虽然关于江户幕府的玄猪礼有德川氏旧制和承袭自室町幕府两种观点，不过幕府官方指定玄猪为节日则要晚于家光亲政以后。仪式参加者也自此被严格限定，并在仪式内容上开始与嘉祥对应。

综上所述，江户幕府特别是三代将军家光时期的主动建构，才是上述三个节日能够确立的决定因素。如果说玄猪入岁时的历史渊源大致能够确认，那么嘉祥和八朔的成因则尚无定论。近世中期以后，八朔被赋予了“德川家康于天正十八年（1590）八月一日转封关东并进入江户”的纪念日意义，但作为关东大名的德川氏，并不以嘉祥、八朔、玄猪为节日，因此上述说法恐为后人附会。同理，嘉祥被说成是纪念三方原合战或是大坂之阵时出现的祥瑞，也很难说是事实。

（二）近世武家节日整体的确立

与有迹可循的单个节日确立过程不同，作为整体的节日确立首先要面对的是衡量标准问题。笔者认为，仅就近世武家节日来说，节日构成趋于稳定、节日的体系化特征形成、节日之间共通的特性确立，应该是其作为整体确立的决定性标志。

正如前一段所指出的那样，以继承为主的正月、五节句形成于幕府成立初期，新设三节则全都确立于家光政权期，而家光时期同时也是幕府政治制度全面确立的重要阶段。这种制度上的成熟化特征，同样出现在了武家节日的体系化上，也就是前文提到过的正月—八朔、嘉祥—玄猪、五节句的上下半年相互对应关系也是在家光时期得到完善和明确的。尤其是将下半年中最重要的武家拜贺礼安排在在八朔，就很难说其中没有节日体系化的影响，毕竟从四月到八月之间，原本只有八月没有任何节日安排。更为明确的是，历经家光时期对于节日仪式内容的完善，上述所有节日习俗中，都包含进了武家领主拜谒将军这一具有典型政治属性的仪式，并基本成为每个节日的核心节俗。这一节俗还不仅仅是武家节日的共通特征，更重要的是武家节日通过这一民间节俗不可能具备，而朝廷节俗也并不以此为绝对中心的极具武家特征的仪式内容，直接将武家节日彻底区别于其他阶层而独立了出来。由此，近世武家节日的确立，也就变得毫无疑问了。

四、近世武家节日的政治意义

可以说，近世武家节日习俗中明确而突出的政治属性甚至成了其区别于其他时代和其他阶层的主要特征。了解这种节日习俗背后政治意义和政治功能，不仅是分析武家节日的关键，也能从一个侧面理解当时正趋于成熟的近世武家政治体制。

（一）正月元日至三日武家拜贺礼的政治秩序

前面已经提到，综合各个阶层的正月拜贺显然是整个武家节日的重头戏，而其中占据了时间上最优先的年初三日、涵盖几乎整个武士阶层及其边缘人群、包含多项仪式内容的武家拜贺礼，无疑又是其中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部分。即便抛开其象征主从关系确认的抽象政治意义，其参加者的构成之广也必然会带来一个不可避免的政治课题：这些历史出身、领地规模、武家官位等身份属性千差万别的武家领主，应该以怎样的次序在这样一个宏大而重要的仪式活动中加以排列。

一直以来，武家官位都被认为是拜贺礼秩序的核心基准，其间武家领主们的出席时期、座次以及仪式内容则都是其在武家官位体系中地位的具体表现，而这种对于大名序列具象化、可视化，就被认为是正月拜贺礼的主要政治意义。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以朝廷官职·官位为基准形成的近世武家官位体系本身，就是幕府通过共通性规范编制武家领主的方式之一，虽然的确能够有效地为武家领主进行排序，但并不能涵盖幕府政治格局中武家领主们的全部属性，也不能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武家拜贺礼的秩序原点。而就实际情况上看，武家领主的行礼次序显然是由时间和空间的渐次排列复合而成的复杂体系，这绝不可能是武家官位这种单一线性序列所能决定的。

