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馆主 | 做个农民

作者：老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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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乡五年来， 我在不停地建设家园

三十七年前临近除夕的一天，屋外又下起了扑天盖地的大雪，我们一家人坐在火塘前猫冬，因雪而闲的父亲正极幸福地嘬饮着锡壶里刚刚温热好的米酒。

那时的父亲四十七岁，比现在的我还年轻两岁，只不过，由于他是一个农民，又由于他是一个上世纪被政策“圈钉”起来的中国农民，所以为了抚养四个子女，他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在田间地头劳作，过了四十岁的他，便已是一张尘霜满面的脸。

父亲的锡酒壶（我从老家坍塌的老木房废墟中找出）

在酒精与火焰的共同作用下，父亲那张尘霜满面的脸渐渐变得红润起来，他那一向甚少开启的话匣居然也被打开了一条细缝。

“今后，就把细崽留在家里捉田吧，要不，等我们老了，谁来照应我们。”父亲这话，虽然是朝着母亲说的，但实则是说给我听的。

听了之后，我的内心已经鼓胀起一肚子不敢吐露的不情愿，那时的我，正上着初一，正在夜以继日地偷读着“梁羽生”、“金庸”、“古龙”……，满脑子都是“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的江湖场景。

父亲仿佛是看透了我的心思，笑吟吟地对我道：“看来细崽不情愿，不情愿就得好好读书，通过读书跳出这条农门，”父亲特别强调“农门”是农村家庭的那条门，而不是“鲤鱼跃龙门”的那条门，他又补充道：“当然，跳出了农门，也就等于跃进了龙门。”

只不过，后来的二十几年，无论我在红尘中怎样的挣扎，都没能实现父亲“跳出农民、跃进龙门的”期望。

十七岁的深秋，几次中考无果的我终于决定结束自己的学业，与伙伴们结伴去怀化市新晃县挖山兼闯荡。临行的前夜，父亲将他那把最锋利的锄头给了我。

也许，从我接过父亲手中锄头的那一刻起，命运就已经注定我已是一个农民。只不过，当时年轻气盛的我，绝不会承认它是一把老实巴交的锄头，而是把它当成一件我行走江湖的独门兵器，我将用它厮杀出一片天地、一座城堡、一段传奇！

现在，得益于交通的发达，从我的老家隆回县金石桥镇开车去怀化市新晃县已不足半天的车程，可在三十二年前的一九九二年，却得花去一天半的时间。当我们几经换车的折腾，终于于第二天到达目的地时，而我心心念的江湖却是悬挂在峭壁上的一粒孤村和一座等待着我们去开垦的荒山。

一个半月后，即便我的手掌已被锄头柄磨出一层厚茧，我仍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农民，只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暂时的江湖落魄客，我的未来，是一片星辰大海。

大概是为了应景我的江湖梦，那年的湘西雪，下了整整半月；又仿佛是为了给我的江湖梦增添跌宕起伏的剧情，包工头很是配合地断了我们的生活费。好在米缸里还有半缸的米。于是，四个都未满十八岁的年轻人，只得在当地农人的辣椒地里，摘拾他们遗弃不要的枯椒，用盐巴炒来下饭度日。

故乡，最容易被两种人忆起。一种是功成名就人，这种人需要故乡来承载他的大欢喜；一种是穷困潦倒客，这种人需要故乡来抚慰他失意的心灵。虽然离家还不足两月，可就在这样饥寒交迫的时候，我已是回味起在家的千百种好来。

那一年，故乡亦是下了几场很大的雪。两个半月后，我穿着从新晃县集市上买来的带有拉链裤兜的内裤，内裤的裤兜里装着我的挖山所得——四百多块钱，我与伙伴们一起摸黑走在了故乡的雪道上。虽然硬梆梆的内裤让人走起路来有几分的不适，但在巨大的成就感和归家的心切感面前，这样的不适对于我来说显得微不足道。

快到家时，我特意绕道叩开一家开在乡道上的小卖部，花十七元钱给父亲买了一瓶人参酒。我想看着父亲坐在暖和的火塘前，极幸福地喝着小儿子给他买的人参酒。我想借此告诉父亲，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南下广东进厂上班，是我们那一代没有通过读书跳出农门人的最大梦想。接下来的一九九三年，春节过后，在父母的一再央求下，一个在建筑工地上做事的人终于愿意带我南下了，他给我设计的方案是先在工地上做小工，然后再找机会进厂。

于是，东莞厚街，成了我此生南下广东的第一站。只不过，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不要说进厂，就连在工地上做小工的活，他都没给我安排下。又加上水土的不服，我便自己找熟人借了个路费，回到了家乡。

