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16：
第五章：自然是不能言说者的王国
以下几个小节，讲述对自然的理解。考虑到中国的老子有很多类似的思想，我就每个小节用道德经中的话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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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不能言说者的王国。它没有自己的声音，也没有什么要说的。我们将自然的这种不可说体验为它对人类文化彻底的「无动于衷」。
在我们中间的游戏大师几乎无法忍受这一无动于衷。实际上，我们将这一无动于衷作为一种挑衅，一种短兵相接和敌我斗争的邀请来回应。如果自然不给我们提供一个家园，什么都不给我们提供，我们将为自己清扫、安排出空间来。我们将自然视作为了人类文明而要去征服的对手。我们将技术的发展尊奉为现代社会的最高成就，因为它们使我们能够掌控自然各种变化叵测的情况。
征服自然的方式，通常是一种将我们同自然的关系剧本化的方式。和所有游戏大师一样，我们耐心地密切关注这位对手行为中极其细微的线索──以作为使自己武装起来对抗惊讶的方式。和猎人潜近猎物一样，我们学会了模仿自然的运行，在它们逃开之前，等待机会一举将它们擒获。「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培根）。就好像通过学习它的秘密剧本，我们也学会了导演它这部大戏。大自然几乎没剩下什么可使我们惊讶的了。
有一个预设，引导着我们与自然的斗争，即在自然的深处包含了一种结构，一种秩序，能最终为人类理智所理解。由于这一内在的结构决定了万物的变化，并非万物本身在变化，所以我们认为自然是有规律可循的，是根据可预测的理式在重复自身。通过显示自然事件根据已知法则而重复发生，我们就解释了大自然。解释是一种话语模式，通过它，我们说明了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解释中所运用的所有法则在时间上都是从结论向后看的，或者从一个序列的完成向后看。在所有解释性话语中，都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正如过去事件结果中有着可被发现的必然，那么未来事件中也肯定有可被发现的必然。如果人们知道最初的事件，以及在事件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法则，那么可以被解释的事件也必定能够被预测。所谓预测，不过是提前的解释而已。
因为这一彻底的法则化，大自然并没有它自己的天才。恰恰相反，我们有时会认为，人类天才的最伟大发现，便是自然秩序的结构和心灵结构之间的完美契合度，因此有可能完全地理解自然。「人们会说，『世界的永恒神秘，就在于它是可理解的』。」（爱因斯坦）
这相当于说，自然有自己的声音，这一声音无异于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认为自己可以代那不能言的发言。
这一成就经常被赞誉为现代文明之所以优越于许多衰落或消亡的古代文明的一大标志。我们在偶发事件与概率事件的外衣下，找到了重复的模式，而不那么成功的文明为应对自然偶发事件的威胁，转向祈求超自然神灵保护。结果发现，来自所谓神灵们的声音既愚昧又错误，它们在真理面前鸦雀无声了。
老子《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言概括上述文字，意在揭示人类与自然之关系。人类虽欲征服自然，以技术为凭，视自然为对手，然自然之法则恒常，非人力所能轻易改变。人类以为理解自然之秩序，实则不过是以己之心，度自然之腹。自然之道，本无言说，无需人之解释与预测。人类自以为能代自然发言，实则乃自身之声音，非自然之真声。故当效法自然，顺应天地之道，而非强求其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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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使诸神沉默的时候，一个反讽产生了。通过认为能代那不能言者发言，将自己的声音听为自然的声音，我们已经不得不跨出自然的圈子。对物理学和化学来说，谈论自然是一回事，成为自然的传声筒则是另一回事。没有化学家会想说，化学本身是化学的，因为我们所说的不可能既是化学的，又是关于化学的。如果谈论某一过程本身是过程的一部分，那么对于说话者而言，一定有某些东西是永远隐秘的。为了理解万物，我们必须宣布自己走出了大自然的过程，「不带任何感情地」、「客观地」评论它，没有任何东西干扰我们对这些事物的视线。这里便有反讽：通过我们这一绝对合情合理的宣称，诸神已经偷偷回到我们与自然的斗争中。通过我们褫夺诸神的声音，诸神取代了我们的声音。正是我们，以超自然智慧生灵、大自然主人的身份在夸夸其谈。