家光亲政后基本确立的武家年头拜贺礼，具体来说主要按以下步骤进行：正月元日首先于江户城白书院，德川御三家·越前松平·加贺前田鸟取池田为第一组行礼，三献飨宴；之后高家·越前松平分家·上层谱代·幕府重臣为第二组行礼，一献；将军移驾更靠表侧的大广间，四品以下至无官谱代·亲近外样·幕僚·法眼、法印位医生和儒生·乐者等为第三组行礼；将军返回奥侧，途中于白书院接受医师·幕府御用商人·连歌师等为第四组行礼。二日首先于大广间，国持大名众·彦根井伊为第五组行礼，三献飨宴；其后四品以上外样大名为第六组行礼，饮酌。此后的流程在宽永期（1624 - 1645）及宽永以后有一定区别，宽永期时将军就此返回奥侧，分别在大廊下和白书院接受医师·关东代官众为第七组行礼（宽永期以后将军则前往隔壁次之间，诸大名嫡子为第七组一同行礼，接下来将军返回奥侧，在白书院接受御三家嫡子为第八组行礼，三献飨宴）。三日，宽永期时将军首先前往奥侧御座之间，御三家嫡子为第八组行礼，一献飨宴；之后将军移驾白书院，无官众为第九组行礼，在国大名使节为第十组献上礼物；将军返回奥侧，途中于白书院东侧屋檐下缘处接受江户京都大坂三都町人（市民）·五所生丝专卖商人·金银座等手工业者为第十一组进献礼物（宽永期以后将军首先于白书院接受家门和姻亲国持大名嫡子为第九组行礼；返回奥侧途中接受无官众为第十组行礼，之后两组同宽永期）。

从上述具体步骤中可以发现，在通过拜贺时间·空间·仪式内容为三大要素形成的仪式秩序中，幕府会首先用行礼方式和场所的正式与否区分身份上的武士和武士边缘集团（嫡子·下役·商人等），然后以日期区分亲疏（元日为家门·臣下·亲近外样，二日为外样大名，三日为中下层武士），最后则是用每日的行礼场所和仪式内容来区分武家官位和领地规模的序列。武家官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甚至未必低于亲疏关系等要素，但显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基准。说到底，武家官位和领地规模都是排列武家领主的一元化线性基准，所反映的只能是单纯的武士地位的上下关系。而与此相比，正月拜贺礼中所呈现出的择时一个基于时间·空间和仪式内容的多维度秩序关系，这样才真正完全符合并反映出了兼具多样性身份性格的武家领主之间，并非完全线性的相互关系。换言之，正月拜贺礼中所表现出的武家秩序，才是最为全面具体而又真实的根本秩序，官位等其他武家序列反而只不过是它的片段。

（二）近世武家节日整体的政治秩序

与新年拜贺相比，其他节日大多只进行一天，缺少节期上的区分维度，因此所呈现出的状态更趋近于武家官位式的线性序列。不过即便如此，节日的仪式流程也绝非仅仅依照官位序列而行。八朔拜贺礼仅次于正月，其行礼的步骤就是：首先将军于接近奥侧的黑书院，御三家家主及嫡子·家门嫡子行礼；之后将军移驾更表侧的白书院，国持大名·四位以上大名·五位诸大夫相继行礼。其中，御三家及诸家门便超越官位序列，白书院中国持大名率先行礼也是基于领地规模而非官位。

另外，其他节日中还有一种隐形区分，那就是限制参加人员。八朔拜贺礼中，上层幕臣或是在将军前往江户城表侧之前行礼，或是不行礼；嘉祥和玄猪时御三家不出席，而且玄猪的列席对象仅限家门·谱代·幕臣；五节句时幕臣·下役不参加拜贺。这些根据节日限定参加成员身份的区分维度，也同样表明节日体系所呈现出的武家秩序是多元复合的。

当然，与武家官位相似，包括节日在内的江户城内武家礼仪中的座次·仪式流程等武家秩序，也同时是反映个体武家领主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随着近世中期以降幕府政治的进一步制度化和明确化，这种多元复合、略显复杂的身份标志，则变成了以各自在江户城中等候行礼时所处的场所——“伺候席”或“诘所”的名称为代表，基于这些场所名称形成的大名身份序列——“殿席制”甚至演变为武家领主们的代表性身份属性，并成为相应的实际职务和待遇配给的直接基准且不容逾越。而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和新年拜贺礼一样，殿席制也在充分呈现并区分武家领主性格特征的同时，事实上避免了将实力雄厚的外样大名集团与幕府政治军事核心的谱代大名直接比较的一元化序列，这恐怕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近世武家政权独特的统辖策略和政治形态。此外，笔者还认为，其实广为日本学者提及的殿席制，本质上就是以正月拜贺礼为代表的节日仪式中武家秩序的整合与简化。而在殿席制尚未确立的近世前期，节日仪式的武家秩序，实际上就发挥着与此后殿席制同样的政治功能，那就是对武家大名进行统辖和确认身份地位。

扬州周延《千代田之御表 正月元日诸侯登城御玄关前之图》（其一）（1897）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