回来后，正好赶上了春茶的采摘。因为无路可走，那一年的春天和夏天，我几乎天天泡在茶园摘茶，极端痛苦地忍受着春雨的浇淋与夏日的暴晒，一个采茶季下来，一双手指头被茶浆染成了十根炭棍。我如一只被拴在茶园里的小困兽，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好运的垂青。那时的我，对家乡没有任何的依恋，只要能给我一份不务农的工作，我可以分分钟离开她，永不回来。

1997年春节，本人摄于茶园

采茶结束后的秋天，我又随着同龄人去了株洲的建筑工地上做小工，为了争事做，一帮人前前后后与其他工棚里的人干了几次群架——那个年代，越是社会的底层，越接近丛林的生存法则，拳头的硬度往往代表着生存的能力。

可我不想一直这样陷在底层的淤泥里，我想给自己谋一条相对轻松的活路。南下进厂打工，是当时的我挣脱底层淤泥的唯一通道。

可是为了实现这个进厂打工梦，接下来的一九九四年，我又不得不在东莞工地上的木工组钉了一整年的钉子。因为那个时候的工厂招工，没有技术含量的工种，除了保安与仓库的搬运工招收男生外，其余招收的都是十八岁左右的女生。我既一无所长、又身材瘦小，自然是一个被淘汰的对象。

学一门技术，然后去考技术工种，又成了我能够进厂的唯一通道。几经权衡后，我选择了家电维修。但当时的家电维修培训学费极其昂贵，两个月的短训班，加上生活开支，得一千元以上。我当时在工地上做的是小工，刚开始做时是八块钱一天，后来每个季度涨一次，到我年底离开时，涨到了十八块一天。

为了给自己赚足学技工的学费，那一年，我将自己活成了一个无欲望的“活死人”，每月除了买洗衣粉、牙膏、劣质的洗头水和给家中写信的信封与邮票外，我几乎已无任何的开支。多年后我常常想，我省吃俭用的习惯是不是就是在这一年养成的。

1995年摄于邵阳县电子学校（二排左五为本人）

到了腊月，我竟然存下了两千七百元，我将它们悉数交给了母亲。一九九五年的元宵节过后，我从母亲手中支取了学费和生活费，跑到邵阳县的一家家电维修速成班学了两个月的家电维修理论技术。过了端午节，我第三次南下广东，这次去的是珠海，半个月后，我终于凭着一本《湖南省邵阳电子技术学校合格证书》和一些基础的家电理论知识，考进了珠海市金鼎镇的天艺工厂，成为了一名收音机维修工。

至此，我虽然还是一个户籍上的农民，是国家统计数据上的农民工，但实际上我已经成为了一个产业工人，我的半条腿已经跨出了田坎。“父亲，我做到了！”七月，在闷热的南方海边，我泪如雨下！

1995年，本人摄于珠海

从一九九五年的七月到二零一九年的八月，二十四年里，我换了四家工厂，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坏，至少，我不会像父亲那样被日晒雨淋。三十岁前，如果不是亲人还生活在那里，故乡对于我来说，已是了无牵挂的存在。

可过了三十岁之后，乡心变得越来越浓烈起来，CCTV7农业频道也成了我最喜爱的电视频道，我采取电脑录屏的方式，录制了几年的《致富经》、《每日农经》、《科技苑》、《农广天地》节目。二零一四年，我和同样喜欢农业的贵州同事将房子租到了东莞市寮步镇的药勒村，只因这个村子还处于半农村状态，村中有大片的闲置荒地可供我们耕种。我们开出了十几块土地，依季种上了辣椒、红薯、南瓜以及各种时令小菜，成为了城市里的半耕人。

闯荡半生，才发现自己只是一只被季风刮到岭南的风筝，故乡才是那个一直牵挂着你，却又舍不得用力拉扯，生怕伤害到你的放线人。原本以为自己可以与长不出“幸福”的土地做最坚定的决裂，没想到父亲根植于我骨子里的“农民”基因却随着年岁的增加而疯狂的生长。

二零一九年八月的最后一天，在父亲逝去的一年零两个月后，我带着奕儿，回到了被岁月打入冷宫、人人争相逃离的故乡。

回来后的这五年，我身体内仿佛被注入了一股神奇力量，“农民基因”的被全部激活，我前前后后买了几十件农具。我在更迭轮回的四季里植树、栽花、种菜；养鱼、喂鸡、饲鹅；并向母亲学习制作米烧酒技术。我几乎是日日呆在老家，用日理一寸的方式，将荒芜的家园一点一点地恢复生气。奇怪的是，我从未觉得过程的辛苦，收获的却是大汗淋漓后的舒畅与家园被复活的成就。

我在挖地窖

做农民会上瘾，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原本以为只有抽烟、喝酒、赌博、吸毒会上瘾。农民做得越久、“陷”得越深，我就越来越理解中国农民与土地骨肉相连的感情，原来，他们在春播夏耘、秋收冬藏的同时，也将自己也种在了多情的大地上！

我想，我的余生，是离不开家乡了的，我将在这片血肉相连的土地上，做一个死心塌地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