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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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的自我认知而言，最紧要的便是要忘记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它早已忘记社会永远是文化的一种。
社会的自我认知为什么把”忘掉自己是文化的一部分“作为一件最要紧的事呢？
因为文化是无限游戏，而社会玩的是有限游戏，它常常过度关注于表面的社会结构和现象，而忽视了文化作为其内在根基和核心动力的存在。
这在前面有过详细的论述。但不幸的是，社会是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本应当是玩无限游戏的，但它又要保持有限游戏的玩法，所以它不得不选择遗忘。
这种遗忘可能导致社会成员对其自身行为和价值观的来源和深层意义产生误解或忽视，从而影响他们对社会的全面认知和理解。
社会成员必须找到方法说服自己，他们自身的特定边界是被强加的，而非他们的自由选择。比如，选择成为美国人是一回事，而选择成为美国本身是另一回事。社会思维很容易允许前一种，而从不允许后一种。
下面开始举例说明社会认知是如何遗忘的。
边界是指：身份、文化、国籍、社会地位等等，它会塑造个体自我认知和行为方式。
“选择成为美国本身”，这可能指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而不仅仅是选择成为美国的一个公民或居民。这种认同涵盖了语言、习俗、信仰、价值观等深层次的文化元素，是对一个国家或文化整体的全面接受和融入。
社会思维不允许选择成为美国本身，是因为社会思维往往受到既有的社会结构和规范的影响，容易陷入固定的思维模式和偏见中，难以接纳和理解不同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从根本上说，就是社会思维不玩无限游戏。人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符合主流价值观和文化规范的身份和角色。如果选择成为某个文化本身，可能会面临来自社会的压力和质疑，甚至可能被视为异类或不合群。
有效的公民自我说服术有多种，其中之一是财产的授予。谁实际上拥有社会上的财产，它是如何分配的，远不及财产本身的存在这一事实更为重要。要理解财产的独特动力模式，我们必须返回到有限游戏的一个特征。
有限游戏的获胜者赢得的是头衔。头衔是其他人对于特定游戏中获胜者的一种承认。自己不能自封头衔。
头衔是剧本性的，要求得到观众的授予和尊敬。由于承认这一头衔者接受这一事实，即获胜者赢得头衔的竞争不能再比第二次，所以财产便与头衔相伴而生。头衔的所有权表示了大家一致认为，特定的那场比赛已经永远结束。
因此，对于每个头衔而言，其有效性根本就在于它是可见的，并且在这一可见中，它指向了获得它的那场较量。财产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的头衔变得可见。财产是标志性的。它让其他人想起我们所向披靡的那些获胜领域。
财产也许会被偷，但是小偷并不因此占有它。物主身份是永远偷不走的。头衔是无时间性的，财产亦然。
国家有时会宣称某块土地是自己的财产，并且该所有权可追溯到多个世纪前，因而挑起战事。头衔可以被继承，而当被继承时，财产便移交给继承人──当然这位继承人必须具有维护头衔的能力。（继承人的无能或无德，经常导致继承的合法性被挑战。）
然而，小偷并不是要偷窃头衔。他并非想攫取属于其他人的东西。小偷并不会拿我所写的文章与我竞争，他所争夺的是文章的著作权。小偷意在赢得头衔，认为我宣称拥有头衔的那些东西不属于任何人，时刻等着被拿取。《雾都孤儿》中机灵鬼对奥利弗说，「假如你不去拿手绢和金表的话，别人也会去拿的。那么丢东西的家伙全都倒霉了，你也倒了霉，撇开捞到东西的小子不算，谁也摊不上一星半点好处──你跟他们没什么两样，也有权利得到那些东西。」
公民自我说服术的方式之一是财产。用财产来说服自己
财产与头衔相伴而生。
小偷的行为并非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偷窃，更是对社会规则和秩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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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存在必要性之一，就来源于它确认财产，并使它们具有法律效力。「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这方面，自然状态有着许多缺陷。」（约翰·洛克）
当我们发问一个社会如何保护公民财产时，我们可以想到回答便是，它可以使用强制力来实现这一点。这一回答带来了一个两难困境。虽有限制小偷的各种强制方式，但很明显的是，强制力不可能让《雾都孤儿》中的机灵鬼认同绅士对他口袋中的手绢拥有所有权。除非这位小流氓被说服自愿认同这一所有权，否则他还是一个小偷。推而广之，这一观察适用于整个社会。若社会成员对于财产掌握在实际获胜者手中不能达成自由的一致意见，那么这个社会便没有有效的授权模式。
强制力建立不了这一一致意见。实际情况往往是其反面：强制力是由一致意见建立的。只有同意社会各种条条框框的人，才会将它们视为条条框框──也就是说，将它们看做行动的指南，而非可被反对的行动。