但凡我们继续蒙上眼睛视而不见那最平实的真相：自然不允许有任何主人凌驾于其之上，这一反讽就不会被我们注意到。上面提到的培根原则以两种方式发生作用。如果说，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那么我们的命定就仅仅是服从，而完全不是命令。天底下不存在非自然的行动。我们不能做与自然对抗之事，跑出自然之外就更是异想天开。因此，我们认为能够通过对自然的客观观察所避免的愚昧无知，又杀了个回马枪，将我们挑翻在地。我们原以为在自然中所读到的，其实是我们强加给自然的解读。「必须记住，我们所观察到的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在我们的提问下向我们显现出的面貌」（海森伯格 ）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人类应谦逊面对自然，不要过度干涉和解读自然，而是要顺应自然的法则和秩序，与自然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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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并不是普通的无知。它不是我们本该知道而暂时未知的。它本身即是不可知：人类心灵永远不可理解之物。
我们所有的视线都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便回归自然的完美沉默中。现在，我们能明白，这是一种如此彻底的沉默，彻底到甚至无法知道它是关于什么的沉默──如果它确实是关于某些事物的沉默的话。从这一沉默中，我们知晓了，自然与我们所想或所说的自然之间的不相似性。但是，这一沉默有它自身的反讽：它远非让我们晕头转向，而是给我们心灵自身的原创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通过呈上根本的相异性，自然成为了隐喻之源。
隐喻是将相同与相异的绞合在一起，在这种绞合中，一物永远不可能变为另一物。隐喻需要一种不可化约性，一种对双方形容词的冷静的无动于衷。猎隼之被比喻成「昼光之国的储君」，只因为昼光没有储君，实际上也不可能与储君有任何关系。
语言在根源处具有隐喻的特质，因为无论它意图成为什么，它都只是语言，并与它所讲述的事物绝对相异。这意味着，我们能拥有的永远不可能是猎隼本身，只能是「猎隼」一词。说我们拥有猎隼，而不是「猎隼」一词，就是再度认定，我们确切地知道我们拥有的是什么，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全部，并且能够代自然本身发言。
自然的不可言说性，正是语言的可能性所在。
我们力求控制自然，想在与自然的对抗中成为大师，便是试图挣脱语言。这是拒绝将自然接受为「自然」。这是使我们耳聋到听不到隐喻，使自然如此熟悉地变为我们所欲和所言说的外延。猎人杀死的不是鹿，而是鹿的隐喻──「鹿」。杀死鹿并不是对抗自然的行为，只是对抗语言的行为。杀戮是将沉默强加于沉默者。它是将不可预知的生命活力简化为可预知的无生命物质，是将遥远之物转化为熟悉之物。它等于将我们加入他者的需要彻底剥去。
在个人的界限之内观察对象的物理学家只能教物理，而那些看到他给对象所设界限的人能教「物理学」，对这些人来说，物理是一种创造。
“道可道，非常道”意味着真正的“道”即宇宙和自然的法则、原理，是超越语言和概念的，不是用语言可以轻易描述和界定的。正如文中所述，自然具有不可言说性，这种不可知是超越人类心灵的，是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的。它并不是我们暂时未知的东西，而是其本身就超越了我们的认知范畴。
“名可名，非常名”强调语言的局限性，即我们用来描述事物的名称和概念，往往不能完全反映事物的真实本质。文中提到，无论语言意图成为什么，它都只是语言，与它所讲述的事物绝对相异。我们拥有的永远不可能是事物本身，只能是描述事物的词语。这也体现了语言与事物之间的不相似性，“名”与“实”之间的差异。
同时，文中还提到了隐喻的重要性，即通过将相同与相异的元素绞合在一起，创造出新的意义和表达方式。这也是对“名可名，非常名”的一种扩展，说明虽然语言有其局限性，但我们可以通过隐喻等方式，尝试去接近和理解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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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自然是不能言说者的王国，那么历史则是可以言说者的王国。实际上，只有自身历史化的言说，才是可能的。研究历史的人，像研究大自然的人一样，经常相信自己能够找到对历史事件不偏不倚的观点。
他们观察别人的生活，注意到别人的各色生活都受到其时代所限。但是如果不能先跳出这个时代往外看，人们是无法考察这个时代的，即便这是他们所身处的时代。对于这样的考察者而言，历史之外并无「避难所」，正如自然之外不存在有利的「考察地形」。
