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论父权制——一种右翼的女性主义的尝试

文摘   文化   2024-01-23 22:42   奥地利  

       【按:本文的起因是陈朗的悼文所意外放大的女性主义思想背景。当今女性主义思考总会落脚到这样一个点上:都是该死的父权制。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父权制到底是什么?

       所谓“暴论”,就是暴力解读。我试图从一种右翼的、保守主义的视角来切入女性主义,从而找到男女都能接受的共同来提升女性地位和生存空间的理解地基。因为我不希望看到目前韩国的局面:一种与女性主义话语对立的男性话语悄然兴起,形成了相互角力的性别对立和文化对立。我认为性别分工不是性别对立,更不是阶级对立、文化对立。

       我的“暴论”依赖女性主义话语自身的发展,也即“第三波女性主义”对“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反驳和修正。】



暴论父权制

暴论一句,所谓父权制,其实就是男人流血牺牲保卫的共同体世界及其工作分工。当然这其中很大因素是天然的。因为在一个小部落乃至整个国家,男人死成绝少数,这个部落还是能够照常繁衍。这个规律造成了男人是死得起的事实。因为男人经常要去送死,所以男人的体力和敏捷会锻炼得更强一些。但实际上男人身材更大体力更强的原因是睾酮素的刺激。所以,让男人优先去死实际上是上帝的安排。
母权制当然也是可以的,比如蚁群,其天然因素是一只蚁后可以产成千上万的卵。但这也并不是真正的“雌权制”,在蚁群里,负责产卵的是母蚁及其生产后备队,也就是只有她们几个才具有母权制的真正结构性力量。
女人之所以觉得父权制是一个障碍而不是保障,是因为一个“25万年以来的大变局”:女人出来工作了。在这个前提下,女性和男性应该更加平等。
但女人也同样发现,优秀的女性往往是加强了父权制。这从“第二波女性主义”上面就能看到,她们要求自己跟男人一样强,但后果是,强人女性变成了原本属于男人的权力体制的一部分。
因而,值得深思的恰恰在于,什么是“父权制”?目前我们看到的“父权制”的核心,其实是智人构建群体生活中形成的牺牲和保护体制。原因就在于,男人死得起,但女人死不起。因为从一个群体来说,繁衍是第一等事。对个体来说,繁衍当然是一件机运之事,但对于群体来说,繁衍就是它全部的意义。反过来它也促成了个体认识到繁衍是人生第一等事。
碰到危险,男人们第一个冲上去牺牲,是父权制对男人的要求;碰到危险,女人把孩子生下来,是父权制对女人的要求。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牺牲是男人的诅咒,生育是女人的诅咒。
而现代社会已经进化得非常复杂了。但从共同体生存来说,上述两个要素从未改变。只是男人的责任好像变轻了,因为通过我们人类理性的努力,地球上各民族以及小团体之间的和平共处成为长久的现实。但女性的责任几乎无可推卸,因为生育只能是女人的事情。
但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这种分工并不是一种阶级分工(波伏瓦错误地把男性和女性的分别类比于阶级对立),而仅仅只是性别分工。性别本身具有绝无仅有的优势和话语权。我认为这是“第三波女性主义”所应该以及正在强调的一点。
第三波女性主义的特点——女性作为女性而有其优势——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比人们提出“第三波女性主义”更早就有预演。我当年看见过一位来自比利时的教授,在学术工作坊结束后的茶歇时间,在他夫人面前摆各种小猫小狗姿势逗乐。这与他历来严厉的学术形象形成了令人震惊的对比。在我当时看来,这种“做小”的姿态即便在中国的家庭文化里也是过分了,这个男人真豁得出去,把家庭内部关系展露在公众、尤其是他学生们面前。我觉得中国网络广泛讨论的“家庭地位”问题,也是这种文化的一个表现。又比如上海男人“怕老婆”这个事情,已经变成约定俗成的文化“谎言”,很多上海男人在家里其实是一言九鼎的,但也对外宣称自己怕老婆。
考察这种“怕老婆”文化的历史演变,其实可以看成是现代都市文明中男女关系正视性别分工后的自我调试。显然,在更粗犷的地区,人们仍然以男性在大街上说打架就打架为荣。男性不畏惧打架,正是宣示他们勇于牺牲的男子气概。
另一方面,父权制其实是男女共同反对的东西。看一眼近代以来的政治思想演化史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从霍布斯、洛克、卢梭、托克维尔,以及伯克、伯林、波考克等等,他们都从多种角度展开了对于专断权力的疯狂批判,并且也奠定了今天人类整体上对于政治的认识水平。“强制”(coercion)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认为是消极的、错误的权力使用方式。
所以,我觉得第三波女性主义的大有可为之处恰恰在于,正视男女差异,重启性别分工的谈判(一种社会氛围下的公共议题式谈论),反思一般的权力关系问题,而不是讲“同工同酬”(没有一份工作是“同工”,也不会有任何工作是“同酬”;而且不同职业的确有男女优势的不同)、阶级对立(女性不是一个阶级,女性甚至也不是一个类似于族群一样的团体;男女组成家庭应被视为一个经济和生活共同体)。
女性已经获得了她们的筹码。因为在现代社会,男性的“牺牲”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而女性的“生育”却依然非她们不可。在这种情况下,为女性的工作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权力地位的提升,而提出“男性的让步”,是一件必然被接受的事情。就像我上面提到的“怕老婆”文化,其实就是谈判结果之一种。
但现在,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潮流并未衰退。用阶级眼光来看待男女“对立”的视角始终存在。在这种视野下对男权、父权的批判,变成了一种与反殖、反资一模一样的社会总体批判的潮流。它们只不过是制造分裂的另一张画皮,我认为是不利于男女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的。

2024.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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