挑战社会既有的授权模式的那些人，不认为执法官员是具有权力的，而是把他们视为一场斗争中的劲敌，这场斗争的结果会决定哪一方握有权力。人并不是通过权力来获胜的；人是获胜之后才变得有权力。
只有通过自主的自我蒙蔽，人们才能相信他们之所以遵守法律，乃因为法律是强制性的。我们并不是因为信号灯变了，才通过十字路口，应该这样说：当信号灯变了时，我们通过十字路口。
违反法律的人，闯红灯的人，他们就很清楚。强制性不是他们遵守法律和信号灯的原因，认同才是。
这意味着一个特别的包袱背负在财产所有人身上。因为只有在法律能够说服其他人遵守时，法律才能有效保护他们的所有权，他们就必须将一种剧本性注入财产中，以便颇有成效地鼓励其对手按照剧本行事。
剧本性在这里指的是一种确定性、有限性、必然性、封闭性的特质，它反映了人们在认识上的某种固定模式或预期。在财产所有权的语境中，剧本性可能意味着财产所有人对其财产拥有一种明确、可预期的权利和义务框架，这个框架就像是一个剧本，为所有涉及该财产的人设定了角色和行为规范。
当财产所有人将剧本性注入财产中时，他们实际上是在通过明确权利界限、规定行为方式等手段，为与其财产相关的各方参与者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行动指南。这样，财产所有人就能颇有成效地鼓励其对手按照“剧本”行事，即按照既定的权利和义务框架来行动，从而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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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财产的剧本性拥有一副精心打造的结构，导致财产所有人必须花费大量精力才能维持。如果财产要令人信服地具有标志性意义，也即如果要充分使人留意到财产所有人在过去的胜利中获得的头衔，财产所有人便背负了双重包袱：
首先，他们必须证明其财产的数额与获取拥有它的头衔的竞赛难度相当。财产应该被视为一种补偿。
第二，他们必须显示其财产的类别与所赢得的竞争的性质相对应。财产应该被视为是被消费的。
下面分别解释这双重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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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财产所有人能够显示他所得到的只不过相当于为了得到它而付出的艰辛，财产便恰如其分地是补偿性的。财产所有人的付出，和他通过头衔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收获，二者之间必须是对等的。若人们无法显示他们的既有财富和要获得此财富应冒风险之间有对等关系时，他们的头衔便会遭到质疑。富有者经常成为小偷、赋税的目标，老百姓也希望能分享其财富，就好像他们的财富并不只是补偿，因此并不完全属于他们。
为某一头衔而进行的竞赛中所付出的，如果参与者仅是被补偿，那么就是回到他竞赛之前的状态。
财产是一种恢复过去的努力。它使人回到竞争之前的地位。补偿给人们的是他们在竞争中所付出（以及所丧失）的时间。
然而，这一恢复过去的努力是剧本性的，它再成功，也至多只能达到对观众而言一目了然的程度。财产必须占有空间。它必须位于某个醒目的地方。也就是说，它必须以一种他人能碰到并且注意到的形式存在。
我们的财产必然会打扰他人，挡住他人的道，导致他人起争夺之心。拥有大量财产的人士一般都有许多地产，以及在社会上到处活动的自由。与此同时，富人的财产也有着聚拢和限制不那么有钱者的力量。穷人一般都被限制在狭窄的地理区域中，被其他人视为异类。
对于财产所有人来说，其中潜藏的危机并不在于财产的数额，而在于财产拥有吸引观众注意力的能力，因为对这些观众而言，财产应是恰到好处地标志性的。也就是说，这些观众将财产等同于在获取财产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和技能的补偿。
解释第一重包袱：
财产在这里被赋予了“恰到好处地标志性的”意义。这种标志性并非随意赋予的，而是基于社会对个人努力和技能的普遍认可。当财产所有人拥有大量财产时，这些观众可能会将其视为对其努力和技能的肯定，从而给予高度的社会评价和尊重。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现象也为财产所有人带来了潜在的危机。因为如果公众开始质疑财产来源的合法性或者对获取财产过程中所涉及的努力和技能表示怀疑，那么这种象征意义就可能受到损害，进而影响到财产所有人的社会形象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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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所有者身上还背负着第二重剧本性要求的包袱。一旦他们使人们留意到在获得他们所拥有财产时付出了多少，他们就必须消费自己因付出而所获得的。这里的直觉式原则是，拥有自己不需要使用或者未计划使用之物，是没有道理的。人们赚钱并不是仅仅为了把钱存起来，以避免未来有任何使用它的可能性。
为什么人们必须消费他们的财产呢？因为展示或消费，他人才可以考察其财产是否与其付出之间有合理性。