历史是天才的传奇，它一波又一波的惊奇使得我们不断为它设置边界，试图通过它寻找重复模式。历史学家有时候会说历史潮流，历史循环，历史的力量，就好像他们正在描述自然事件。他们通过这么做，将自身去历史化，从那无时间处取得视角，相信每一个被观察的历史总是其他人的历史，而非他们自己的历史，相信每个观察都是对历史的观察，而不认为观察本身就是历史化的。
因此，天才的历史学家将观察自然者的预设──观察自身不可能是自然的一部分──倒转过来。将自己理解为历史人的历史学家放弃了解释，转向对自我意识到的历史的最恰当话语模式──即叙事。
和解释一样，叙事也关涉一系列前后相继的事件，并给出结局。不过，并不存在使这一结局必然化的普遍历史法则。在真实的故事中，并不存在使任何行动必然化的历史法则。解释将所有明显的可能性都置入一个必然性的语境中，故事将所有的必然性都置入一个可能性的语境中。
解释能够忍受一定程度的概率，但是它完全不能领悟何谓自由。当我们说，人们做了某件事情，是因为他们选择的结果，这等于什么都没解释。而另一方面，因果关系在叙事中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当我们说，人们做了某件事情，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的基因、社会环境或者神祇的影响，那我们就不是在讲故事。
解释解决问题，告诉我们事物如此结束，有其不得不然之处。叙事则提出问题，告诉我们事物如此结束就是其本然，并非因为其不得不然。解释将进一步探询的需要束之高阁。叙事则邀请我们反思自己认为已知的事物。
如果说，大自然的沉默是语言的可能性所在，那么语言就是历史的可能性所在。
前面几个小节说自然，实际上是为了现在说历史做对比。自然是沉默的，而历史需要言说。描述自然与描述历史的共同之处在于人的自以为是，相信自己能够找到一个置身事外的视角。但正如人是自然的人一样，人也是历史的人，我们永远无法置身事外。
于是，就有了叙事和解释的区别：
当历史学家采用解释的方法时，他们倾向于将一系列历史事件和过程纳入一个必然性的框架中。这意味着他们努力寻找事件的因果关系，确定事件发生的必然逻辑。在这种方法中，历史似乎遵循着一种预定的、不可避免的轨迹，所有的可能性都被压缩成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样的解释往往给人一种确定性和闭合感，但它也可能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偶然性和自由选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相反，当历史学家采用叙事或故事的方式来描述历史时，他们将必然性置于可能性的语境中。叙事更注重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强调事件的多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在故事中，历史人物和事件不再是被预定的，而是充满了变化和选择。每个决策和行动都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历史进程呈现出一种开放性和多元性。这样的叙事方式能够更好地捕捉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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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小节我感觉似乎能看得懂，所以不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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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解释不会让人注意到它们是一种言说模式，因为被解释之物自身并不随历史变化而变化。如果我向你解释，为什么冷水沉到池塘底部，冰浮在水面上，我当然不会希望自己的解释只是现在为真，将来不一定为真。解释在任何时间地点都为真。
然而，在此时此地，我选择将这个答案解释给你听──这是历史化的。这是一个事件，是关于我们相互关系的一种叙事。因此，对这一真实性的言说，必须是理性的。理由不可能是胡乱拼凑的，比如冰是碰巧浮在水面。如果我不能使你注意到你的知识结构中的不足──对象之间关系的不连续性，或者说根据你所知的法则你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那我什么都没向你解释。除非你开始怀疑自己的错误，否则你是听不见我的解释的。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当然这些怀疑中的许多仅仅是对某人观念的微小调整，不会使人对自己的观念本身起疑心。然而，重大的挑战却因为太严重，使人无法透过争论或尖锐的解释与它相遇。其结果要么是全盘无视它，或者完全改宗接受它。人们不会仅仅通过观念的微调，便从摩尼教皈依基督教，或者从拉马克主义转向达尔文主义。真正的改宗，在于新观众或曰新世界的选择。曾经那么熟悉的一切如今以一种令人错愕的新方式被理解。
正如改宗是剧本性的一样，改宗在从一个世界转换到另一个世界的选择过程中，是隐而不宣的。特别是根本性的改宗，很好地将自己伪装起来，显得与任意性无关。古代最有名的改宗者奥古斯丁就对于他对自己曾经强烈怀抱如此众多错误观念而惊愕不已。他却不为竟然有那么多不同的真理而感到吃惊。他的改宗并不是从解释转换到叙事，而是从一种解释转为另一种解释。当从异教转化为天主教，他抵达了真理之域，这片土地是不受到进一步挑战的。
只有让那些抗拒的听者意识到自己的讹误，解释才算成功了。如果说，除非你对自己的真理性产生了怀疑，否则你不会听我的解释，那么你确定自己错了，否则你不会接受我的解释。解释是一个对抗性的相遇，战胜对手才能成功。我们在其他的有限游戏中发现的不满的动力模式，也同样能在解释中找到。因为我需要证明自己并非像别人所认为我的那样身处谬误中，所以我向你施加我自己的解释。
在这场斗争中的获胜者通过宣称拥有真正的知识而得到优势地位。知识被抵达了，它是这一「交战」的战果。获胜者拥有无与争锋的权力，来对事实进行陈述。他们得到了倾听。在这些比赛已经结束的领域，获胜者拥有了不再被挑战的知识。
因此，知识就像财产。它必须被出版、宣布，或者以启发的方式显现，使其他人不得不对它予以重视。它必须挡在别人的路上。它必须是标志性的，回指着占有知识者的竞争技能。
知识与财产是如此相近，导致人们经常以为二者是连续性的。那些具有知识者认为自己也应该被授予财产，那些拥有财产者相信某些知识随财富而来。学者为他们的出版成就要求更高的薪水。工业家则端坐于大学理事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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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解释要成功，就必须忘却自然的沉默，那么成功的解释，也必须将沉默强加在其听者身上。强加给别人的沉默是游戏大师采撷到的第一个胜利果实。
人们在某个头衔里赢取的，是权威性的言论特权。权威性的言论特权是所有头衔能拥有的最高荣誉。我们期待获胜者获胜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一番感言。失败者的第一个动作也会是一番感言，但这番感言是承认对方获胜的感言，宣布获胜者不会遇到进一步的挑战。这番感言，承诺了失败者的沉默。
失败者所宣誓的自我沉默是服从的沉默。失败者无话可说，也没有肯听他们说话的观众。他们与胜利者合为一体，合为同一心灵。他们完全无法再对抗，因此也没有任何他者性。
胜利者不同失败者对话，他们代表失败者发言。在有限的婚姻中，丈夫代表妻子发言，父母代表孩子发言，国王代表王国发言，州长代表州政府发言，教皇代表教会发言。实际上，头衔，因为身为头衔，它不与任何人对话。
正是在权威性的言论中，胜利者的力量在那里熠熠闪光。所谓有权力，就是使自己的话得到服从。只有通过权威性的言论，胜利者的标志性财产才得到保卫。拥有财富者，拥有特权，这一特权可唤来警察或军队以保卫对他们标志的认可。
诸神的力量，主要是通过他们所说的话而为人所知晓的。神永远是仪式性沉默的一个信号。神的言语可以如此充分地表现神的力量，以至于神与其言语几乎就为同一：「太初有言，言与神同在，言就是神。」（《约翰福音》）
人们在神面前，是无语的，在胜利者面前，是沉默的，因为他们所要说的对别人而言不再有何重要性。所谓输掉竞赛，就是变得服从，变得服从，就是失掉自己的聆听者。服从的沉默，是一种不被听见的沉默。它是死亡的沉默。因此，要求服从，在本质上是恶的。
自然的沉默是语言的可能性之所在。通过征服自然，诸神给出它们自己的声音，但是在将自然变成敌手的同时，它们使自己的聆听者都变成了敌手。通过拒绝自然的沉默，它们要求服从的沉默。因此，自然的不可言说性转化成了语言自身的不可言说性。
人微言轻。失败者最好是沉默，说出来也是无足轻重的。胜利者说出来的，叫语录。
言不及而言谓之躁。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失败者说话可得小心，急着说，没眼色，都不行。得看胜利者脸色行事。
言及而不言谓之隐。胜利者该说，不说也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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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的言说，是永远在提醒着我们自然的不可言说性的一种话语模式。它并不宣称真理在握，它全然生发自言说者的天才。因此，无限的言说并不是关于任何事物的，它总是面向某人的言说。它不是命令，而是致辞。它完全属于那可言说者。
语言并不是关于任何事物的──这给了语言一种隐喻地位。隐喻所指的不是存在于天地间的某物。我们永远不会在任何地方找到昼光之国的储君。隐喻的作用不是将我们的目光指向已经在那里的事物，而是将我们的视域转向不在那里的事物，以及实际上不可能在任何地方的事物。隐喻是视界化的，提醒着我们：有边界的是我们的视域，而非我们所看的对象。