消费被理解为一种意向性活动。人们花费财产，并非简单地消灭财产──否则一把火烧光它们便足矣──而是以某种方式来使用它。
消费这样一种活动，直接对立于赢得头衔的竞争行为。消费必须是这样一种活动，即能够让旁观者确信，财产拥有者的身份不再受到质疑。
某人越被视为有权力，我们就越希望他们做得少些，因为他们的权力只能来自他们已经付出的。在体育比赛之后，冠军头衔已经决出，很常见的一个景象是观众们将获胜者们抬到肩上，扛着他们游行，就好像获胜者们是如此无助──这与获胜者们刚刚展现出来的技能与力量形成了最尖锐的对比。君主和神祇经常乘坐具仪式性的交通工具，而富人则有豪华马车或轿车接送。
消费这种活动与辛苦的劳动是如此不同，它以休闲，甚至懒惰为表现方式。我们通过无所事事，来展现过去辛劳所换来的成功。因而，我们越是多多消费，我们就越能将自己的过去竞争的获胜者身份显示出来。
「在劳动中缺席因此成为非凡金钱成就和名誉的惯用标志，相反，由于从事生产性劳动是贫穷与服从的标记，所以它便与社会中的受尊敬身份全然无关。」（凡勃伦 ）
正如补偿通过占据空间而使自身变得醒目，消费是通过它所占据的时间来吸引注意力。财产不仅必须打扰到他人，而且必须持续地打扰他人。我们所拥有的财产的数量，其衡量标准是，我们能够保持引人注目并使他人根据我们的空间存在来调整他们的活动自由的总时间长度。有钱人的共同心愿便是通过立遗嘱避免财富迅速耗尽，捐助社会重要机构，或者以他们名字命名的伟大建筑，以达到万世留名。小规模胜利的获胜者，或者居于次高位者，不拥有具伟大时间价值的财产，他们的财产会迅速耗尽。至于社会希望永远铭记其胜利的那些伟人们，会在中心城市矗立起他们的永久性杰出纪念碑。这些纪念碑经常占据相当大的空间，使交通改道，横亘在散步者的路线上。
很显然，对无限游戏的参与者来说，当财富与其说是被拥有的，不如说是被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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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组成国家的理由之一，就在于对财产的保护，再如果财产与其说是受权力保护，不如说是受剧本表演来保护，那么社会其实径直依赖于它的艺术家们──柏拉图称之为创造者（poietai）：说书人、发明家、雕刻家、诗人，以及任何原创性的思想家。
当然，若《雾都孤儿》中的机灵鬼的双手始终被警察牢牢抓住，那伦敦的绅士们就不会发现自己的口袋里突然出现这一脏手。但是如此高压而极端的政策，要求执法者抓住所有潜在罪犯，势必会导致社会迅速陷入混乱。
一些社会相信，要是能保证包括窃贼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有一份体面的财产──许多社会福利立法便是基于此想法──盗窃就能被根除。但是将一枚硬币放到机灵鬼的口袋里，是不可能说服他为了一枚硬币，放弃整座金矿。
对一个社会而言，更有效的防盗策略是让窃贼们放弃财产竞争者的身份，转而成为财富剧本的观众。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社会有赖于那些创造者的技能──他们能够将财产关系甚至每一社会的内在结构都剧本化。
所有知晓这一剧本化的社会理论家都应该受到最严肃的对待。没有剧本化，也便没有文化。一个没有文化的社会将如一团死水，令人无法忍受。试想一下纳粹要是失去它的音乐家、美术家、布景师，失去它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和舞蹈家瑞芬舒丹（Leni Riefenstahl）将会成什么样？即便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在它专制的硬壳下，还是「许多不必要的人和物──例如各种猎人、模仿形象与色彩的艺术家，一大群搞音乐的，诗人和一大群助手──朗诵者、演员、合唱队、舞蹈队、管理员以及制造各种家具和用品的人，特别是做妇女装饰品的那些人」（柏拉图）。
如果财富和力量应被表演，那么巨大的财富和力量就应该被天才式地表演。
社会对财产的认知和理解 ，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创造者所塑造。需要通过文化创造者的天才表演，来展示和诠释这些财富和力量的意义和价值。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1：获胜者、游戏开始与参与资格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2：两种游戏的异同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3：限制，都是自我限制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4：过去因未来而改变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5：头衔与死亡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6：头衔、权力、力量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7：邪恶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阅读理解8：没有人能独自玩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