这段文字深入探讨了语言的隐喻性质及其在拓展我们认知和理解世界中的作用。通过隐喻，我们可以触及那些超出日常经验和认知范围的事物，进而丰富我们的认知世界。
有限言说者的话语，其意义在于它发声之前就在那里的事物──它们已经在那里，因此无论它是否被言说，它都在那里。
无限的话语完全存在于它被言说之前。首先是有一种语言，然后我们学会说它。无限的话语只存在于当它被说的时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限的话语永远生发自彻底的沉默。
有限的言说者用他们训练过和排练过的声音来进行言说。他们在说之前，必须知道他们在用语言说什么。
无限的言说者在能够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之前，必须先等着看一看聆听者对他们所说的话的反应。无限的言说不希望聆听者单向接受言说者的已知事物，而是希望与聆听者分享一个视域──若没有聆听者的反馈，不可能有这一视域。
言说者和聆听者相互理解，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某事物有相同的知识，也不是因为他们早已建立起相似的心灵，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与彼此「如何继续」（维特根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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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限的言说是一种致辞，永远照顾到被致辞者的反应，所以它具有聆听的形式。无限的言说并不终结于聆听者的顺从沉默中，而是通过言说者的参与式沉默而得到继续。参与式沉默不是一种言说已死的沉默，而是一种言说得以诞生的沉默。
无限的言说者并不将声音给予别人，而是接受别人的声音。因此，无限的言说者并没有「宏图大志」将整个世界都变为观众，而是通过与他人交谈，将自己呈现为观众的一员。有限的言说将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告诉给聆听着的他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神，作为这个世界之主，权威地在这个世界面前言说，也因此无法改变这个世界。这样的神，不可能创造一个世界，只能是世界的产物──只能是被崇拜的偶像。神不能创造一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成为权威式的存在。「将神表现为无时无刻都具有命令力量的宗教，似乎都是虚假的宗教。即便它们是一神教，它们也只是偶像崇拜而已。」（西蒙娜·薇依）
神只有通过聆听，才能创造一个世界。
若神是要向我们致辞，就不会通过他们的言语来让我沉默，而是通过他们的沉默，来让我们言说。
有限言说的矛盾之处在于，它必须通过被聆听而终结。无限言说的悖论之处在于，只因为它是一种聆听，所以它得到了继续。有限言说随着结束时的沉默而终结。无限言说随着沉默的揭开，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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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的人并不使听故事的人改宗。他们不将听故事的人带入更高的真理之域。通过将真理和谬误一起忽略，他们仅仅提供视域。因此，讲故事不是一种斗争。它既不会成功，也不会失败。故事是不能够被遵从的。讲故事的人不是用一种知识来对抗另一种知识，而是邀请我们从知识回到思考，从「看」这一有限方式回到「看见」这一视界性的方式。
无限的言说者是柏拉图所说的创造者，将他们自己放置在历史之中。讲故事的人进入历史，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故事充满真人轶事，或者他们作为角色之一出现在所讲述的故事里，而是因为在他们的讲述中，我们开始看到我们生命的叙事特征。他们所讲述的故事触动了我们。我的所思所想是各种经验的偶然集合，它突然拥有了无结局叙事的传奇般的形状。
没有结构，或没有情节，就没有叙事。在一个伟大的故事中，结构有可能是命运，是对毫不知情的主人公的不可逃离的降罪，是聚集起所有选择空间的形而上学式的大因果关系。命运的出现并不是对我们自由的
限制，而是我们的自由的一种展现，它见证了自由选择的后果。你行使你的自由，不会阻碍我行使我的自由，但却决定了我自由行动的环境。你不能代我做出选择，但你大致上能决定我的选择是关于哪方面的。
伟大的故事便是探索了关于这一深层触动的传奇性，即关于一个自由人是如何受到他者的这一深层触动的传奇性。因此，它们真真正正是性的传奇，一次又一次地用生命起源的魔力使我们目瞪口呆。
俄狄浦斯神话，是西方文化宝藏中最伟大的性叙事之一，呈现了命运和生命起源之间的传奇性关系。当俄狄浦斯冲动地杀死拉伊奥斯，却不知道他正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野心和欲望的驱使下，他与父亲拉伊奥斯的妻子结为夫妇，却未能意识到对方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我们能将这个故事解读为命运，或者解读为一种有意行为，其前一步引起下一步的连锁反应。俄狄浦斯采取游戏大师的姿态，走出了终结性的几步──但是那几步并不是终结性的。俄狄浦斯并不能将任何事情推向终结。甚至刺瞎自己的行为──意味着某种结束式的姿态──也只是将他带往更高一层的视域。俄狄浦斯所看到的，并不是诸神对他做了些什么，而是他自己做了些什么。他知道了，受到限制的是他的视域，而非他所审视的对象。他的目盲是一种解蔽，并且像所有的解蔽一样，它是一种自我解蔽。俄狄浦斯最后遇见的别无他物，只是他自己的天才，他最后终于能够去触动。他故事的结局就是一个开端。
将这个故事抬高到历史中的，并不仅仅在于俄狄浦斯所看到的，也在于我们看到了他所看到的的。我们成为了知道自己在聆听的聆听者，因此参与了有关生命起源的一部传奇──这部传奇现在得到了更大的扩展。
这里并没有解释任何事情。恰恰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仍然有待讲述的万事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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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生活具有叙事的特征，所以我们也知道那叙事是什么──做出这样的认定，是有一定风险的。如果我要知道自己生命的全部故事，我就必定已经将它译为一种解释。就好像我能成为自己的旁观者，同时看见自己生命的第一幕与最后一幕，好像我能看穿自己生命的全部。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是在生活，而是在表演生活。
社会理论家极易相信他们知晓一个文明的全部故事。他们能够为这个文明胜利或失败的最后一幕写出剧本。正是这一「历史终结」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发现的人们所遵循的行为法则成为了剧本化的行为法则──人们必须遵守。
真正的讲故事的人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在自己的创造中所听到的，是一种揭示，揭示了在所有结局之处都有可能存在着新的开端，也揭示了他们并不在结尾处消亡，而始终处于游戏之中。他们也并不知道任何其他人的故事全貌。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是开启所有的文化终点，揭示出我们原本以为已结束的其实还在继续，并提醒我们，任何人和文化都不能理解为制成品，只能作为一种创造而被学习。
当历史学家看到，开始于自由的，不可能终结于必然，这样的历史学家便成为了无限的言说者。
本章关键词：解释与叙事。有限言说者与无限言说者。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1：获胜者、游戏开始与参与资格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2：两种游戏的异同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3：限制，都是自我限制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4：过去因未来而改变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5：头衔与死亡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6：头衔、权力、力量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7：邪恶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8：没有人能独自玩游戏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10：拥有艺术品，不等于就是艺术家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11：边界与视界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12：我是自己的天才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13：让过去成为过去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14：性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15：发生在世界中的有限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